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實需要和學術創新的進化，對水俁病問題的研究還會繼續深化，從中還能得出更多惠及人類和地球環境的啟示。
1956年5月1日，位於日本熊本縣水俁市的新日本氮肥股份公司附屬醫院的院長向水俁保健所正式報告，發現了水俁病患者。到2006年，被認定患者達2265人（其中1582人已死亡），雖未得到認定但確實出現不同症狀的患者達4萬多人。1965年6月12日，新瀉在昭和電工鹿瀨工廠排放汙水的阿賀野川流域發現了水俁病患者，史稱第二水俁病。水俁病是不知火海周邊居民由於食用遭受了新日本氮肥股份公司排放的有機汞而中毒的魚貝類海產品而罹患的生理和精神疾病，其典型症狀是行動、知覺、語言、聽力和智力出現障礙，視野狹窄，腎臟和腦神經受損，精神崩潰等。更為可怕的是，水俁病還會通過生育傳給下一代，形成胎兒性水俁病。在《水俁病裁判》（乙書）中，熊本水俁病被認為，“從其受害之廣及受害情形之悲慘而言, 是世界史上僅次於廣島、長崎原爆的人為災害, 是人類史上最恐怖的公害病”。
曲折複雜的應對和治理過程
水俁病的應對和治理經歷了一個曲折複雜的過程。早在1926年，水俁灣的漁民組織就因為汙水導致魚蝦死亡影響捕獲量而投訴水俁氮肥廠。隨著水俁氮肥廠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產量的提高，水俁灣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漁民生計陷入困境。氮肥廠同意在不再提出賠償要求的前提下一次性支付賠償金152，500日元。先是水俁的貓發狂跳海、烏鴉在飛行過程中突然墜落而亡，後是水俁民眾出現行動障礙，痛苦不堪。當地醫生以為是一種怪病或流行病而對患者及其住處採取隔離措施，後來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和各種實驗，熊本大學水俁病研究組在1963年2月16日宣佈，直接致病因素是新日本氮肥股份公司排放的廢水中的有機汞。1968年9月，日本政府正式承認這個結論，從正式發現水俁病到究明致病原因用了12年時間。
在熊本各方勢力為致病原因爭執不下時，新瀉患者及其支持者迅速行動，在1967年6月12日率先針對昭和電工提起訴訟，通過法治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新瀉患者的行動啟發和鼓勵了熊本的患者，他們在1969年6月14日正式向熊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642，390，444日元。水俁病問題的解決走上了法治的軌道。最終，國家和縣被判定負有擴大損害的行政責任，依據《國家賠償法》向患者支付6.7億日元賠償金。導致水俁病的各個加害主體都受到了法律的懲處，沒有例外。
水俁被汙染的環境也得到修復。1974年在水俁灣設置隔離網，防止受汙染的魚貝類擴散，直到1997年魚貝類體內汞含量達標才撤離；對海底汞含量超標的汙泥從1976年開始進行疏浚，埋入指定地點，上層覆蓋防滲漏複合膜和乾淨土壤。該工程歷時14年。在此基礎上，水俁市在1996年推出建設環境模範城市規劃，1999年獲得ISO14001認證，同時推行本地化的家庭版和學校版ISO制度。2008年，水俁市被授予“日本環境模範城市”稱號，一個曾經的“人間地獄”奇蹟般地變成了環境友好的“愛之聖地”和宜居之地。
惠及人類和環境的啟示
水俁病訴訟昭示出，雖然導致不知火海汙染和水俁病的加害者是新日本氮肥股份公司，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關機構負有擴大的責任，但促使政府和企業犯下如此罪行的是日本實行的片面發展戰略。以水俁氮肥廠為代表的化肥工業當時雖然比較弱小，但卻是解決國內糧食短缺和農業發展不足的希望所在。因此即使它對當地漁民的生計造成了損害，然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都認為這是趕超型國家發展過程中需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價，“小我”（個人利益）必須服從於“大我”（國家利益），即使是受害者，也不免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直到1960年代末，隨著反公害運動的發展，自民黨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自民黨控制的政府才不得不在1970年召開“公害國會”，頒佈系列法律，形成比較完善的法治體系。
水俁病的影響是世界性的。在探尋水俁病治病原因的關鍵時刻，來自英國的神經學專家道格拉斯·麥卡爾平走訪水俁，把水俁病症狀與英國已經發生的、汞中毒的亨-拉綜合症進行對比，並於1958年9月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論文，首次公開提出有機汞可能就是致病物質的觀點。在1972年召開的世界環境會議上，水俁病患者和學者堅持參會，把在日本發生的悲劇告訴世界，從而讓世界不再有公害苦難。此後，日本水俁病患者和學者相繼走訪了發生類似公害病的加拿大、泰國、中國、印度等地，用日本的經驗教訓幫助這些地區的政府、企業和受害者共同處理環境破壞和公害問題。1993年水俁市還建立了“水俁病資料館”，供全世界關注環境問題的人參觀、研究。2013年1月19日，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主持召開的關於汞問題政府間談判委員會上通過了日本政府代表團提出的“關於汞的水俁公約”。“水俁公約”的簽署和實施為消除汞對人體健康和自然環境的危害指明瞭方向和光明前景。（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點擊“瞭解更多”獲取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