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短的前言
公元3世纪末期，中古世纪的中国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当八王的人头成为第一批祭品之后，滴血的弓刀和狂暴的铁蹄继之而起，将一度称雄东亚的中国撕成了两半——汉人政权退守南方，建立了联合执政的贵族寡头式政体，即门阀政治；胡人纵横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个主要的割据政权，即通常所说的十六国。
公元5世纪上半叶，以刘裕为首的京口寒族军功集团终结了南方的门阀政治格局；几乎与此同时，定都平城的拓跋氏也结束了北方的战乱局面。由此开始，东晋十六国时代落下帷幕，古老的中国进入了大分裂时代的第二阶段——南北朝。
“狼殿”系列当中，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东晋帝国的历史；接下来的一系列故事中，我们将着重讲述十六国的历史。之所以把东晋和十六国分开，是因为在此历史阶段内，南北方的主要历史矛盾不同，南方的症结在于皇权与门阀的冲突，北方的问题在于胡汉文明的碰撞。
如果对十六国的历史主题做一个提炼，我们认为这个关键词应该是“涅槃”。此起彼伏的十六国酝酿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塑造了隋唐帝国的雏形，但不同的文明互相融合的过程也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一方面表现为烽火连城的战乱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表现为所谓风云人物的不甘与挣扎。
因为走马灯似的十六国极其纷乱复杂，所以这段历史的普及性不是很高，至少不像三国那样妇孺皆知。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车载斗量，多不胜数，论及故事的精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毫不逊色于三国时代的英雄豪杰，比如“暴走之虎”李特、“偷天者”刘渊、“戴枷锁的王”石勒、“铁王”张寔、“疯王”石虎、“折翼之龙”慕容翰、“无双战神”慕容垂、“圣天王”苻坚、“天王之手”王猛、“流浪者”姚襄、“佛皇”姚兴……
虽然他们都创造了叱咤风云的事迹，但在悲剧性的时代洪流里，他们只是湍流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如果说动荡的十六国是一幅底色为黑的画布，那么他们就是一个个以刀剑为画笔的画家，在画布上尽情地泼洒下了自己的壮志、欲望、信念、野心、忠诚、背叛、仁慈、暴虐……通过阅读他们的传记和相关记载，即使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在那个时代里的惶惑、焦灼与恐惧。
没有谁是成功者，他们只是时代的祭品而已。
一、入蜀
一阵清凉的晨风掠过山岗，匍匐在草丛中的几个猎人贪婪地深吸一口夹杂着土腥气的空气，目光不约而同地对准了嘉陵江边的一个山坳。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大中型猎物往往会集中出巢觅食，对于猎人来说，这是击杀猎物的黄金期，如果错过这个时间段，等到日上三竿的时候，那些诱人而狡猾的猎物就会如同落入大海的雨滴，明知道它们就躲在树荫里、荆棘里、草丛里，却难觅它们的踪影。
忽然，山坳里像炸开了锅一般，鸟雀惊飞，狐兔乱奔，这是一个讯号，意味着出现了凶猛的野兽。猎人的头目尽量以最轻微的声响做了一个意味很明确的手势，示意同伴稍安勿躁，放过那些鸟雀狐兔，集中全力捕杀那头还没有露面的猛兽——从山林里动静很大的聒噪声来看，那头猛兽的体型定然不小，若是击杀了它，整个部族的人或许都能享受到一顿饕餮盛宴。同伴们领会了头目的意思，纷纷搭箭上弦，拉开手中的白竹弩，全身神经紧绷，目不转睛地望着山坳里的小道。
伴随着深沉而威猛的咆哮声，山坳里掠过一股劲风，跳出了一头身长七八尺的白色猛虎。猎人头目屏息凝神，把弓弦拉到最大限度，聆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和弓背发出的轻微的咯咯声，等白虎进入视野开阔地带之后，口中一声呼哨，放开了弓弦。与此同时，他的同伴也同时射出了锐利的竹箭。
下一个瞬间，十几支竹箭从不同方位深深刺入了猛虎的身躯，吃痛的老虎发出一声开山裂石般的嘶吼，飞扬着四只轻捷锐利的爪子，直奔猎人所处的方位而来。那猎人头目又是一声呼哨，招呼同伴开弓引箭，发出了第二轮攻击，猛虎窜了几步，猛的扑在地上不动了。猎人头目站起来，用带有蜀地口音却难以理解的土语吩咐了几句，紧接着，他的同伴们收好弓箭，拔出佩戴在腰间的猎刀，从后背取下一种叫作板楯的木制盾牌护在身前，排成扇状缓缓向白虎尸身靠拢。确认白虎已死之后，猎人们齐声欢呼，兴奋的呼喊声在山野上空久久盘旋不去.......
在历史记录者笔下，这些身穿兽皮、腰悬白竹弩、背负板楯的蛮人被称为賨（cong）人。賨人的具体来由已不可考，早在先秦时代，他们的身影就经常出没在嘉陵江流域的草野间，等到秦始皇一统六国，他们的活动区域已经扩展到了汉中地区。秦汉之交，汉高祖刘邦为了冲破项羽的封堵，在平定关中的过程中似乎还曾经借助过賨人的力量。东汉末年，巴蜀以及关中兵连祸结，賨人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了战乱当中。建安二十五年（215），曹操击破张鲁，五百多户賨人聚众来附，被曹操安顿到了略阳临渭（今甘肃清水县附近）。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七十六年后，即元康元年（291）夏末的一个黄昏，在赵王司马伦的率领下，一支曲折如蛇的队伍在雍梁大地上的崇山峻岭间逶迤而行。此时，司马伦有一个新的身份——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作为氐人和羌人的主要聚居地，关中历来存在一些敏感而棘手的政治问题，朝廷派驻司马伦镇守该地，显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然而对于司马伦而言，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用军事手段解决，而所有的军事手段都只为一个目的服务——敛财。
元康六年的夏季，敛财无度的司马伦粗暴地处死了几个异族酋长，一夜之间，轰轰烈烈的大暴动开始了。消息传到遥远的洛阳，贾南风震怒，下令革除司马伦的职务，命令他回京候命，由朝廷另外安排人选接替空缺。很不幸的是，贾南风用人不当，接替司马伦职务的新任长官也是酒囊饭袋，到任之后非但未能平息事端，反而致使民变愈演愈烈，因除三害而闻名的周处就是因为上级的颟顸无能而魂断沙场（中间的过程不再详细叙述，具体细节见于《狼殿》）。更为不幸的是，这一年冬天，血流成河的关中发生了严重的瘟疫。
第二年的情况更糟，瘟疫继续肆虐，天气久旱无雨，庄稼颗粒无收，商贾囤积居奇，斛米价值万钱。为了活命，老百姓不得不易子而食。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即使灾情如此严重，洛阳方面也没有推出有实际意义的赈灾措施，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颁布了一道诏书，严禁百姓买卖子女。当然，这对于缓解灾情没有任何帮助，老百姓并不会把这道唱高调的诏书放在心上。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一年的秋冬之交，十多万灾民开始向汉中盆地流动，成汉政权的奠基人李氏兄弟就在其中。
元康八年正月，帝国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按照古老的天人感应学说，地震并非单纯的自然灾害，而是天神对无道天子的一种暗示。或许是因为担心再遭到上苍的惩戒，朝廷这才颁布诏书，命令关中地区的各级长官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然而为时已晚，如同蚂蟥一般卑贱而坚韧的灾民已经即将到达汉中盆地。
十几万灾民，拦肯定是拦不住的。汉中地区的长官唯恐流民发动暴乱，不敢封锁边境，只好打开关卡，放流民入境。汉中虽然有些余粮，但为数不多，应付一时半刻还可以，时间久了必然招架不住。流民知道汉中长官的难处，并没有为难他，而是向朝廷上交了一份联名信，请求寄食于巴蜀。且不说巴蜀的粮储能不能填饱这几十万张嘴，仅如何解决流民涌入巴蜀而带来的治安问题就是一个棘手难题。有鉴于此，朝廷拒绝了流民的请求，并派遣了一个特使奔赴汉中进行宣传工作，敦促流民尽快返回故土。
关中的战乱此时还没有彻底平息，千沟万壑的黄土上满目疮痍，返回故土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天灾人祸的折磨，所以大多数流民打心里排斥回乡。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凑了一笔丰厚的资财送给特使，请他在朝廷里代为美言几句。特使得了馈赠，同情心大发，很快就提交了一道奏文，请朝廷体谅一番流民的难处。不久，朝廷的批文下来了，特许流民入蜀。
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里，朝廷的态度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特使的奏文或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会很大，最为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西晋朝廷事实上的执政者贾南风正忙于处理庙堂内部的政治斗争，无暇顾及其他。换而言之，对于此时的贾南风来说，巩固权力才是重中之重，其他事情都是旁枝末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