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加缪 右：萨特
两人的分裂在所难免。围绕加缪的《反抗者》，两人在萨特主编的《现代》刊物上发生论战。让松——刊物的一个普通编辑——写了长文抨击加缪，挖苦加缪是“君子”、“红十字道德”等，言词激烈。加缪怀疑这篇文章是受萨特的指使而写（事实上萨特也感到为难，因为他的刊物必须对《反抗者》发言，但又不同意加缪的见解，犹豫了一阵子后，才由让松写了上述文章，萨特也觉得措辞过于严厉），感到友情受了伤害，紧接着写了著名的“致主编先生”一信，将矛头对准萨特：“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两位朋友因思想对立而陷入情绪的激烈状态，一场“争吵”之后，从此势不两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问题最终成为萨特在这条线路上的滑铁卢：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萨特在接受采访时当即宣布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并且在其刊物《现代》上推出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专题，成为他和党派之间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萨特承认，在这之前，他“封闭了一切道德观念”和自我判断，而如今的自我回归让他欣喜。20世纪70年代以后，萨特谈到他在50年代是如何克服甚至压制早年的“道德主义”的，说那一切都是为政治现实主义让路。
其实，萨特早在戏剧《肮脏的手》中，已经表现出了他的矛盾心理，剧中描写党棍路易斯等人的粗暴和手段的卑鄙，实际上是对历史现实的批判。“匈牙利事件”是一个极限，他不可能允许自己矛盾下去。在以后的许多历史事件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为一切受压迫者说话，“成了一个观点举足轻重的道德在场者”。这就是说，他在道德人性的点上，与加缪殊途同归。然而，他和加缪都没有丝毫和解的意思。
第三个坐标是阿尔及利亚问题。因为加缪属于出生并成长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下层人，无论对法国人还是阿拉伯人，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偏偏这又是两个对立的点，冲突是经常的事。50年代中期，阿民族主义者不断袭击殖民地当局和普通的法国人，法国方面派出军队镇压，一时局势严峻。加缪一边写文章倡导和平，既反对法国政府的“愚蠢的镇压”，也反对阿人的“血腥暴行”；一边冒着生命危险飞到阿尔及尔，成立推动平民休战委员会，试图充当两边的“仲裁人”。结果是两边都不接受他，“阿尔及利亚历史上最后一次促进法国——阿拉伯和解的重要努力宣告失败”。
多少年来，为了那一方土地的安宁与晴朗，加缪一直身体力行，却始终存在一个盲点：他从未指出过殖民地行为的根本非正义性，对法国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罪行也始终保持沉默。这一点在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天，在与斯德哥尔摩大学生见面会上，被一名阿尔及利亚籍学生所质问。加缪解释说，他担心自己如果也去谴责法国殖民者，就会加剧阿民族主义者的恐怖行为，他们会将炸弹扔向无辜的黑脚法国人（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下层人），其中就有他的母亲，而他却在远离危险中安然无恙。他的“母亲先于正义”的诚实使许多人感动。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曾与戴高乐有过一次会面，并试图说服后者采纳他的中间路线。他一直在为营救被捕的阿尔及利亚人四处活动。他将多年来有关阿问题的文章结成集子出版，表达他的和平与人性理想。然而，现实永远比理想有力，1960年，加缪因车祸英年早逝，1962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一百万黑脚法国人被迫离弃家园，匆匆逃往法国或其他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萨特坚决支持阿民族主义者的暴力行为，谴责法国殖民者，像对苏联问题一样，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巴黎的集会上，在反对政府派兵的演讲中，萨特嘲笑了加缪的“改良主义神话”。由于法国共产党支持镇压阿民族主义者，萨特毅然脱离法共。他还在法国军队镇压阿起义者之后，在巴黎鼓动一些名人签名，鼓励应征入伍的法士兵逃亡（当时萨特还被控反对国家，是戴高乐说了“你不能囚禁伏尔泰”，因此豁免）。因此，法国殖民者顽固派组成的秘密军队，派人在萨特的住宅两次投放炸弹，当时萨特躲在一个朋友家里，老母亲也因为恰在浴室而幸免于难，但他的寓所被炸毁。萨特一直宣扬暴力的历史合理性，结果正是暴力差点让母亲丧命；而加缪认为“母亲先于正义”，试图寻求“母亲”与“正义”之间的永恒家园，结果是阿尔及利亚的正义使母亲永远失去家园。这真是一个反讽。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萨特和加缪沉潜于历史深处的真诚与尴尬，看到他们在人性道德上的相通。加缪1月4日遇难，萨特在1月7日的致哀词中说，加缪通过自己对历史的拒绝，“重新确立了道德事实在我们时代中心的存在”。他还说，他们“分手”以后，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共处”。是的，抛开一切，单单读一下加缪的小说《鼠疫》和萨特的戏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从加缪那位坚定地“介入”历史、默默呵护人性价值的医生身上，从萨特托一个逃兵用生命对整个20世纪进行人性审判的悲声中，我们就可读出他们是如何地为20世纪的历史和人性问题呕心沥血。阿隆森在书中深情设想，他们都住在巴黎拉丁区，是否会在路上偶遇，尴尬地问候一声？事实上，他们分手之后一直不依不饶地挑对方的刺，至死都未和解。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里那些萨特、加缪的崇尚者们，有不少成为日后中国知识界的中坚，他们面对时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20世纪中国最后20年的思想文化关怀，并在21世纪继续着自己的思考与书写。他们也在一定限度内不断地为国事、世事争吵着，成熟地和貌似成熟地解说着自己的价值观念、立场身份，批评和批判着别人的价值观念、立场身份。而且，有些人常常迷失其中，找不到自己的来路与去向。在新的世纪，如阿隆森所说，“激励并拆散加缪和萨特的最深层因素仍与我们同在”，因此“他们的智慧和思维盲点”也与我们同在。也许需要重新掂量20世纪50年代前后那段严酷的历史，那两个优秀的人物，两颗追求高尚的灵魂，是怎样在历史政治的旋涡中无情地遭遇裂解，又是怎样坚韧而雄悍地走出失地，坚守初始的终极情怀。
文章来源: 光明网－书摘（摘自《大学人文》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