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遗产的未来──愿景与困境

杜晓帆 润物 遗产

∣编者按∣

2016年以来，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师生对全国630余个传统村落进行了调研。经过这些年多次进村驻村的考察与调研，我们把所考察到的乡村现象和所思考的遗产问题，整理成书，除了作为中心往后继续研究乡村遗产的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书籍与更多的人交流，碰撞思想，共同为乡村遗产建构更完善的价值体系。为此，我们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推出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文库，出版“乡村遗产研究与实践系列”丛书。今次推出福建与贵州乡村遗产的著作，期待不久的将来，出版更多其他地区的乡村遗产著作。

乡村遗产研究与实践系列 1

乡村文化遗产的未来：

堂安论坛纪实与贵州的实践

主编：杜晓帆

副主编：刘邵远、侯 实

出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简介：本书主要由堂安生态博物馆2017年夏季乡村遗产论坛学术对话纪实和复旦大学贵州遗产实践探索文集两部分构成，探讨了乡村遗产保护领域诸多前沿问题。第一部分为论坛纪实，论坛嘉宾来自国际机构、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有着丰富的遗产保护经验与不同的学术背景，并在贵州地区做了大量的乡村实践工作。论坛对话由浅入深，反映了贵州此前一阶段的遗产实践认识和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第二部分收录了数篇关于贵州乡村遗产的研究文章，内容翔实，积累了不少的一手调研材料。

乡村遗产研究与实践系列 2

从价值认知到保护实践：

永泰庄寨

作者：杜晓帆、初松峰、林鋆澎、王一飞

出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简介：本书以福建防御型民居──永泰庄寨为研究对象，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通过深入访谈村民、传统工匠、行政机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商业经营者等不同身份的群体，研究庄寨的建筑特征及其蕴含的本土价值与家国意义，深化对遗产的认知；通过编制《永泰庄寨保护修缮导则》，探索庄寨保护、利用、管理的方式，研究实现从价值认识到保护实践的路径。随书附赠《永泰庄寨保护修缮导则》。

〔 代序 〕

乡村遗产的未来

──愿景与困境

杜晓帆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贵州石阡县楼上村

我开始真正关注乡村，始于2004年的初夏。

2005年是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发现40周年。就在一年前，元谋当时的李县长联系我去帮助谋划相关活动。谋划之余，我请县长安排了一辆车，带我去元谋周边的乡村随处转转，了解村落的现状。在两天的时间里，我自由地看了十几个村庄。然而，我的心情从远眺村落景观时的享受和兴奋转变为进入村落、进入村民住家后的失落和无奈，我深切地感受到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此后我便开始关注和思考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问题。

2005年5月，纪念元谋人发现40周年的活动如期举行。活动中，我有机会与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丹增先生就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我建议云南省率先在全省做一次普查，对现存比较好的村落进行分类分级，再选择一些不同类型的村落作为试点，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这一想法得到了丹增副书记的认可。之后，丹增副书记的秘书通过传真与我有过多次联系，我们开始筹划项目的框架。可惜项目组织机构成立之际，丹增副书记的工作发生了变化，由云南转往北京担任中国文联的副主席。我希望在云南开展的乡村工作就此中断。

福建永泰县清泰居

福建永泰县赤岸村

当我正为寻找调查研究乡村的组织发愁时，转机来了。2006年初冬，我和北京大学的孙华教授由云南转道贵州，一来是与多年不见的学弟和好友王红光会面，二来也想对贵州的文化遗产做些了解。红光时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华教授是著名的城市考古学家，我们的三人行自然就从考古遗址开始了。旅途中，我有意将话题引向乡村，希望他们的目光能够从几千年、几万年前的遗存转向当下的乡村。我征询孙华教授是否能够以城市考古的方法对乡村进行调查研究，并诠释乡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记得我们三人在黎平的肇兴侗寨达成共识，决定尽快在贵州展开村落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2007年新春伊始，在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协调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及贵州师范大学等机构组成的调研团队分别在贵州各地展开工作。

福建尤溪县茂荆堡

其间，经过多次研讨，我首次提出了“村落文化景观” 的概念，将其作为认知乡村文化的一种新的方法，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2008年10月25日至28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文物局、贵州省文化厅、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大陆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的建议”（简称“贵阳建议”）。

为什么用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新概念来研究乡村文化遗产呢？自从我关注乡村文化遗产以来就特别关注生活在乡村中的人，我发现当时学术界使用比较多的是“古村落”“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族村寨” 及“乡土建筑”等概念。可是，对于乡村研究而言，这些概念过多地强调了物质层面的内容，没有考虑到人和环境，更没有考虑到社区的发展，很难全面反映乡村遗产的丰富内涵。

2005年，我受邀参加在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召开的“文化景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发言，借此机会我对文化景观进行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梳理和思考。文化景观重视人与自然、重视整体保护、重视延续和发展的方法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在思考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开始积极应用这些理念，并针对乡村提出了村落文化景观的概念。2006年初冬，罗哲文先生介绍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张安蒙女士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柳忠勤秘书长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我们一同商议在全国评选古村落的事宜。讨论过程中，我提议不使用“古村落” 的概念，而是改用“村落文化景观”的名义来评选。当时罗老已经八十有二，我原以为非常难以沟通的概念问题，没有想到很快就得到了罗老的理解和认可，罗老还特地为中国景观村落的评选手书了评选原则。今天，这项评选工作已经举办了七届。

文化景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增长最快的类型，近10年来虽然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逐步的认可，但由于文化景观本身是来自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划分为三种类型，而第一种类型的范围非常宽泛，即使是学者、专家也难以鉴别其边界。因此，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很多时候难以明确其范围。但是，鉴于对村落文化遗产还没有一个妥切的概念，加上文化景观在保护的同时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非常适合乡村，所以我觉得在研究乡村文化遗产时采用“村落文化景观”的概念还是合适的。乡村之所以叫乡村，是因为它是和土地、山川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土地、没有农业、没有生产的支撑就形不成村落，至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村落。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也不仅仅是指其建筑，更多的是指在这一地域中生活着的人群、存在的文化和习俗，所以它是有灵魂的，因此我更愿意用“村落文化景观” 的概念表述。至于村落文化景观的定义及保护方法，“贵阳建议” 中有比较准确的诠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贵州黎平县地扪村（摄影：地扪生态博物馆吴章仕副馆长）

2008年的贵州会议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贵州开展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实现在望。我们不仅与同济大学、北京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本土营造工作室、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等国内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有合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全球遗产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也在进行协作，还有贵州省文物局、各地各级政府的支持，更有雷山县控拜村、黎平县地扪村和堂安村、榕江县大利村、荔波县水利村、剑河县展留村等工作基地，再加上我们有了“贵阳建议” 作理论指导，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然而，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复兴、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工程，我们的愿景显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当然，所有的努力还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相信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村落文化景观得到保护的同时同样可以找到每个村落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在2012年以前，关注乡村文化遗产的人应该说还不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还常常会觉得势单力薄。近年来，政府开始关注乡村，关注传统文化，正可谓“形势比人强”，传统村落保护、乡村复兴突然成了显学，举国上下各行各业似乎都在奔赴乡村。正值城市建设到了稳步发展阶段，大量的规划师、建筑师也进入乡村，甚至发出了“建筑师的春天在乡村” 的呼声。可是，世界上有多少村寨是由规划师或建筑师设计而成的？乡村成为旅游目的地以来，在乡村建民宿成为一种时髦，而且被认为是乡村致富最快捷的方法，各界也在追随。许多人认为乡村旅游是乡村发展的唯一途径，甚至形成了一种思潮，并被很多的地方政府所接受。

2015年我到复旦大学当了老师，教学之余，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乡村遗产的调查和研究上。期间，我们承担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贵州石阡楼上村的保护规划的编制，也为住建部制定《中国传统村落管理办法》进行了前期调研和该办法的起草。虽然现场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文化景观理论” 依然是我们主要的方法，但是由于“村落文化景观” 这个概念过于学术，不仅村民、县乡管理干部不容易理解，即使面对学者，很多时候也需要解释。与地扪人文生态博物馆任和昕馆长等学者交流和沟通后，我们又回归到被社会广泛使用的“乡村”的概念。考虑到乡村不仅承载了丰富多样的人文资源，其自然资源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自2018年我们团队开始统一使用“乡村遗产”的概念，它涵盖了古村落、民族村寨、乡土建筑、历史文化名村、村落文化景观、传统村落等概念。

福建永泰县盖洋乡

那么，我们保护乡村遗产，保护乡村文化，本质上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旅游者或外来者的需求吗？难道乡村文化的保护只有旅游一条路可以走吗？李克强总理曾说：“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滋润道德的力量。”这其实讲到了文化遗产的本质问题。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由人类对物质和道德的需求共同决定的，而不仅仅是它作为旅游资源而具有的外在价值。为什么要保护乡村遗产，为谁保护，谁来保护，保护什么，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

如果保护乡村遗产仅仅是为了其创造者和传承者，那么我们的出发点和保护路径就会与为了外来者完全不同，包括村落本身，我们绝对不能把它定格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然后力图恢复某一个时期的面貌。乡村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而形成的，而非由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就像人的面貌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一样，乡村每天也都在改变。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人的生活、劳作、风俗人情、信仰等都会随着岁月而改变，好比年轮一样，是一个持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乡村遗产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要保护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断面，不能把活的过程切掉变成死的断面。在保护乡村时不能让它停滞在某一个时期，而是要让其遗产价值在得到提升的同时也让社区得到发展，让当地人得到实惠，这才是最根本的目标。这一目标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能达成的，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落实。现在把民居改造成民宿或者酒吧让外来人体验是一种利用的方法，但是可供利用的民居毕竟是少数，获益者也是少数，其他大量的民居、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怎么解决？

贵州荔波县瑶山乡的瑶族妇女

我始终以为，人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灵魂。也就是说，在乡村遗产的构成中当地村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们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泉源，只有涵盖村民而进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才是有价值、可实施的。乡村的可持续性发展需以综合协同的观点，以人为核心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本源和演化规律，以便建立有序的人与环境、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对于乡村遗产的保护，我认为有两个方面要重视：一方面，要形成一个基本的保护理念和原则，在尊重人文环境的前提下确立保护的方向。例如，中国传统乡村建筑大多以土木结构为主，我们应该保护乡村的整体风格还是要保护建筑形制甚至是材料呢？我们必须认清哪些需要重点保护，哪些是可以放弃的。另一方面，根据中国乡村的特点和地域性，逐步建立一套适宜的保护方法，其中应包括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和应急机制。这些都需要经验的积累。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需从具体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保护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的变化是必然的、常态的，这个过程也正是乡村遗产活力和生命力的表现。乡村遗产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对变化中的人与自然进行合理的规划、保护和管理是文化遗产工作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课题。特别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正在迅速推进中，乡村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挑战。所以，如何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机制，是对我们这代人的严峻考验。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图源／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审校／侯 实

文字编辑／徐婉君、刘邵远

排版／徐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