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印的作用是表明"此書屬我"，亦表明藏者情懷意趣。
中國的藏書印由來已久。
唐弢在《晦庵書話》中認為：
相傳宋朝宣和時的鑑賞印，除書畫碑帖以外，已經通用於圖書專集。可以說是藏書印的先聲。
唐弢
三聯書店1980年版《晦庵書話》書影
但是，最先使用藏書印的是官家的內府。
葉靈鳳考證認為，唐太宗的"貞觀"二字連珠印、唐玄宗的"開元"二字連珠印也鈐刻於御府圖書上，是最早的藏書印。而私人藏書印起先河的應是蘇東坡的"趙郡蘇軾圖籍"印。
中國藏書印應是濫觴於唐朝，始於宋朝，經元朝，盛於明清兩代。
一般中國古代的藏書印文字大多是藏者的姓名、別號、齋名、館號，如清朝常熟瞿氏的"鐵琴銅劍樓"的藏書印為"絳雲樓"和"鐵琴銅劍樓"。
後來藏書風日盛，藏書者嗜書、愛書之態就顯現於藏書印上，令中國藏書印添了別樣的情趣。
明代文學家黃宗羲有一方藏書印，刻著“窮不忘買，亂不忘攜，老不忘讀，子子孫孫，鑑我心曲”，愛書之情油然於印上。
清朝中葉，海昌吳槎客收得宋本鹹淳《臨界安志》九十一卷、《乾通志》三卷、《淳佑志》六卷，共一百卷。於是，就特意刻了一方藏書印："臨安志百卷人家"。愛書之心油然紙上，而且這種心態相當的灑脫、自豪，卻不象一些藏書家那樣不切實際地"溺愛"之態度了。
明朝江蘇常熟人毛晉的"汲古閣"藏有《梅屋第四稿》，其卷末印有：
趙人敏以公書：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態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
這56字的大藏書印顯出毛晉視書如命，希望子孫珍視保存，但其把賣書於人的後人比若"禽犢"不如，未免有點失態了。
同樣是這個毛晉，他的其它一些藏書印還頗具韻味，如"開卷一樂"、"筆研精良一樂"，以讀書為樂趣，"絃歌草堂"，"仲雍故國人家"，讀書之恬淡心情寓於印中。
前記吳槎客還有一方藏書印說：
寒無可衣，飢無可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詒厥之名言，是為拜經樓藏書之雅則。
足見吳氏對書的極其珍愛，也希望來讀書者可以依此雅則共賞。
與此相若者，可推同時代的民仲魚的藏書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鑑我！"幾達愛書勝命。
一些藏書家往往也惜書，但對子孫要求過高。叮囑與咒符相併，未免太過了。
如明朝吳縣人錢穀"聞有異書，雖病必強匍匐請觀，手處鈔寫，必於充棟，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但他的藏書印卻說："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隋候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不寶真其愚。"好是一種惡毒的咒詛。而實際上，這並不能阻止他的子孫是照賣不誤，也不見得其中有一人"遭神誅"。或許我們只能愛其痴，笑其迂了。
比之錢穀，更有甚者的，有清朝上海王昶。他的藏書印說：
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不備，購具藏，極勞勳，願後人，勤講肆；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遊藝；時整齊，毋廢墮；如不材，敢棄置；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捶。述庵傳誡。
雖在印中鼓勵後人以書為樂為貴，多讀書以明義理，長技能，但是未免聲色俱厲，訂以"刑罰"，令人不寒而慄，望而生畏。不如能保持他在另一方藏書印中所言之
"近文章砥礪廉隅"那樣讓人親切而生讀書風趣。
很多藏書家都是深愛讀書之人，故而於書就頗有纏綿之感情。這些人的藏書印或閒章，或以室名言志，或言情趣，倒也很讓人心儀，有些甚至幽默風趣，予人快樂。
清代鄭板橋的私人印章所刻文字，表達了自己的價值觀和處世觀等，頗具韻味，比如
“七品官耳”“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文字雖平實，但細品，可見鄭板橋的人品與追求。民族英雄、福州人林則徐有兩枚藏書印：“寵辱皆忘”“肯使心中細事流”，從中可見林公的那種宏事擔當，微事細膩的品格與作為。
福州人鄧拓，曾任《人民日報》原總編，其《燕山夜話》名聞遐爾，讀之可見鄧拓藏書、讀書之廣。他的藏書印多顯其志，如有一枚刻著“書生之氣不可無”，顯示其正氣為人，勤奮做事，踏實學問的風度。
清代寧波陳撰的"冷香飛上詩句"、蘇州陸潤庠的"風石眼福"、杭州勞權的"美人香草""木芙蓉館"等都叫人想象他們的那份讀書入神、心爽神怡的神態。
而清代杭州的勞格是考證家，其印就如其人稟性："實事求是""多聞闕疑"，這讓後人以此為警言，做人做學問都要踏實、求真。
浙江鄞縣人馬太龍，是藏書大家，他自己刻了一枚藏書印，印文只兩字：“印奴”。他的藏書太多，來借看者多，甚至有人竟然偷走他的藏書，這讓他很是氣惱，所以他又刻了一枚“警印”：“竊書非雅賊”，鈐在他藏書的扉頁上。只是不知道，這有沒有管用。“竊者”為“賊”，還是“雅賊”，無奈下的一種“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自我安慰，倒也有點幽默之感。
近代福州人陳群也收羅了眾多藏書，鈐上"來生恐在蠹魚中"之印，今生藏書、讀書如此快樂有趣，來生就作一隻生於書中、死於書中的“蠹魚”吧，是真的豁達、幽默。
藏書印林林總總，承載的是一段段讀書人的讀書史、讀書心態、讀書情懷，以及古今藏書人愛書、護書、讀書的故事，意趣十足，有賴各位看官各自口味了。
（部分圖自一得齋主人的博客，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