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熱播劇《清平樂》中，有這樣一段劇情，仁宗親政之前，與劉太后爭權的過程中，
遇上天降大旱，為祈雨仁宗下令各宮均減膳祈福，自己率先帶頭做表率“節食”，但唯獨劉太后宮中例外，只象徵性減了一兩道菜。劉太后對此不滿，認為這是仁宗向自己要權的表現，堅持一同減膳祈雨。問題來了：祈雨是什麼好差事嗎？皇帝和太后竟要搶著幹？
別說，在古代祈雨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幹的事，須得有點身份地位。每遇天災，比如干旱、雨澇、地震等，帝王都要想辦法向上天表明心跡，祈求減免災禍，因此各種祈福儀式隨之而生。
在宋代，就有這樣一位皇帝，為了祈雨，幾次下詔，將以自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以祈蒼天。
這位皇帝，便是大名鼎鼎的宋太宗趙光義。
01 皇帝的自焚式祈雨
趙光義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胞弟，二人一文一武，可謂術業有專攻，但都是行業領域內的拔尖人才。
趙匡胤自幼尚武，領兵打仗不在話下，沒有拼爹的情況下，獨僻蹊徑，自己闖出一條路，成為後周軍事重臣，並由此上位，黃袍加身成為皇帝。
那時候，太宗趙光義只是跟在二哥身後跑的真•弟弟。
趙光義的前半生，沒有兄長那種熱血英雄式的精彩，但他喜歡讀書，連趙父在外領兵打仗，都不忘給這三兒子蒐羅書籍。
不過，趙光義書讀得多，道德修養上未必高於常人，反倒是因為習文而煉出滿肚子的算計和城府，當趙光義力壓侄兒趙德昭、趙德芳以及親弟趙廷美登基上位後，這種陰謀作派也浸透到治國理政當中，甚至連祈雨這種與上天溝通的儀式，也充滿了詭詐和作偽的意味。
端拱二年，大宋遭遇大旱，同時還有慧星過境，都是不祥之兆，按照古代帝王的慣例，這時候就該降下罪己詔，或是其他詔令，與上天溝通，祈求早日降雨。
趙光義身為皇帝，自然熟悉這一流程，甚至還自創了“自焚式”祈雨法。
《宋史•太宗本紀》記載：“以歲旱、慧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淳化二年，再次遭遇蝗旱，宋太宗親自擬詔稱將自焚。
《宋史•太宗本紀》記載：“己巳，以歲蝗旱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而雨，蝗盡死。”
如果說一次是衝動，那兩次肯定是蓄意，雖然在淳化二年這次“自焚詔”事件中，第二天確實降下大雨，蝗蟲盡死，似乎是上天應了趙光義的祈求，是對他自我犧牲的肯定，但真實情況真的如此嗎？
趙光義的自焚宣言不過是邀名，而且屢試不爽，能夠成功固然好，即使失敗，同樣留有餘地，朝臣們自然會極力勸解，趙光義更會順坡下驢，不會拿自己的小命開玩笑。
事實上，端拱年間的詔書中，趙光義便已經說得很清楚，自焚只是拿來唬人的大話，緊跟著的下半句，是“與卿等審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說白了，老天爺降下災禍，未必是我皇帝一人的鍋，黑鍋不限量發行，皇帝和高官，一人一口背好，誰也別甩鍋。
也許有人要說，如此明顯的政治作秀，難道真有人買賬嗎？
元人所編《宋史》中，對趙光義此舉的評價是肯定的，甚至認為是太宗的功績之一。
《宋史•太宗本紀》記載：“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
由此可見，即使誰都不會相信趙光義真會祈雨而自焚，但大臣和百姓們卻偏偏吃這套來自帝王的甜言蜜語，就像所有被渣男欺騙的良家婦人，難免寬慰自己，萬一他是真心的呢？
渣男也是需要天分的
02 全國統一的祈雨法令
其實，真不怪大臣和百姓們太好哄，實在是宋代帝王們在祈雨一事上，非常熱心盡力，為這種頻繁的“封建迷信”活動全盤規劃，甚至頒佈統一的祈雨法令，比如什麼畫龍祈雨法、蜥蜴祈雨法、宰鵝祈雨法等，不僅取名有種詭異的喜感，過程也是煞有介事，每一步程序都是有朝廷詔令予以規範。
《宋史•禮志》記載：“鹹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內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餈餌，率群吏、鄉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中。餘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之裡數，器之大小及龍之修廣，皆以五行成數焉。”
李邕是唐人，他所作的祈雨法被宋真宗借鑑，成為全國通行法令，由各地方長官實行，這種將祈雨過程制式化的做法，實際是為避免祈雨過程中巫師裝神弄鬼，或藉機斂財，或傳播封建迷信及不利統治的言論。
《宋會要》記載：“鹹平二年閏三月三日，工部侍郎知揚州魏羽上《唐李邕雩祀五龍堂祈雨之法》，詔頒於諸路。帝曰：‘此法前代所傳，不用巫覡，蓋防褻慢，可令長吏清潔行之，郡內有名山大川宮觀寺廟並以公錢禱。’”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在宋帝心目中，長吏完全可以取代巫師祈雨，並且各宮觀寺廟等祈雨場所，還應以公錢舉辦該活動，而不能借機斂財或是挪用。
一句話，祈雨成為一項官員職責，而不是宗教人士肆意糊弄的領域，從而降低了別有用心者借乾旱等天災煽動老百姓敵對情緒的可能性。
而在祈雨儀式的選擇上，
官方儀式也越來越簡化，從開始的取土造龍，到後來的畫龍祈雨，再到隨便捉幾隻蜥蜴，搞點年輕人的歌舞表演，口誦咒語，便能成功祈雨。《宋史•禮志》記載：“（真宗）景德三年五月旱，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刊行。其法：擇潭洞或湫濼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守令帥耆老齋潔，先以酒脯告社令訖，築方壇三級，高二尺，闊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枝，張畫龍。其圖以縑素，上畫黑魚左顧，環以天黿十星；中為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左顧，吐黑氣如線，和金銀硃丹飾龍形。又設皂幡，刎鵝頸血置盤中，柳枝灑水龍上，俟雨足三日，祭以一豭，取畫龍投水中。”
《宋史•禮志》記載：“（熙寧）十年四月，以夏旱，內出《蜥蜴祈雨法》：捕蜥蜴數十納甕中，漬之以雜木葉，擇童男十三歲下、十歲上者二十八人，分兩番，衣青衣，以青飾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灑，晝夜環繞，誦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令汝歸去！」雨足。”
真宗時期，畫龍設壇的方式還是較繁瑣，但神宗時期就簡單多了，無論是參與人員還是場地佈置，都簡便易實施，更像是民間流傳的土方法。
事實上，《蜥蜴祈雨法》的確源於唐代，《全唐詩》中收錄的《蜥蜴求雨歌》，其內容與宋廷詔令中基本一致，可見這道詔令不過是將民間習俗以官方法律正式確定，以便統一。
在宋代，有統一的祈雨法令，當然也相對存在著非法定祈雨，也就是俗稱的淫祀，淫即非法，不被官方認可的東西。
官員們普遍認為，淫祀不僅不能祈雨，還可能導致無雨，比如郭贄當地方官時，當地久旱不雨，他將淫祀用具扔到江裡後，大雨即至。
《宋史•郭贄傳》記載：“無何，以入對宿酲未解，左遷秘書少監、知荊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
這樣的記載雖然有神異色彩，但也反應出當時的社會主流觀點，即使是祈雨，也應走正統道路，而不是非法。
03官員祈雨
除了皇帝祈雨，宋代各級官員是更龐大的祈雨主體，從中央宰相到地方知州，甚至包括代表皇帝出行的中官，也就是太監，都可能成為祈雨小能手。
在宋代，官員奉旨祈雨的情況非常普遍 ，比如宋太宗時期，就曾多次命宰相祈雨，還曾派遣中使（即太監）詣五嶽禱雨。
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官員寫作祈雨的專屬“公文”，也被稱為青詞。
明代權相嚴嵩，被稱作“青詞相公”，他平步青雲的重要原因，正是擅長寫這種溝通天神的青詞，祈雨文雖然只是一方面，但仍可歸於青詞。
而在宋代重文輕武的制度下，官員們文學素養不低，即使是太監，也識文斷字、格調不低。
那些經歷層層考試選拔出來的文官們，則更是文學大家居多，隨便拎出一位，都能著作等身。
觀眾們調侃《清平樂》中強勢來襲的“背誦天團”，其實只是當時大臣們的冰山一角，學霸們隨手拈來，即是詩詞曲賦，連祈雨也能入詩入文，成為彼此唱和的重要題材。
比如說大宋的全明星文壇偶像蘇軾，便是寫祈雨文的一把好手，據統計共有64篇之多（含祈雨雪、祈晴），不僅高產，而且高質。
比如《徐州祈雨青詞》：“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田廬漂盪，父子流離。飢寒頓僕於溝坑，盜賊充盈於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饑民於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雪而春不雨。煙塵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麥已過期，獲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籲天請命。若其賦政多闢，以謫見於陰陽；事神不恭，以獲戾於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辭。小民無知，大命近止。願下雷霆之詔，分敕山川之神。朝階齊寸雲，暮洽千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
從這篇青詞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軾祈雨文的特點，是條理分明、邏輯清晰，名為祈雨，卻是與神說理，指出神鬼錯處所在，“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而非一味奉承。
因此，在大宋君臣而言，所謂祈雨，並非人放下身段哀求，而是要求神靈各歸其位、各司其職，同時執政者靜思己過，反省不足。
小結：
宋代祈雨儀式主要繼承了唐代習俗，但通過官府頒祈雨法令的方式，將祈雨儀式等統一規範，成為全國通行的模式，這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民間的自由發揮，採取各種非法方式祈雨。
與後世相比，宋代雖有趙光義“自焚祈雨”的政治作秀，但民間總體平穩，沒有大規模出現為祈雨而採取極端措施的情況，比如明清時流行的“打旱骨樁”等挖墳掘墓、殘害婦女孩童的惡性事件。
萬事有制式，各行各業皆有規範，這種規範化理念浸透到治國、治世之事中，儘管也會導致處事不夠靈活（如軍事指揮僵化）等弊端，但總體而言，一個崇尚規範的年代，終究強於獨裁暴戾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