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時間的休養生息，西漢在文帝景帝改革推動下迎來了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西漢社會由此步入了“
人給家足，都鄙凜庚皆滿，而府庫餘財”的發展道路。然而在“文景之治”表面的繁榮下依舊隱藏著眾多隱患，其中最大的隱患便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錯位，而這樣的錯位，正直接導致了文景之治後期的“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一、文景之治依託小農自身勞動與以僱農、佃農、半佃農勞動為基礎的兩大主要社會生產方式，採取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相關措施，推動封建經濟進一步發展
西漢作為我國封建制度初期階段，也是封建生產方式迅速發展的時期，而文景之治最突出的歷史功績，就是極力地維護了進步的封建生產方式，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創就了西漢前期經濟繁榮的景象。
西漢封建生產方式的第一種主要形式，便是小農自身勞動為基礎的社會生產方式，其生產關係的基本特徵: 主要生產資料即土地，全部或部分地歸勞動者私有。勞動者屬 於封建國家的並接受國家的監督與管理 。
勞動者必須向國家交納賦稅並定期服役。西漢封建生產方式的第二種主要形式，是以僱農、佃農、半佃農勞動為基礎的社會生產方式。 其生產關係的基本特徵是: 主要生產資料即土地，屬於封建地主。勞動者向地主繳納田租，依舊屬於國家國民，受到封建國家和地主的雙重剝削。
文帝、景帝為保護上述兩種封建生產方式，主要推行以下政策：“躬行節儉”，縮減政府開支。“去諸苑、弛山澤”增加農業用地。輕徭薄賦；“發倉庚”，“貸種食”以“振貧民”，借和親緩解與匈奴的戰爭。
這一系列的措施無疑極大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使“流民既歸”，百姓休養生息。同時他們還頒佈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封建地主“多買田地”，“復修賣爵令”，讓富人“輸粟拜爵”在減輕國家財政壓力的同時激發封建地主的生產積極性。
在上述政策激勵下，以僱農、半佃農勞動為基礎的地主制封建生產方式得到空前發展。如景帝、武帝之際的穎陰人灌夫，多買“破池田園”，使“宗族賓客為權利” 。南陽稚人寧成“買破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而“富者田連阡陌”造成的後果便是“貧者無立錐之地”。
二、隨著“文景之治”的推動，外加上社會總人口及經濟的發展，西漢開國時採取郡縣與分封相結合的政治體制，最終演變成“虛假統一”的政治局面
劉邦建立漢朝以後，列土封疆，分封諸王，然深受周王室經歷啟發的劉邦在分封后不久便開始剪除異姓王，在黜楚王韓信後他便開始大肆分封同姓諸王。
“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
——《漢書·諸侯王表第二》
事實證明劉氏同姓王確實為拱衛劉氏江山、反呂氏篡漢、擁立文帝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隨著文帝、景帝改革的推動，諸王領地的小農生產得到迅速發展，然而事實上西漢這種以小農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從根本上可視作領主制封建生產方式的性質。
西漢初期，高祖列土封疆，推行分封制，“論功而定封”，以致諸侯王的領土“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吻。”“大者至三、四萬戶”。
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同時“賣爵令”也使得腐敗行為滋生，這一切都在潛移默化地掏空著漢代社會穩定的根基。“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成為一個惡性輪迴，只差一個臨界點便足以燎動整個劉漢江山。
而諸侯王、列侯在其封國或封邑內，又有權“自置吏，得賦斂”，直接統治與剝削其封國或封邑內的小農。逐漸強大起來的同姓王，開始成為懸在西漢江山頭頂的一柄利刃。
文帝時期，一些地方的“民賣僮者” 和民“賣田宅鬻子孫”現象相當嚴重，落後的奴隸制度在不斷擴大，然而卻並未引起文帝的重視。不僅如此，文帝甚至頒佈法令，允許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脾欲拜爵”，變相鼓勵奴隸制度的發展。
三、虛假統一和封建經濟發展隱患均是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難以迴避的問題，文、景二帝的最大失誤，是不以“奴婢為限”，放手發展落後的奴隸制度
奴隸制度的發展帶來的首要危害便是加深了西漢王朝的奴隸主統治的性質。文景之治以後，由於奴隸制的擴大，西漢皇帝所擁有的官奴也越來越多，如漢武帝擁有的官奴便多達“以千萬數”；漢成帝不僅擁有大 量官奴，甚至“樂家人之賤事”，“私畜田宅及奴蟀、財物”。
以皇帝為首的官僚既然已經墮落成奴隸主，他們維護封建生產方式的積極性，難免受到奴隸制約。 西漢中後期的統治者，都十分奢侈和腐敗，以皇帝為首的奴隸主官員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權力，擴大奴隸主生活方式。
其奢侈的主要特點之一，便是“眾其奴牌”，使之成為自己生活上的一種用具，例如漢元帝時的“諸官奴婢”，皆用來侍從統治者“戲遊”，這代表西漢時期奴隸生產方式腐朽的徹底表現。封建勞動者的地位比奴婢高得多，他們不僅有了自己的人身權力，還有權支配自己的部分勞動時間和部分勞動產品。
因此，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比奴婢高得多，能夠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於是，私有奴隸主寧願將自己的部分私有土地“假貧民”耕種收取高額田租，皇帝為代表的國家，寧願“以公田賦於貧民”耕種，獲取更多的租稅。
這奴隸制生產方式變成為多餘，奴隸主的本性使他們不願意解放多餘的奴婢，而將他們變成自己長期佔有的生活用具。在封建社會里，皇帝、 官僚所擁有的宮人 、奴婢，多數來源於封建制的勞動者及其家庭，有的是被迫“自賣” 而來，有的是被“略賣” 而來，有的是被“沒入”或“採擇” 而來。
同時，豢養奴婢的耗費亦十分驚人，僅以漢元帝為例，為滿足享樂需要，便使“蜀、廣漢主金銀器，歲費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而這一切負擔，皆“稅良民以給之”，全部扣在封建制勞動者的身上長此以往必然激起廣大封建制勞動者的強烈不滿，加深階級矛盾。
西漢王朝晚期之所以陷入重重嚴重的社會危機，與皇帝為首的奴隸主官僚大肆擴大奴隸主生活方式有著極大地聯繫。而這時挽救社會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限制奴隸制度的發展，於是 , 眾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奔走高呼: 遣宮人、去奴婢……然而，面對此時已毒入骨髓的西漢王朝，這樣的呼號顯然為時已晚。
結語：
文景之治是西漢王朝第一個盛世，在給西漢王朝其後發展奠定基礎的同時也為他埋下了眾多的隱患。稍明顯的的“虛假統一”隱患在漢武帝時期得到了較為妥善的處理，時至西漢中後期，諸侯王的領地大大縮減的同時政治權力也被削弱，與皇帝的依附大大加強。
然而即便如此，卻並未從根本上改變領主制的封建生產方式，諸侯王在各自領地上依舊擁有較大的權力，搖身一變成為有權有勢的”大地主”，而領地上的小農生產不僅要受到領主的剝削，也要為帝王繳納賦稅，豐年時尚可果腹求生，饑年則流民四起，餓殍遍野。
同時封建經濟基礎與長時間的奴隸主統治也始終被歷代統治者忽視，長期得不到放的眾多勞動力與愈加激化的階級矛盾，因此“文景之治”時期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錯位最終為西漢王朝破滅埋下了導火索。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鑑》
《漢書》
《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