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加繆 右：薩特
兩人的分裂在所難免。圍繞加繆的《反抗者》，兩人在薩特主編的《現代》刊物上發生論戰。讓松——刊物的一個普通編輯——寫了長文抨擊加繆，挖苦加繆是“君子”、“紅十字道德”等，言詞激烈。加繆懷疑這篇文章是受薩特的指使而寫（事實上薩特也感到為難，因為他的刊物必須對《反抗者》發言，但又不同意加繆的見解，猶豫了一陣子後，才由讓松寫了上述文章，薩特也覺得措辭過於嚴厲），感到友情受了傷害，緊接著寫了著名的“致主編先生”一信，將矛頭對準薩特：“我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多艱，但我還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斷絕了它……”兩位朋友因思想對立而陷入情緒的激烈狀態，一場“爭吵”之後，從此勢不兩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問題最終成為薩特在這條線路上的滑鐵盧：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薩特在接受採訪時當即宣佈了自己的反對態度，並且在其刊物《現代》上推出關於匈牙利問題的專題，成為他和黨派之間斷絕關係的獨立宣言。薩特承認，在這之前，他“封閉了一切道德觀念”和自我判斷，而如今的自我回歸讓他欣喜。20世紀70年代以後，薩特談到他在50年代是如何克服甚至壓制早年的“道德主義”的，說那一切都是為政治現實主義讓路。
其實，薩特早在戲劇《骯髒的手》中，已經表現出了他的矛盾心理，劇中描寫黨棍路易斯等人的粗暴和手段的卑鄙，實際上是對歷史現實的批判。“匈牙利事件”是一個極限，他不可能允許自己矛盾下去。在以後的許多歷史事件中，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他為一切受壓迫者說話，“成了一個觀點舉足輕重的道德在場者”。這就是說，他在道德人性的點上，與加繆殊途同歸。然而，他和加繆都沒有絲毫和解的意思。
第三個座標是阿爾及利亞問題。因為加繆屬於出生併成長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下層人，無論對法國人還是阿拉伯人，他都懷有深厚的感情。但偏偏這又是兩個對立的點，衝突是經常的事。50年代中期，阿民族主義者不斷襲擊殖民地當局和普通的法國人，法國方面派出軍隊鎮壓，一時局勢嚴峻。加繆一邊寫文章倡導和平，既反對法國政府的“愚蠢的鎮壓”，也反對阿人的“血腥暴行”；一邊冒著生命危險飛到阿爾及爾，成立推動平民休戰委員會，試圖充當兩邊的“仲裁人”。結果是兩邊都不接受他，“阿爾及利亞歷史上最後一次促進法國——阿拉伯和解的重要努力宣告失敗”。
多少年來，為了那一方土地的安寧與晴朗，加繆一直身體力行，卻始終存在一個盲點：他從未指出過殖民地行為的根本非正義性，對法國殖民者對殖民地人民的罪行也始終保持沉默。這一點在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天，在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生見面會上，被一名阿爾及利亞籍學生所質問。加繆解釋說，他擔心自己如果也去譴責法國殖民者，就會加劇阿民族主義者的恐怖行為，他們會將炸彈扔向無辜的黑腳法國人（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下層人），其中就有他的母親，而他卻在遠離危險中安然無恙。他的“母親先於正義”的誠實使許多人感動。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曾與戴高樂有過一次會面，並試圖說服後者採納他的中間路線。他一直在為營救被捕的阿爾及利亞人四處活動。他將多年來有關阿問題的文章結成集子出版，表達他的和平與人性理想。然而，現實永遠比理想有力，1960年，加繆因車禍英年早逝，1962年，阿爾及利亞宣佈獨立，一百萬黑腳法國人被迫離棄家園，匆匆逃往法國或其他國家。
在這個問題上，薩特堅決支持阿民族主義者的暴力行為，譴責法國殖民者，像對蘇聯問題一樣，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在巴黎的集會上，在反對政府派兵的演講中，薩特嘲笑了加繆的“改良主義神話”。由於法國共產黨支持鎮壓阿民族主義者，薩特毅然脫離法共。他還在法國軍隊鎮壓阿起義者之後，在巴黎鼓動一些名人簽名，鼓勵應徵入伍的法士兵逃亡（當時薩特還被控反對國家，是戴高樂說了“你不能囚禁伏爾泰”，因此豁免）。因此，法國殖民者頑固派組成的秘密軍隊，派人在薩特的住宅兩次投放炸彈，當時薩特躲在一個朋友家裡，老母親也因為恰在浴室而倖免於難，但他的寓所被炸燬。薩特一直宣揚暴力的歷史合理性，結果正是暴力差點讓母親喪命；而加繆認為“母親先於正義”，試圖尋求“母親”與“正義”之間的永恆家園，結果是阿爾及利亞的正義使母親永遠失去家園。這真是一個反諷。
站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會清晰地看到薩特和加繆沉潛於歷史深處的真誠與尷尬，看到他們在人性道德上的相通。加繆1月4日遇難，薩特在1月7日的致哀詞中說，加繆通過自己對歷史的拒絕，“重新確立了道德事實在我們時代中心的存在”。他還說，他們“分手”以後，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共處”。是的，拋開一切，單單讀一下加繆的小說《鼠疫》和薩特的戲劇《阿爾託納的隱居者》，從加繆那位堅定地“介入”歷史、默默呵護人性價值的醫生身上，從薩特託一個逃兵用生命對整個20世紀進行人性審判的悲聲中，我們就可讀出他們是如何地為20世紀的歷史和人性問題嘔心瀝血。阿隆森在書中深情設想，他們都住在巴黎拉丁區，是否會在路上偶遇，尷尬地問候一聲？事實上，他們分手之後一直不依不饒地挑對方的刺，至死都未和解。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學校園裡那些薩特、加繆的崇尚者們，有不少成為日後中國知識界的中堅，他們面對時代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用自己的方式書寫了20世紀中國最後20年的思想文化關懷，並在21世紀繼續著自己的思考與書寫。他們也在一定限度內不斷地為國事、世事爭吵著，成熟地和貌似成熟地解說著自己的價值觀念、立場身份，批評和批判著別人的價值觀念、立場身份。而且，有些人常常迷失其中，找不到自己的來路與去向。在新的世紀，如阿隆森所說，“激勵並拆散加繆和薩特的最深層因素仍與我們同在”，因此“他們的智慧和思維盲點”也與我們同在。也許需要重新掂量20世紀50年代前後那段嚴酷的歷史，那兩個優秀的人物，兩顆追求高尚的靈魂，是怎樣在歷史政治的旋渦中無情地遭遇裂解，又是怎樣堅韌而雄悍地走出失地，堅守初始的終極情懷。
文章來源: 光明網－書摘（摘自《大學人文》第7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