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李君第二次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赴京了。
去年第一次參會，正是他在四川省蒼溪縣岫雲村當黨支部書記的第十年，他往行李箱裡妥帖地裝上了6張雜誌大小的照片，那是岫雲村十年前後的對比照：一邊是土坯房，一邊是白牆紅窗框的兩層小樓；一邊是泥濘山路，一邊是平坦的水泥路面。“這些要帶到北京去，在會上如果有機會，我要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講一講。”
事實上，他也確實如願做到了。
而今年，李君把照片換成了畫冊。他很驕傲，也很迫切，想把自己在扶貧一線的成果讓更多人看到。“我希望能把曾經非常非常差的一個村子在這些年經歷的變化，真切地展現在我們的領導面前，展現在我們的記者朋友面前，讓他們看到一個落後的地方，通過我們的奮鬥，能真真正正地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
今年參加兩會，李君帶來了關於岫雲村的畫冊
“曾像小孩一樣癱在地上哭”
平頭、半框眼鏡、圓臉、白皮膚、一身得體西裝……今年34歲的李君看上去像意氣風發的青年企業家。實際上，他的確是“岫雲村”品牌的打造者和實際掌舵手。除此之外，他的另一層身份，是岫雲村的黨支部書記。
11年前，岫雲村還是一個遠近聞名的貧困村。偏僻，距縣城52公里；貧瘠，沒有礦藏、沒有沃土、沒有旅遊資源。那些年，李君從這個山村走了出來，到省城唸了一所重點大學，學的是計算機專業。
在城市裡生活了五年後，也是四川遭遇地震的那一年，李君選擇回到岫雲村。先是兼任村主任助理，兩年後就擔任起了村支書。“冠冕堂皇地講，回鄉是因為情懷。更實際一點地說，我看到了機會。”
現在，李君能在各種會議、座談會中侃侃而談，面對媒體鏡頭也毫不怯場。但在11年前，他剛剛回村任職的時候，他曾掰著手指頭數著自己的挫敗時刻——以自己崩潰大哭的次數為計量單位。“一共哭了八次，像小孩一樣癱在地上哭。”
“一開始我以為當支部書記很簡單。我以為自己念過大學、在城裡大公司裡做過事，回去搞農村工作應該很好搞。”但現實遠不如他所願。李君回憶，當時村裡要修一條路，住山上的村民說要從山上往下修，住山腳的說應該從下往上，還有住半山腰的說要從中間開始修……他一下就“瘋了”。
工作時間久了，李君才理解，村民的“蠻不講理”是出於對幹部的不信任。“因為你才回去當支部書記，村民不信任你，怕你修了上面就不修下面。”隨著李君任職年限越來越長，村裡的經濟情況一年年好轉，這樣的“刁難”才逐漸減少。“你給了老百姓承諾和期許，但萬一你這個事兒沒幹完就走了的話，不管是你還是今後接手的幹部都會失去村民的信任，所以說，你跟老百姓說的每一句話都得兌現。”
“不敢說他好話，怕他被調走了”
11年過去了。在李君看來，“毫無特色”的岫雲村，在他的規劃下，不僅完全脫貧，甚至家家致富。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李君堅持“什麼都賣，還要賣出好價錢”。
李君自嘲是學錯了專業。雖是學計算機出身，但他連如何重裝系統都不記得了。而作為整個岫雲村的“產品經理”，他對岫雲村今後的發展方向、產品的包裝營銷思路，卻脈絡清晰。“大部分的農村並不適合大規模、集約化生產，所以我們以家庭為單位，走精細化生產的路，重點就是要打造品牌影響力。”李君說，“還沒脫貧的時候，主要想的是建基礎設施，現在主要想的是，怎麼讓岫雲村這個品牌走出去、實現更大價值。”
在很多人看來，李君的營銷天賦驚人。他擅長打造品牌，比如農戶散養的綠色環保禽類、牲畜，他給冠名“歲月鴨”“時光雞”“年華豬”，整合了線上線下的銷售，賣出了好價錢。“我們村一個殘疾人在家都能年收入兩萬元以上，就是靠養雞養鴨。”村裡還入股在成都開了三家餐廳，主打農家環保食材，生意紅火，“整個岫雲村本身就是最大的品牌。”
回鄉“創業”幹出了成績，李君名聲在外。近幾年，他都面臨著通過遴選進入體制內、或是繼續留在岫雲村的抉擇。有一年，省裡表彰優秀基層幹部，到岫雲村找群眾座談。結束後有村民對李君說，不敢說他好話，怕他被領導賞識後就調走了。
在父輩傳統觀念中，學而優則仕，“祖祖輩輩沒有當官的，我外公一把年紀了還來給我做工作，說娃兒你應該去當官。”李君坦言，自己是“真糾結”。
接受國家對好乾部的提拔，還是延續扶貧工作？對很多扶貧幹部而言，都是兩難的選擇。但李君認為，在國家層面，扶貧幹部不管如何選擇，都能夠助力扶貧工作地繼續。“你調上去當鄉鎮幹部、縣委書記，只要你懂農村懂農民，到了更高的崗位其實可以服務更多的人。”
李君也在思考，如果岫雲村脫貧致富的模式可複製、可推廣，那他願意去帶動更多的村莊、鄉鎮，將自己探索出來的路鋪平、拓寬。
但是李君一直沒有離開岫雲村，一直當著村支部書記。他也不避諱談論跟他一樣的基層幹部、扶貧幹部。瞭解到宜賓市斯慄村的“50後”扶貧幹部張曉清，癌症晚期仍惦記扶貧任務，李君感慨：“基層幹部全是有奉獻精神的，沒有奉獻精神的人是當不了基層幹部的。”
“待遇留人是最直接的”
李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他今年也帶來了關於提高基層幹部待遇的提案。“基層待遇差、工作環境差、工作壓力大。”李君認為，只有對他們關心關愛，鄉村振興事業才會後繼有人。
另一方面，李君也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家庭生活問題。多年前，他的妻子可以為了他辭去成都的工作來到農村，但面對6歲兒子的教育問題，妻子跟他產生了“至今最大的分歧”。李君希望妻兒陪伴在側，但兒子在村裡長到了4歲，妻子就堅決帶兒子到成都上學了。“我兒子現在對我都沒什麼感覺了，老師問他你爸爸是做什麼的，他說我爸爸是開會的。”李君苦笑了一下。
李君認為，自己面臨的問題正是現在基層建設和扶貧工作最關鍵的問題之一。農村最短的短板，是教育和醫療，最缺的人才，也是這兩類人才。“現在硬件真的很不錯，學校建得很漂亮，但招不到高水平老師；醫院設備很先進，但可能沒有人會用。”李君加重語氣說，“我今年要用粗暴的方式留人，就是提高待遇，城裡給五千元工資，到我們村來工作，我們給開八千甚至一萬元。”李君忍不住比劃著數字。
“待遇留人是最直接的，我也是一個直接的人。”說完自己也笑了一下。
紅星新聞全國兩會報道組記者 莊夢蕾 北京報道
編輯 汪垠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