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骆海涛
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中，1962年，黑人钢琴家Don Shirley要到美国南方巡回演出，在合同里指定演出场地必须提供斯坦威（Steinway & Sons）钢琴。
其中，有一个演出场地不重视这个要求，没有按合同安排斯坦威钢琴。
钢琴家的司机兼保镖Tony Lip与该场地的工作人员争辩，要求对方协助处理钢琴事宜。
遭到对方拒绝及言语冒犯后，Tony Lip一个耳光打过去。
对方认怂，因此问题得到解决，钢琴家完成了弹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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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1月27日，年仅17岁的音乐会策划人薇拉·布兰德斯（Vera Brandes）遇到了类似的“钢琴家困境”：
德国科隆大剧院没有提供钢琴家凯斯·杰瑞（Keith Jarrett）指定的钢琴，以至于基思要弃演。
本来，这位来自美国的钢琴大师要作一场深夜即兴演奏——没有乐谱，事前也不做任何排练。
演出消息出来后，1400张门票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
如果演奏不能如期举行，光是1400名愤怒的观众的口水，就能把德国最年轻的音乐会策划人薇拉·布兰德斯给淹死。
这并不是像《绿皮书》里Tony Lip一个耳光就能解决的问题。
之前，凯斯指定过一架钢琴，大剧院也同意提供。可是，剧场没把这场音乐会放在心上，以致乐器并未准备妥当。
接着，工作人员下班回家，钢琴搬运工也不知道凯斯指定的另外一架贝森朵夫钢琴在哪里，只好安装了眼前这架。
用薇拉的话来说：
“这钢琴小得可怜，而且音调不准，中间几个黑色琴键也是坏的，踏板很卡。
这架钢琴根本没法儿弹”。
薇拉绞尽脑汁想临时找来另一架钢琴。她甚至动员朋友，打算把一架超大的钢琴沿着科隆大街一步步地推进大剧院。
但那天下着大雨，调音师警告她，还没等他们把那架钢琴搬上舞台，它就得散架。
无奈之下，薇拉只好让调音师修复在舞台上的小贝森朵夫钢琴，然而一切都是白费功夫：
它的低音沉闷无比，高音又太过刺耳，加之钢琴太小，发出的音量不大，在科隆大剧院这么大的空间里，听众竖起耳朵恐怕都很难听到。
作为已经成名的大师，凯斯当然不想被这架钢琴毁了自己的名声。
于是，他决定罢演，坐进了汽车，准备走人。
绝望的薇拉追上凯斯，拍着汽车玻璃求他不要走。
看着窗外那个全身被雨淋透的德国女孩，钢琴家心软了：
“记住，我是为了你才留下来的。”
演出开始了，凯斯走到那台糟糕的钢琴前，演奏起来。
接着，出人意料的奇迹发生了：
那个夜晚的奏鸣曲始于一连串简单的小调。
接下来是一波时而明快、时而舒缓的节奏转换。
冲突的感觉很快把弹奏变得复杂起来，却又不失流畅。
用乐评人的话来说，当晚的音乐散发着一种奇妙的美感。
这也成就了一个传奇：凯斯的科隆音乐会钢琴独奏专辑取得了350万张的销量，目前还没有任何个同类专辑的销量能与之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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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创造出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恰恰是因为这架不完美的钢琴。
BBC纪录片《仅此一夜：独辟蹊径的科隆音乐会》诉说着：
这个不合格的钢琴让凯斯避开了尖细的高音区，转而弹奏中音区，从他的左手边流淌出一连串重复的低音即兴片段，轰鸣的共振恰好掩盖了乐器的共鸣不足。
这使得音乐产生了一种催眠般的效果，令现场观众如痴如醉。
而且，由于钢琴音量太小，凯斯只好用尽全力来“锤击”这架钢琴：
他时而起身，时而坐下，时而扭动身躯，想方设法让力道施得恰到好处，让这架几乎哑掉的钢琴发出独特的声音。
他怪异的姿势让观众感受到无比的激情，演奏的曲子也是兴之所至，让人耳目一新。
而在电影《绿皮书》接近尾声部分，在被一家白人专属的餐厅拒绝用膳后，钢琴家Don Shirley来到了一家黑人酒吧，这大概也是他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
他身穿名贵的西服，徒手吃了份炸鸡，然后在一架相当普通的钢琴上，弹奏了一段肖邦的曲目。
其后，乐队上台演奏起他们熟悉的爵士乐。
而Don Shirley也放下自己世界顶级大师的身份，和他们一起即兴演奏起“属于黑人的音乐”。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大师啊，理所当然地能在各种情况下游刃有余。
事实是，在任何复杂的系统工作中，一旦有些许纰漏，就会导致难以挽回的失误。
2015年10月30日，李云迪在韩国首尔艺术中心的演出中出现失误。
担任客座钢琴师的他，在弹奏自己最拿手《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时，突然忘记要弹什么。
乐团只好暂停演奏，让李云迪重弹，继而完成演出。
尽管李云迪后来在微博上道歉，坦言是因为舟车劳顿导致，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掀起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李云迪的演出“车祸现场”。
有网友指责这是李云迪在娱乐圈过分“浸染”，荒废钢琴事业之故。但也有网友认为，音乐会上演奏者出现失误的事时有发生，不必过度解读。
无论怎样，李云迪事件也说明，钢琴家在意演出细节、不轻易冒险地尝试新做法、不犯大错误，是有足够的理由的。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在长达数百万年的进化史上，能活下来的人，都是只犯代价较小的错误。
原因很简单，那些犯大错误的人都死翘翘了，他们在自然选择的残酷竞争下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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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才是所谓的“钢琴家困境”：
如果不按部就班、不重视演出的每个细节，那么表演最后可能会“一子错，满盘皆落索”，造成糟糕的失误局面；
但如果不尝试一些新做法、不挑战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那么技艺水平会无法突破天花板，对平庸的焦虑最终让自己逐渐变得平庸。
有人或许会说：很简单啊，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就行。
但这个困境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因为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大脑的处理速度有限，时间资源也是有限的。
大部分的决策就像是在赌桌上，你看着手里的牌，但你不知道对手的牌——此时，对手眼睁睁地盯着你，等着你出牌。
我们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理性决策。
也有人或许会说：我们应该走出舒适区——上述两位钢琴家走出了自己熟悉弹奏舒适区，获得了新发现，而李云迪堕入了娱乐圈的舒适区，不能自拔而导致失水准。
我觉得，走出舒适区，跟人类走出非洲一样充满艰难险阻。
“舒适区”并不一定意味着舒适。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监狱里呆了50年，当他出狱时，他已经完全无法适应监狱外的自由生活，于是选择了自杀。
对于老布来说，监狱才是他的舒适区。
所以，并不是在安逸舒适的环境就是舒适区，有些人在不断的跳槽和折腾中感到舒适——那么，这种“动荡”的应对环境的方式，才是TA的舒适区。
有时候，人处于一个很痛苦、很艰难的环境中，但仍然不愿意改变——这也是一种舒适区，因为你熟悉它。
我觉得，给自己制定一个“试错清单”会有些帮助。
从小时候开始，我们就被教育怎么识别错误和怎么防止错误，最好就是远离错误。
但犯错是一种常态——你不犯错，错就犯你。
试错是一种基本的学习机制，这跟人的能力无关，而跟能力提升的过程相关。
每天练习犯错，才不会在“不该犯错的时候”犯下像李云迪那样的“计划外错误”。
舒适区其实是我们熟悉的、应对环境的方式。走出舒适区，并非我们走出熟悉的环境，而是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如果走不出思维上的舒适区，不在日常中试错练习，就算看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什么。
参考资料：BBC纪录片《仅此一夜：独辟蹊径的科隆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