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就在頻繁的內憂外患中度過了。不過比起這些軍事行動，當年最具轟動性的事件仍是朱元璋清洗軍中二號人物邵榮的所謂“謀反案”，這起案件對朱元璋最終建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非常重要。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在中秋之夜將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這兩位郭子興舊部的代表人物全部誅殺於應天聚寶門，完成了對手下隊伍的一次大清洗。這一事件也超越當年困擾朱元璋的內憂外患，成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方面最具轟動性的事件，其中尤以誅殺邵榮這一此時濠州紅巾軍中的二號人物最為重要。
然而回顧整個邵榮案，卻會發現很多文獻的記載都語焉不詳。對於這位濠州紅巾軍二號人物之死，實在是有太多的疑問。
首先，關於邵榮案發和伏誅的時間就有分歧。俞本《紀事錄》記載為：
八月初七日，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等部海船於二村港，哨張氏，謀叛。部下士劉某遁回，密告於上。令平章廖永忠、都護康鐸（應為康茂才）邀飲，擒之。解至上前，泣數其罪，共宴數日。至中秋夜，俱斬於聚寶門。首告者授指揮，守廣德。
毫無疑問，邵榮伏誅是在中秋夜。然而在《明太祖實錄》中，邵榮伏誅則是在七月十三日，罪名也不一樣，為“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謀反，伏誅”。七月的說法見於宋濂所寫《張中傳》中，《明太祖實錄》中的時間當沿襲於此，而劉辰在《國初事蹟》中則和俞本《紀事錄》保持一致。那麼究竟哪個時間更可靠呢？
劉辰在《國初事蹟》中明確記載邵榮七月才返回應天，八月案發被捕；宋濂雖然在文集中記載了很多明初史事，然而時間順序經常錯亂。另一方面，俞本《紀事錄》中著重強調邵榮是在中秋夜被殺。綜合起來，還當以八月為可靠。
另一個問題，向朱元璋密告邵榮者究竟是何人？《明太祖實錄》記載為宋國興；《國初事蹟》只言是“元帥宋某”，沒有記載清楚究竟是何人；潘檉章《國史考異》則認為是宋國興的弟弟宋晟。
對此，楊士奇在後來為西寧侯宋晟所撰《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中記載宋朝用、宋國興父子“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潛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南臺，國興戰歿，命公（指宋晟）襲兄職。丙申……從克南臺，公父升廣德元帥。丁酉，隨廣德公克宣州，還，改廣德公天寧翼元帥，以老，留建康……己亥，（宋晟）襲天寧翼元帥”。然而，楊士奇的記載中有一個重大的時間錯誤，就是將邵榮案發的時間誤記為乙未年，即至正十五年（1355年）。也正是因為楊士奇的這一記載失誤，讓這段記載的時間都很成問題；《明太祖實錄》堅稱告發人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已經戰死的宋國興。
潘檉章在《國史考異》中則認為“元帥宋某”應該指的是宋國興的弟弟宋晟。然而宋晟在當時名位低微，雖然兄長戰歿，其弟襲職的記載應該沒有問題，但宋晟從其兄宋國興那裡襲來的只是一個總管，直到其父宋朝用以年老留應天一段時間後，才將其父“天寧翼元帥”的職務繼承過來。因此，宋晟當時並不具備向朱元璋密告的條件。總之，這個“元帥宋某”即使按照排除法也只剩一個人選了，就是宋國興、宋晟兄弟的父親宋朝用，也被記載為“老宋元帥”。
回到楊士奇的記載，宋朝用曾擔任“廣德元帥”，後來又“改天寧翼元帥”——這完全符合俞本記載的密告者“守廣德”的記載。因此，這個密告者確實最有可能是宋朝用。
然後，就是邵榮的罪名了。俞本《紀事錄》中記載的為“謀叛”，《明太祖實錄》中則是“謀反”，定罪明顯重於《紀事錄》。要分析這一點，我們有必要看看邵榮自己的供詞。劉辰在《國初事蹟》中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
太祖命壯士執邵榮、趙繼祖連鎖，置酒待之，問曰：“我與爾等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為一代君臣。爾如何要謀揹我？”榮答曰：“我等週年出外取討城池，多受勞苦，不能在家與妻子相守同樂，所以舉此謀。”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淚下。
這段對話中，朱元璋只是責問邵榮為何要“謀背”他，邵榮的供詞也只是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為手下開脫，希望能夠保全他們。由此可見，當時朱元璋為邵榮定的罪名只是要“謀叛”自己而不是更進一步的“謀反”，《明太祖實錄》所載更有可能是出於宣傳而進一步加重了罪名。
最後，要分析一下朱元璋處理邵榮案的方式以及常遇春在裡面的作用。到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手下的勢力已經又發生了變化，此時主要由濠州舊部（包含朱元璋嫡系及橫山歷次歸附人員、郭子興舊部）、巢湖水軍和渡江以來陸續歸附的人員組成。其中，朱元璋嫡系、橫山歷次歸附人員和渡江以來陸續歸附人員都是絕對服從朱元璋的；巢湖水軍自從廖永安被張士誠俘虜，朱元璋提拔廖永忠與俞通海共同統領後，也實現了對朱元璋的絕對服從；因此，只剩下濠州舊部中的郭子興舊部這一部分最難處理了。郭子興舊部中的張天祐、郭天敘和郭天爵都已經直接或間接地被朱元璋殺掉了，只剩下了邵榮和趙繼祖兩人。邵榮此時又是軍中二號人物，居於平章高位，戰功卓著，他的存在無疑會讓朱元璋感到如芒在背，必須進行處理。
朱元璋派去誘擒邵榮的兩員將領是廖永忠和康茂才。廖永忠是此時巢湖水軍的首要將領，康茂才則是在朱元璋渡江時帶領大批苗軍歸附的，屬於渡江後陸續歸附人員。朱元璋讓這兩人去誘捕邵榮而特意繞開了濠州舊部，無疑是不想走漏消息讓邵榮鋌而走險，由此可見朱元璋的精細周詳。
邵榮被捕後，無論哪一份史料都不約而同地記載了朱元璋很動情地與邵榮交談，談及兩人起兵的過往，兩人甚至流下眼淚。《國初事蹟》甚至記載說“太祖欲禁錮其終身，聽其自死”。而《明太祖實錄》和《國初事蹟》還都記載了常遇春勸朱元璋殺掉邵榮。《明太祖實錄》記載朱元璋“不欲即誅（邵榮、趙繼祖），繫於別室”並對諸將表示：“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此時勸朱元璋說：“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於是朱元璋含淚殺掉了邵榮、趙繼祖。劉辰《國初事蹟》中常遇春也有類似的勸說，認為留下邵榮“是違天也。所以後人仿效，遇春心實不甘”。
在徐達屯兵西線不在應天的情況下，常遇春能單獨勸說朱元璋，說明他已經憑藉紮實的戰功成為朱元璋集團中一位舉足輕重的將領，但他堅決勸說朱元璋殺掉邵榮，與之前勸說朱元璋饒丟掉安慶的趙伯中一命，可以說態度截然相反。這一方面可以說趙伯中與常遇春同屬渡江歸附，常遇春願意為他說話，另一方面卻也可以說是朱元璋授意常遇春這樣做的，朱元璋自己唱紅臉，讓常遇春唱白臉，最終實現清洗掉邵榮的目的。這可以說是朱元璋一開始就設計好的一個圈套。
朱元璋執法以嚴格著稱，之前的餘元帥、趙伯中等人，都因為戰敗失地，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誅殺。但對於身負“謀叛”大罪的邵榮、趙繼祖等人，朱元璋則上演了一出溫情戲碼。這無疑說明：一方面，邵榮等的罪名是很成疑問的，內部不同意見很多，朱元璋需要很表現出於他也不願意殺掉邵榮，以求平息輿論；另一方面，即便是如此，朱元璋還是堅持殺掉了邵榮，足見權衡利弊後，認為殺掉邵榮能夠為自己帶來的政治利益大於損害，因此邵榮必須死。
事實說明，朱元璋確實達到了目的，邵榮、趙繼祖死後，郭子興舊部這一勢力徹底被打壓了下去，再也不能興風作浪。這一切都保證了在次年與陳友諒生死對決的鄱陽湖決戰中，朱元璋能夠令行禁止，不用擔心內部再出現問題，也奠定了他此後能夠迅速發展並最終登上權力頂峰的基礎。
本文摘自《朱元璋的正面與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