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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產生黑白分明的極端思維，主要是不懂辯證法的緣故
黑與白是事物表現的兩個不同的方面，二者相互區別、相互對立，當然也相互轉化。隨著事物的變化發展，隨著事物賴以存在的環境發生變化，隨著人們觀察測量事物尺度的改變，黑的東西很可能變成白的，至少不那麼黑了。白的東西也可能變成黑的，至少不那麼白了。
偉大的政治家從來都是審時度勢的辯證主義者，而不是非黑即白的極端主義者。我們國家的歷史就是很好的證明，有一段時間美國就是黑的，我們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然而上世紀70年代以後，毛主席就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形勢，果斷開啟了中美合作中美交往的大門。到了這些年，美國不僅是白的，而且白的有點發紫。不僅他的東西是好的，比如蘋果手機，一些所謂的精英還都以到美國為榮。美國的觀念也，從而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這當然是環境和形勢的變化帶給我們的思維判斷的變化。
問題是我們不能走極端，黑白分明的極端主義思維帶給我們的後果歷來是悲劇性的。比如解放以前，我們對私有制的農業就認為它是黑的，不符合我們的理想追求。1950年代之後，我們搞了20多年的合作化，結果發現很多東西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在吃不飽肚子的現實面前，鄧老、耀邦、萬里等領導同志為分田到戶恢復了名譽。大包乾實行普遍實行之後，私有制的農業又開始變得白起來。因為分田到戶一舉解決了中國的糧食短缺問題，因為人民公社式的集體化的確存在許多體制性的弊端。
光陰荏苒，滄海桑田，又經過了30多年，分田到戶的個體農業又開始湧現出許許多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銷售合作社等新的集體化形式出現了。此時私有化的農業開始變得不是那麼白了，甚至變得有些微黑了。這當然是環境和形勢的變化帶給我們判斷的變化，也是十分正常的現象。
如果我們在上世紀70年代不堅決改善中美關係，如果我們在改革之初，不實事求是地看待大包乾責任制的優劣，今天不看到個體農業存在的許多必須解決的問題，依舊堅持黑白分明的極端思維，認定黑的就是黑的，永遠不可能成為白的。那我們就不能實現我們的目的，我們就必然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高調思維，使我們陷入非黑即白的泥潭
人們容易陷入黑白分明的極端主義思維，還有一個原因是：高調思維，主義領先，問題靠邊。 你是民族主義者，而且是無頭腦的民族主義觀念持有者！你是個賣國主義者，而且是跪舔西方的賣國賊！我支持胡錫進，我挺方方！你是右派，你們極左！搞到最後，連爭論雙方究竟談論的是什麼問題都全然不顧啦，一昧陷入盲目的價值之爭和口號之爭當中。
如果面對具體問題，我們就會發現，如果你說的“賣國”，指的是NBA事件發生以後，我們繼續和美國相關企業做生意，甚至繼續做籃球轉播生意。你戴這樣的帽子，恐怕就是胡錫進先生也是不會同意的。如果你說的“極左”，就是人們批評方方日記中不屬實的地方，指責芳芳通過關係在特殊時期讓自己的侄子出國，則這樣的貼標籤，即使是芳芳本人也是不同意的，最近芳芳就對極左說法進行了澄清證明了這一點。
高調思維就是就是爭論問題時唱高調、扣大帽子，而不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是非具體談論。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個扣帽子思維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盛行。92年鄧老南巡講話之前，一些人為了批判市場化的經濟政策，弄出一個什麼觀點呢？弄出了“經濟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礎”。這個觀點因為和黨的基本路線相悖，令人們一眼看穿它的荒謬性。
但有些人為什麼要這樣來談論問題呢？這是因為：如果要說清楚自由的經濟活動或者市場化的經濟政策有什麼缺點或不可行之處，那是很不容易的。理論根據和事實根據都很難找不說，要想說服千千萬萬在這樣的政策下獲得利益的人更是困難重重。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個截然對立的價值觀卻是很好辨認的，如果站在價值觀這個制高點上，說“經濟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礎”，就這麼一句話，同你辯論的人馬上就處於劣勢，不敢跟你嚷嚷啦。
這同我們過去連隊領導教育青年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有的青年職工給玉米苗打叉，遇到苗多的地方懶得彎腰，就用鋤頭把叉子多的玉米苗砍掉，還美其名曰“這是既打了叉又定了苗”。搞管理的人說這樣不行，批評他懶得彎腰，大家往往不重視。但如果連隊領導找到同類問題嚴重的地方開個現場會，說這是破壞糧食生產，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的犯罪行為，是階級敵人希望看到的。這樣一來，小青年們不敢再還嘴，其他參加現場會的職工也不敢不重視鏟錯玉米苗這樣事兒了。 高調思維的威力就在這裡。
普通話哲學
誠實，認真，愛憎分明，做人做事一絲不苟……
……可這樣的人，往往不“得志″，不受人“歡迎″……很“孤獨″(立)……
莫不惹塵虛做魂
黑白分明是極端思維嗎？那混淆白黑又是什麼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