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駱海濤
在奧斯卡最佳影片《綠皮書》中，1962年，黑人鋼琴家Don Shirley要到美國南方巡迴演出，在合同裡指定演出場地必須提供斯坦威（Steinway & Sons）鋼琴。
其中，有一個演出場地不重視這個要求，沒有按合同安排斯坦威鋼琴。
鋼琴家的司機兼保鏢Tony Lip與該場地的工作人員爭辯，要求對方協助處理鋼琴事宜。
遭到對方拒絕及言語冒犯後，Tony Lip一個耳光打過去。
對方認慫，因此問題得到解決，鋼琴家完成了彈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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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1月27日，年僅17歲的音樂會策劃人薇拉·布蘭德斯（Vera Brandes）遇到了類似的“鋼琴家困境”：
德國科隆大劇院沒有提供鋼琴家凱斯·傑瑞（Keith Jarrett）指定的鋼琴，以至於基思要棄演。
本來，這位來自美國的鋼琴大師要作一場深夜即興演奏——沒有樂譜，事前也不做任何排練。
演出消息出來後，1400張門票在短短几個小時內被搶購一空。
如果演奏不能如期舉行，光是1400名憤怒的觀眾的口水，就能把德國最年輕的音樂會策劃人薇拉·布蘭德斯給淹死。
這並不是像《綠皮書》裡Tony Lip一個耳光就能解決的問題。
之前，凱斯指定過一架鋼琴，大劇院也同意提供。可是，劇場沒把這場音樂會放在心上，以致樂器並未準備妥當。
接著，工作人員下班回家，鋼琴搬運工也不知道凱斯指定的另外一架貝森朵夫鋼琴在哪裡，只好安裝了眼前這架。
用薇拉的話來說：
“這鋼琴小得可憐，而且音調不準，中間幾個黑色琴鍵也是壞的，踏板很卡。
這架鋼琴根本沒法兒彈”。
薇拉絞盡腦汁想臨時找來另一架鋼琴。她甚至動員朋友，打算把一架超大的鋼琴沿著科隆大街一步步地推進大劇院。
但那天下著大雨，調音師警告她，還沒等他們把那架鋼琴搬上舞臺，它就得散架。
無奈之下，薇拉只好讓調音師修復在舞臺上的小貝森朵夫鋼琴，然而一切都是白費功夫：
它的低音沉悶無比，高音又太過刺耳，加之鋼琴太小，發出的音量不大，在科隆大劇院這麼大的空間裡，聽眾豎起耳朵恐怕都很難聽到。
作為已經成名的大師，凱斯當然不想被這架鋼琴毀了自己的名聲。
於是，他決定罷演，坐進了汽車，準備走人。
絕望的薇拉追上凱斯，拍著汽車玻璃求他不要走。
看著窗外那個全身被雨淋透的德國女孩，鋼琴家心軟了：
“記住，我是為了你才留下來的。”
演出開始了，凱斯走到那臺糟糕的鋼琴前，演奏起來。
接著，出人意料的奇蹟發生了：
那個夜晚的奏鳴曲始於一連串簡單的小調。
接下來是一波時而明快、時而舒緩的節奏轉換。
衝突的感覺很快把彈奏變得複雜起來，卻又不失流暢。
用樂評人的話來說，當晚的音樂散發著一種奇妙的美感。
這也成就了一個傳奇：凱斯的科隆音樂會鋼琴獨奏專輯取得了350萬張的銷量，目前還沒有任何個同類專輯的銷量能與之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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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斯創造出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恰恰是因為這架不完美的鋼琴。
BBC紀錄片《僅此一夜：獨闢蹊徑的科隆音樂會》訴說著：
這個不合格的鋼琴讓凱斯避開了尖細的高音區，轉而彈奏中音區，從他的左手邊流淌出一連串重複的低音即興片段，轟鳴的共振恰好掩蓋了樂器的共鳴不足。
這使得音樂產生了一種催眠般的效果，令現場觀眾如痴如醉。
而且，由於鋼琴音量太小，凱斯只好用盡全力來“錘擊”這架鋼琴：
他時而起身，時而坐下，時而扭動身軀，想方設法讓力道施得恰到好處，讓這架幾乎啞掉的鋼琴發出獨特的聲音。
他怪異的姿勢讓觀眾感受到無比的激情，演奏的曲子也是興之所至，讓人耳目一新。
而在電影《綠皮書》接近尾聲部分，在被一家白人專屬的餐廳拒絕用膳後，鋼琴家Don Shirley來到了一家黑人酒吧，這大概也是他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
他身穿名貴的西服，徒手吃了份炸雞，然後在一架相當普通的鋼琴上，彈奏了一段肖邦的曲目。
其後，樂隊上臺演奏起他們熟悉的爵士樂。
而Don Shirley也放下自己世界頂級大師的身份，和他們一起即興演奏起“屬於黑人的音樂”。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他們是大師啊，理所當然地能在各種情況下游刃有餘。
事實是，在任何複雜的系統工作中，一旦有些許紕漏，就會導致難以挽回的失誤。
2015年10月30日，李雲迪在韓國首爾藝術中心的演出中出現失誤。
擔任客座鋼琴師的他，在彈奏自己最拿手《肖邦第一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時，突然忘記要彈什麼。
樂團只好暫停演奏，讓李雲迪重彈，繼而完成演出。
儘管李雲迪後來在微博上道歉，坦言是因為舟車勞頓導致，但是，這件事情還是掀起了軒然大波，被認為是李雲迪的演出“車禍現場”。
有網友指責這是李雲迪在娛樂圈過分“浸染”，荒廢鋼琴事業之故。但也有網友認為，音樂會上演奏者出現失誤的事時有發生，不必過度解讀。
無論怎樣，李雲迪事件也說明，鋼琴家在意演出細節、不輕易冒險地嘗試新做法、不犯大錯誤，是有足夠的理由的。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在長達數百萬年的進化史上，能活下來的人，都是隻犯代價較小的錯誤。
原因很簡單，那些犯大錯誤的人都死翹翹了，他們在自然選擇的殘酷競爭下被淘汰了。
3
我覺得，這才是所謂的“鋼琴家困境”：
如果不按部就班、不重視演出的每個細節，那麼表演最後可能會“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造成糟糕的失誤局面；
但如果不嘗試一些新做法、不挑戰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難，那麼技藝水平會無法突破天花板，對平庸的焦慮最終讓自己逐漸變得平庸。
有人或許會說：很簡單啊，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點就行。
但這個困境是一個二選一的問題。因為人類獲取信息的能力有限、大腦的處理速度有限，時間資源也是有限的。
大部分的決策就像是在賭桌上，你看著手裡的牌，但你不知道對手的牌——此時，對手眼睜睜地盯著你，等著你出牌。
我們都不可能無限制地理性決策。
也有人或許會說：我們應該走出舒適區——上述兩位鋼琴家走出了自己熟悉彈奏舒適區，獲得了新發現，而李雲迪墮入了娛樂圈的舒適區，不能自拔而導致失水準。
我覺得，走出舒適區，跟人類走出非洲一樣充滿艱難險阻。
“舒適區”並不一定意味著舒適。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裡的老布，在監獄裡呆了50年，當他出獄時，他已經完全無法適應監獄外的自由生活，於是選擇了自殺。
對於老布來說，監獄才是他的舒適區。
所以，並不是在安逸舒適的環境就是舒適區，有些人在不斷的跳槽和折騰中感到舒適——那麼，這種“動盪”的應對環境的方式，才是TA的舒適區。
有時候，人處於一個很痛苦、很艱難的環境中，但仍然不願意改變——這也是一種舒適區，因為你熟悉它。
我覺得，給自己制定一個“試錯清單”會有些幫助。
從小時候開始，我們就被教育怎麼識別錯誤和怎麼防止錯誤，最好就是遠離錯誤。
但犯錯是一種常態——你不犯錯，錯就犯你。
試錯是一種基本的學習機制，這跟人的能力無關，而跟能力提升的過程相關。
每天練習犯錯，才不會在“不該犯錯的時候”犯下像李雲迪那樣的“計劃外錯誤”。
舒適區其實是我們熟悉的、應對環境的方式。走出舒適區，並非我們走出熟悉的環境，而是改變我們的應對方式。
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如果走不出思維上的舒適區，不在日常中試錯練習，就算看遍了世界，也改變不了什麼。
參考資料：BBC紀錄片《僅此一夜：獨闢蹊徑的科隆音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