截至北京時間4月27日，全球累計新冠病毒肺炎確診病例逼近300萬。在防疫常態化的背景下，數字經濟領域將產生哪些新機會？如何避免大面積失業的發生？全球供應鏈將發生哪些變化？
近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羅漢堂秘書長、湖畔大學執行教育長陳龍。陳龍認為，從宏觀到微觀、從供給到需求，再到人們的信心和資本市場都遭受到了疫情的全面衝擊。從政府的政策層面來說，各國針對疫情衝擊的救助政策，其本質就是續命，盡最大的努力讓大部分有生命力的企業活下去，企業是否能續命直接關係到失業率以及消費者的信心恢復。
數字技術在疫情中的角色
《21世紀》：疫情給世界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如何看待中國的數字技術在疫情中的表現，以及疫情會給中國的數字經濟領域創造出哪些新機會？
陳龍：要談機會首先要看到它帶來的挑戰。我們正面臨近幾百年以來未曾遭遇的經濟衝擊。從歷史上看，即便在戰爭時期，仍然有一部分經濟在運轉，但現在為了控制疫情，不得不讓經濟停擺，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在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停擺。
一方面，一些國家在控制住疫情後，仍不能預料經濟會有多大程度的壞死。另一方面，即使如中國這樣能夠較好地控制住疫情，要恢復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心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我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疫情帶來巨大負面衝擊的過程中。
再來說數字技術到目前為止起到的作用。這次疫情本質上是讓人們必須保持距離，經濟是從“無憂經濟”轉向“距離經濟”的過程，傳統的經濟活動的模式要求必須有近距離的協同接觸。而數字技術天然地能夠克服距離的障礙，因此它不僅在目前對抗疫情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之後的經濟復甦、經濟轉型中都會有很重要的意義。
面對這次疫情的全面衝擊，政府、企業機構、社會各界很快就學會了怎樣應對它，懂得了如何在混亂之中獲取信息。數字技術製造了一個信息的大市場，它將十幾億人的信息互聯在一起，我們通過它區別各地區疫情的危險程度和蔓延狀況，並有針對性地追蹤、檢測和隔離，這種方式對控制疫情起到了關鍵作用。西方國家現在也漸漸認識到這種方式的必要性，但他們最初認為這只是亞洲或者中國的事情，後來看到意大利的疫情相當嚴重了，再加上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發佈了研究報告，才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現在有能力的西方國家也都在學習如何聯結全民信息，掌握各地區疫情蔓延趨勢，追蹤、檢測、隔離可能受到感染的人群，在混亂的情況下調配物資。數字技術在這些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另外，像直播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的修建過程這樣的事，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信息透明、遏制恐慌的作用。
《21世紀》：政府在這次疫情中藉助科技公司的力量做了很多事，疫情過後合作是否會有新的模式？
陳龍：疫情給經濟帶來了全面危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調配資源對抗疫情，防止經濟壞死，同時能夠在疫情被控制後快速恢復經濟。歐美國家也採取的是擴大政府權力的對策。但政府沒有辦法獨自去做這件事，政府需要和企業協同。數字技術使人類的協同方式變得規模更大、更加複雜、參與度更高。一個大的協同市場需要數億人的參與，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傳統零售商的服務範圍只有幾公里，而現在很小的店開業就可能服務上千公里以外的用戶。疫情使全球經濟向距離經濟轉型，所以我認為政府與科技公司的合作還會持續，而且社會各界都將參與進來，這將帶來一個範式上的改變。
《21世紀》：最近經常被提及的案例是“非典成就了淘寶”，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另外，在此次疫情中我們也看到很多用戶數量激增的平臺，你覺得哪些領域可能產生一批新的巨頭企業？企業如何把握機會？
陳龍：不能說“非典成就了淘寶”。危機就像林火，大火會燒燬一些東西，但也讓新生物有了生存空間，會有新的繁榮。企業和企業家最大的能力就是把握不定性的能力，如果在巨大的困難中活下來，就有可能業務轉型。當時淘寶就正好遇到了此後線下向線上轉型的機會。
另外，數字化轉型本來是一個正在進行的趨勢，疫情使這場轉型提速，更快地朝著“距離經濟”的方向去了。我認為這是長期的改變。對於消費者來說，改變的是心態和習慣，如果有能夠替代距離的東西，他們就可能會轉向這樣的生活方式。對於企業來說，改變的是協同方式。數字技術如果不能成為企業商業模式的核心驅動力，企業可能會面臨巨大的危機。我認為現在大家都明白這一點。
當前宏觀政策是“續命”
《21世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家層面反覆提及“新基建”，你怎麼看“新基建”對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
陳龍：這次衝擊與以前不同，以前是衝擊某個行業，這次是對經濟全面的衝擊。中國的情況也與國外不同，疫情在中國春節前後發生，這個時候中國的經濟活躍度本來就比平時要低很多，但在全世界範圍內看，如果經濟沒有自然恢復的過程，那麼各領域都會受到很大影響。因此在刺激經濟的政策上，二者宏觀的著眼點會非常不同。
我認為現在國外的經濟政策與其叫作“刺激性的經濟政策”，不如叫作“續命政策”。西方國家整體的政策邏輯是，政府會承諾無條件地、沒有底線地提供支持。在財政政策上，國家計劃的財政開支非常大，比如美國達到了GDP的10%。貨幣政策採用減息增加貨幣供給的方式，降低借貸成本。
有人會質疑花錢這麼多是不是不負責任？首先我們要意識到，這是一次對經濟的數百年未有之衝擊，從這次疫情中我們可以得到的教訓是：越早動手，成本越低，經濟上也是如此。
第二點是絕大部分國家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考慮未來的投資，而是其經濟可能要衰退。衰退與蕭條的區別是有沒有大面積的企業死亡，和有沒有大面積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衰退就像一個噩夢，醒來後機體沒有壞死依然還能奔跑，但是有壞死就不行了，企業死亡後的重置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現在的許多宏觀政策都是有針對性的續命政策。
再來說新基建。用投資建設基礎設施的方式拉動經濟，如果它能夠改變我們國家的基礎設施，尤其是能進一步加強中國數字技術的基礎設施，那麼我認為這種投資是具有前瞻性的。
以歷史上的美國大蕭條為例，很多人想起來的場景都是美國的大面積失業，再看得遠一點，大蕭條也很像剛才我講的一場大火，加快了美國的電氣化進程，大蕭條前，美國農村只有10%用電，上個世紀30年代末，美國農村90%區域都用電了，那個時候的高科技就是電，同時，美國的很多高速公路也是那個時期完成的，這也帶來了很多機遇，以GE為代表的一些企業也就是在那個時期參與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所以說，新基建在當下對企業來說也有很多的機遇，如果能參與和幫助國家完成一些建設和轉型都是很好的。
《21世紀》：近期國際勞工組織在首次評估新冠病毒時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81%勞工。如何看待失業率的問題？政府能做什麼？
陳龍：失業率的飆升在西方國家已經非常普遍的出現，在中國這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為什麼會失業？首先是經濟停擺，人們很多消費沒了，企業也沒法運轉，有固定開支的企業肯定會受到衝擊。
以美國為例，美國500強企業的現金流平均只能維持7個月，小微企業只能維繫約一個月時間。我們也做過調研，中國大部分企業的現金流撐不過三個月，疫情持續時間久的話，很多企業是沒法恢復正常的。一方面是企業的現金流受到衝擊，另外消費者信心恢復非常慢，大家關心的都是和疫情相關的話題，有兩個詞的概念在消失，一個是消費者，另一個是投資者，這肯定會影響就業。
如何應對這樣的挑戰？在疫情之前美國的失業率是在其半個世紀內的最低水平，但是很快就跳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失業率，這在疫情期間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所以說現在需要續命的政策，讓困難的人和企業堅持下去，讓疫情過去後，他們還有能力去恢復活力。
這次西方國家的宏觀政策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非常具體，比如德國救小微企業的政策之一，鼓勵企業申請讓員工可以停薪留職或者說半工作狀態，這樣企業只需要付員工一部分錢，政府可以付最高80%的工資給員工，這樣減低企業負擔，也讓企業不要輕易解僱員工，實際上企業不到迫不得已是不願意解僱員工的。
西方國家疫情剛開始時，他們並沒有吸取中國的教訓，現在是一個非常痛心的結果。當西方國家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時，他們開始做非常大規模的、很極端的救助政策，具體包括他們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力度和政府表現出來的決心，還包括採取了非常具體的和引導渠道相結合的政策，關於要救誰和怎麼救都非常具體。
《21世紀》：如何看中國應對疫情的經濟政策？
陳龍：中國的情況是不幸也是萬幸，不幸是中國經濟是第一個受到疫情大面積衝擊的，萬幸是中國疫情最嚴重的階段是在春節階段，正常情況春節本身經濟也是一個相對收縮的狀況；另外，因為中國相對比較快和有力的控制住疫情，整體社會經濟成本更低一些。
今天可以看到，即便疫情控制得比較好，經濟上從消費到投資的信心恢復，都還需要一個比較長時間的過程；再加上全球疫情還在爆發，目前疫情本身對中國的大多數人影響是很小的，但是大家的心思都在疫情上。國外的疫情蔓延會依舊影響大家的預期和認知，影響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心。
中國動手得比較果斷，衝擊相對小，我們也越來越意識到這個恢復是個長期的過程，有很多挑戰，疫情對小微企業的影響越來越清楚，加上全球外需的停擺，疫情倒灌，這是個持續的問題，中國並沒有恢復到正常的情況，加上外部環境惡化，我們需要意識到這個問題，要考慮如何幫助更多企業和人渡過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