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不缺乏歷史知識，缺乏的是歷史觀點，讀史修史，皆貴有識。
——鄧之誠
趙匡胤以武將黃袍加身，但北宋卻沒有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代，反而歷九帝共167年，不僅有《清明上河圖》的繁華，更有11世紀的人才盛世。"靖康之恥"後的南宋面臨北方強敵，雖偏安東南一隅卻歷九帝再續153年趙宋國祚，也有錢塘榮華，海運之盛，理學之興。充滿矛盾的320年宋史始終是瞭解剖析封建王朝的經典樣本。
《東京夢華錄》和《武林舊事》以"詞貴乎紀實，且使世俗易知"為原則，寫盡了北宋汴梁和南宋臨安的城市經濟繁榮和市井生活的豐富多彩。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的序言中卻以不同於正文的白描手法，用充滿感情的筆觸，不吝筆墨地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敗。
除了制度方面，對於北宋徽欽二帝應對無方，《朱子語類》中更是反覆提及。對於宋徽宗朱熹評論到："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一件事作得應節拍"。對宋欽宗更是說："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策，繞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即便是針對南宋皇帝的批評，《朱子語類》也是毫無顧忌地加以引用記載，如"張戒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戒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對於北宋，朱熹整體的議論是"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這個天下，不敢作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亦不敢設施一事，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為如此，安得天下不亂"。這段議論其實已經觸及到了了北宋"守內虛外"、"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以及"祖宗之法"的核心問題。除了《朱子語類》，兩宋還存在大量的文人筆記，其間除了詩文之外，對於國策、人物都多有涉及，這既體現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特色，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出宋代的輿論環境還是相對寬鬆的。
元代對宋史研究最大也是唯一的歷史貢獻就是編纂了讓後人又愛又恨的《宋史》。《宋史》、《遼史》和《金史》同時開工編纂，丞相脫脫為三史都總裁官，參與編纂的學者不僅包括漢人儒臣，也包括蒙古、回鶻、回族等少數民族學者，這是歷代正史編修中的一次創舉。同時，三史同修既避免了誰為正統的爭論，也豐富可供相互印證的歷史資料。為了保證修史經費的保障，脫脫將江南三省南宋時的學田錢糧專款專用，使得修史順利進行。然而時值元朝末年時局混亂，政權岌岌可危之際，脫脫的繼任者阿魯圖又不諳於漢語，兩年半時間便完成三史的定稿刊刻，對於修纂三史這樣宏大的文化工程來說顯然太過倉促。《宋史》卷帙浩繁，材料豐富，以今天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版權頁信息比較，496卷的《宋史》共813萬7千字，高居正史榜首。但是《宋史》的一人兩傳，前後顛倒，資料相互牴牾，凡此總總紕漏，隨處可見。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一書，於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
正是由於元人修纂《宋史》過於匆忙，章法凌亂，菁蕪共存難辨，到了明朝，時人就開始有了重修《宋史》的動議，然而直至明朝滅亡也未見動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明成祖時期《永樂大典》的修纂佔用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其後的朝廷已經無力負擔另外一個大規模的文化工程。不過，這絲毫沒有影響明代的宋史研究水平，反而是在明朝迎來了宋史研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明代德清人陳霆《兩山墨談》中記載"元末韓山童者，自言祖父系宋㣧，國亡變姓……其他所在兵，皆以興宋為詞"，可見，即便過了近百年，趙宋在民間仍舊有著較強的號召力。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成為元末民族矛盾中的漢人追求的目標。開國之後，明代很多政策制度本身就是元代和宋代的混合體。編撰《宋元通鑑》的薛應旂指出："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明成祖北征蒙古無功而返， 回師途中死於榆木川，再以後的明代就面臨著和宋人同樣的境遇:北有強敵，瓦剌或者韃靼，再之後還有取而代之的滿洲。同時，明代重拾科舉，儒學再興，為宋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人才，明代的宋史研究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展開的。洪武到正德年間是明代宋史研究的起步初創期，從嘉靖至明亡則是明代宋史研究的大繁榮時代，而這期間也正是明朝北部邊患最為頻繁，民族矛盾逐漸加劇的時期。明代產生了123部宋史著述，存世的62種基本都成書於這一時期。
明人所著宋史既有紀傳體也有編年體，前者如王洙的《宋史質》和柯維騏的《宋史新編》，後者如薛應旂的《宋元通鑑》和王宗沐的《宋元資治通鑑》，尤其後兩部書將宋元歷史視做一個整體加以觀察，這是明代宋史研究的一大創新，對今人將唐史、五代史與宋史進行整體研究的治學方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明人還創新出了"本末體"的修史方法，最著名的當屬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作者在序言中有段極為精闢的論述，一語道破宋明之間的歷史聯繫：
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
"證往而訓來，考世而定治"，經世致用，從宋代的治亂得失中汲取歷史經驗為本朝所用，這是明人治宋史的根本出發點和目的，故而在論及宋史時能夠明顯看出對現實的投射。以《宋史紀事本末》為例，佔據該書篇幅前五位的"紀事本末"分別是：王安石變法、秦檜主和、二帝北狩、蒙古陷襄陽和蔡京擅國，明人對宋史的關注點其實就明代當時內政、外交的重點。
清代的宋史研究明顯不如前代，原因在於宋代那樣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此時早已蕩然無存。述說明史為清代治史者所禁忌，民間私修《明史》者無不以身首異處為結局。於是，清人找到了一條言論明史的迂迴道路，那就是治宋史。所謂"論宋"實為"論明"的故國之思，清初複雜的滿漢民族矛盾寄託了學人研究宋史"明亡追究"的潛隱動機。明末清初誕生了不少至今仍被宋史學者重視的重要論著，如王夫之的《宋論》，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清代對宋史研究最突出的貢獻在於利用編纂《四庫全書》的絕佳時機，對《宋史》進行了校正勘誤、考證、訓詁，這也是乾嘉學派樸學之所長，今天所見《宋史》正是以此為底本。
圖 2宋代交子目前仍未見實物，這是"北宋人物倉庫圖印鈔銅版"的拓片。圖中特別標明"除四川外"，宋代的
清末民初，西方列強圍獵中國，洋務興起，西風東漸，中學式微，宋史研究也陷入停滯，相關著述漸次凋零，有見地的議論當是嚴復在《與熊純如書》中提到的:
"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 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於今日現象者 ，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辛亥革命前後，宋史研究出現一種特殊的現象，那就是日本學者的加入。如內藤湖南在《唐宋變革論》提出了著名的"唐宋之變"，並且就中國歷史分期這一問題提出了宋代是從中世向近世的轉折。抗戰時期，抗拒外侮的戰爭史無前例地激烈，民族存亡成為大是大非的關鍵問題。楊家將、岳飛這些宋代抗擊外來侵略的愛國者順理成章成為全民族抗戰的象徵和崇敬的英雄。這就給宋史研究者提供了絕好的發揮空間，此間宋史大家當屬北京大學的鄧廣銘先生。1943年，正值抗戰最堅難的對峙階段，陳寅恪先生在《鄧廣銘序》中寫下了那段被千百次引用的名句: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廕百十人矣。
文史不分家，文為形式，史為內容。從孔子著《春秋》開始，治史之路綿延兩千年而未曾斷流，僅僅作為正史的《廿四史》就達4000萬字！古今中外，唯我華夏。何以如此？這是農耕文明的生產方式決定的。農耕對於經驗有著很強的依賴，春種夏長秋收冬藏，天氣、地理和水利，一切需以時令為準繩，急不得更是拖不得。故而，國人注重經驗的積累，更會及時終結經驗和教訓，總是習慣性從過往中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至於歷史，就是人類的經驗總和。
宋人對過往王朝的成敗得失尤其重視。歐陽修以一己之力重修五代史而後有《新五代史》，成為廿四史中唯一的私修正史。幾乎就是同時，他又和宋祁、範鎮、呂夏卿等人歷時17年，奉詔官修合撰而成《新唐書》。司馬光更是避居洛陽，耗時19年而編著成400萬字的《資治通鑑》。正是對於唐代、五代歷史教訓的及時總結，方有北宋的東京夢華。即便如此，有宋一代依舊成為了後來人的殷鑑。
武人篡位、宦官專權、女主幹政、外戚獨大，這些曾經導致王朝覆滅的陷阱，宋代通過制度設計都完美地一一跳過，卻不想落入了一個更大的陷阱:黨爭。所有的陷阱都是自己事先挖好的，唯一不確定的是什麼時候掉入哪個陷阱。這是宋朝的宿命，也是所有封建王朝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