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的作用是表明"此书属我"，亦表明藏者情怀意趣。
中国的藏书印由来已久。
唐弢在《晦庵书话》中认为：
相传宋朝宣和时的鉴赏印，除书画碑帖以外，已经通用于图书专集。可以说是藏书印的先声。
唐弢
三联书店1980年版《晦庵书话》书影
但是，最先使用藏书印的是官家的内府。
叶灵凤考证认为，唐太宗的"贞观"二字连珠印、唐玄宗的"开元"二字连珠印也钤刻于御府图书上，是最早的藏书印。而私人藏书印起先河的应是苏东坡的"赵郡苏轼图籍"印。
中国藏书印应是滥觞于唐朝，始于宋朝，经元朝，盛于明清两代。
一般中国古代的藏书印文字大多是藏者的姓名、别号、斋名、馆号，如清朝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印为"绛云楼"和"铁琴铜剑楼"。
后来藏书风日盛，藏书者嗜书、爱书之态就显现于藏书印上，令中国藏书印添了别样的情趣。
明代文学家黄宗羲有一方藏书印，刻著“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油然于印上。
清朝中叶，海昌吴槎客收得宋本咸淳《临界安志》九十一卷、《乾通志》三卷、《淳佑志》六卷，共一百卷。于是，就特意刻了一方藏书印："临安志百卷人家"。爱书之心油然纸上，而且这种心态相当的洒脱、自豪，却不象一些藏书家那样不切实际地"溺爱"之态度了。
明朝江苏常熟人毛晋的"汲古阁"藏有《梅屋第四稿》，其卷末印有：
赵人敏以公书：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态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这56字的大藏书印显出毛晋视书如命，希望子孙珍视保存，但其把卖书于人的后人比若"禽犊"不如，未免有点失态了。
同样是这个毛晋，他的其它一些藏书印还颇具韵味，如"开卷一乐"、"笔研精良一乐"，以读书为乐趣，"弦歌草堂"，"仲雍故国人家"，读书之恬淡心情寓于印中。
前记吴槎客还有一方藏书印说：
寒无可衣，饥无可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
足见吴氏对书的极其珍爱，也希望来读书者可以依此雅则共赏。
与此相若者，可推同时代的民仲鱼的藏书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几达爱书胜命。
一些藏书家往往也惜书，但对子孙要求过高。叮嘱与咒符相并，未免太过了。
如明朝吴县人钱谷"闻有异书，虽病必强匍匐请观，手处钞写，必于充栋，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但他的藏书印却说："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候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好是一种恶毒的咒诅。而实际上，这并不能阻止他的子孙是照卖不误，也不见得其中有一人"遭神诛"。或许我们只能爱其痴，笑其迂了。
比之钱谷，更有甚者的，有清朝上海王昶。他的藏书印说：
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不备，购具藏，极劳勋，愿后人，勤讲肆；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毋废堕；如不材，敢弃置；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捶。述庵传诫。
虽在印中鼓励后人以书为乐为贵，多读书以明义理，长技能，但是未免声色俱厉，订以"刑罚"，令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不如能保持他在另一方藏书印中所言之
"近文章砥砺廉隅"那样让人亲切而生读书风趣。
很多藏书家都是深爱读书之人，故而于书就颇有缠绵之感情。这些人的藏书印或闲章，或以室名言志，或言情趣，倒也很让人心仪，有些甚至幽默风趣，予人快乐。
清代郑板桥的私人印章所刻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世观等，颇具韵味，比如
“七品官耳”“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文字虽平实，但细品，可见郑板桥的人品与追求。民族英雄、福州人林则徐有两枚藏书印：“宠辱皆忘”“肯使心中细事流”，从中可见林公的那种宏事担当，微事细腻的品格与作为。
福州人邓拓，曾任《人民日报》原总编，其《燕山夜话》名闻遐尔，读之可见邓拓藏书、读书之广。他的藏书印多显其志，如有一枚刻着“书生之气不可无”，显示其正气为人，勤奋做事，踏实学问的风度。
清代宁波陈撰的"冷香飞上诗句"、苏州陆润庠的"风石眼福"、杭州劳权的"美人香草""木芙蓉馆"等都叫人想象他们的那份读书入神、心爽神怡的神态。
而清代杭州的劳格是考证家，其印就如其人禀性："实事求是""多闻阙疑"，这让后人以此为警言，做人做学问都要踏实、求真。
浙江鄞县人马太龙，是藏书大家，他自己刻了一枚藏书印，印文只两字：“印奴”。他的藏书太多，来借看者多，甚至有人竟然偷走他的藏书，这让他很是气恼，所以他又刻了一枚“警印”：“窃书非雅贼”，钤在他藏书的扉页上。只是不知道，这有没有管用。“窃者”为“贼”，还是“雅贼”，无奈下的一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自我安慰，倒也有点幽默之感。
近代福州人陈群也收罗了众多藏书，钤上"来生恐在蠹鱼中"之印，今生藏书、读书如此快乐有趣，来生就作一只生于书中、死于书中的“蠹鱼”吧，是真的豁达、幽默。
藏书印林林总总，承载的是一段段读书人的读书史、读书心态、读书情怀，以及古今藏书人爱书、护书、读书的故事，意趣十足，有赖各位看官各自口味了。
（部分图自一得斋主人的博客，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