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澤民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經濟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
韓武斌：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經濟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篇短文，《辯護人，你夠了》！掀起了律師界的“口誅筆伐”。作者痛斥了“表演派律師”、“認罪認罰後任性翻供”的被告人，堅定的表達了庭審結果是“國家不允許媽媽輸。”整篇文章緣起於一場認罪認罰從寬背景下的庭審過程。對此，筆者談談關於認罪認罰從寬的問題。
一、認罪認罰後被告人是否該“安當”
文章中檢方公訴人忙前忙後，來回奔波，終於爭取到了被告人的認罪認罰，同時要求被告人庭審時保持安當。不知此處的“安當”應如何理解？是讓被告人庭審時一言不發，保持沉默，儘快走完庭審程序？還是對關鍵事實、定性不持異議，配合完成指控？無論怎樣，認罪認罰的被告人仍有不“安當”的權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意義在於簡化訴訟效率，獲取實體從寬。認罪認罰後對指控的罪名和主要事實應不持異議，可以適當簡化程序，但是不可簡化被告人在庭審中對有爭議事實和證據的辯護與質證，被告人仍可對個別事實情節提出異議，或者對行為性質提出辯解。尤其是在審判之前，被告人並未充分了解案件的事實與證據，一旦進入庭審程序，發現案件事實和證據並不是那回事，當然可以不“安當”。
二、認罪認罰後被告人是否可以翻供？
翻供，一直是讓檢法頭疼的事情。正如檢方公訴人所說，“說好的認罪認罰呢，你是在耍我嗎？”
但是其將被告人翻供歸咎於辯護人所教，辯護律師可不背這口鍋，律師教當事人翻供，從來不被允許。《刑法》、《律師法》始終是懸在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教當事人翻供，這可是件大事，輕則受到執業處分，重則落得個吊銷執業證甚至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結果，誰也不敢也不願“頂風作案”！
其實，律師對翻供也頗為“捉急”，庭審時，當事人要是當庭翻供，辯護律師可謂來不及一點點防備，抓耳撓腮。可是，即使這樣，法律也未禁止翻供，也不限制犯罪人翻供的時間，只是規定翻供後，如何採信供述的規則。更何況，實踐中確實存在引誘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情形。有時，為了追求程序效率，公訴人會以認罪認罰後給予從輕處罰的口頭承諾，宣讀完認罪認罰告知書，讓被告人簽字。此時，被告人是否真的清楚認罪認罰的意義，得打個問號。
司法實踐中，不乏有檢方在與被告人協商量刑之後，讓被告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但量刑一欄卻是空白。最後提交法院時，任由檢方之手大筆揮出自己想要的數。量刑建議一出，說好的從寬呢？當事人得知之後，不是原來的那回事，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刑期仍是如此之重，不知從寬的意義何在，從寬完全被虛置，量刑不能可視化，難以窺探從寬的具體幅度，犯罪人知悉後深感“受騙”，怎能在庭上不翻供。
三、認罪認罰後律師是否可以作無罪辯護？
檢方公訴人反感辯護律師罔顧事實和證據，一上來就做無罪辯護或者輕罪辯護。確實，無罪、輕罪辯護的策略應建立在事實和證據之上，恰當選擇。但是不是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就不能做無罪辯護呢？不。有人認為，辯護人的辯護權來自於當事人的委託，既然當事人以及認罪認罰，作無罪辯護豈不是違背了當事人的利益。非也，辯護律師接受委託之後，仍具有獨立辯護權，能夠根據案件和事實，發表當事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意見。同時，認罪認罰具結書籤署的法律後果針對的是被告人本人，而非辯護律師，律師辯護只是作為見證者，證明被告人簽署具結書的真實性、自願性。因此，即使當事人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辯護律師仍然可以做無罪辯護。
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之下，控方與辯方的職能一致，都是協助人民法院全方位多角度的認清案件的事實和證據，從而幫助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罰。控方與辯方有對抗，是由刑事訴訟制度設計的藝術之作，控方代表國家控訴被告人，辯方為被告人辯護，皆是在刑事訴訟的框架下履行各自的職責，共同為一場公正的審判而服務。在刑事案件的辦理過程中，對於控方和辯方都不應該有所謂的輸和贏，我們不能夠拿當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富去做賭注，這不是屬於控方和辯方的賭博。因此“國家不允許媽媽輸”的觀點有待商榷。當然，該文所述的其他部分現象也確有存在，需要認真反思，但更應深思文中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尤其是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背景下，控方與辯方履行職責進行量刑協商時，如何為被告人確定具體的量刑幅度是一個亟需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