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倪兆中 侯雪琪 徐天鶴）疫情期間，武漢女子李麗娜在陽臺“敲鑼”救母事件引發關注。
今年2月1日，李麗娜帶母親就醫，其母被列為疑似病例，李麗娜陪母親在家隔離治療，其間，母親病情加重但無法入院。多番求助無果後，2月8日，李麗娜無奈在陽臺“敲鑼”救母，隨後母親入院治療，幾日後，李麗娜也被確診進入醫院治療，目前均已治癒。
4月10日，李麗娜正式解除隔離，回家與兩個多月未見的丈夫和女兒團聚。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她稱，敲鑼之後得到救助，就像“有人扔了個救生圈，終於不用垂死掙扎了”。她希望在疫情結束的那一天，能和幫助過她的那些人見一面，說一聲感謝。
李麗娜在陽臺“敲鑼”救母。視頻截圖
“需要有人注意到我發出的聲音”
新京報：母親當時情況怎麼樣？
李麗娜：她當時呼吸很急促，咳嗽不止、高燒，人也很虛弱，已經不能走路了。病情就像水淹一樣，你（眼睜睜）看著她在那裡慢慢的不行，想想看，如果看著自己的親人慢慢被水淹死，是多麼的難受。
新京報：為什麼無法住院？
李麗娜：當時她的核酸結果是單陽，醫生說這種情況代表介於是和不是之間，不能確診，不能確診就不能及時入院。
新京報：有沒有嘗試過別的求救方式？
李麗娜：打電話、找熟人，在微博上求助，然後發各種求助的鏈接，但沒有特別有用。
新京報：後來為什麼選擇了敲鑼？
李麗娜：首先需要有人注意到我，注意到我發出的信號。其實我敲的並不是什麼鑼，我敲的就是一個盆和一個勺。我只是希望自己發出的聲音能被聽得到，至於誰能聽到，我並沒有想過。後來有很多人說家裡要備一套鑼鼓，其實只要你想發出聲，所有的東西都是可以發出聲音的。
新京報：母親知道你在外面這樣求救嗎？
李麗娜：她知道，也非常傷心，我聽到了她在家中哭泣。
李麗娜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新京報記者 侯雪琪 徐天鶴 攝。
“就像有人給我扔了一個救生圈”
新京報：那時你的身體狀況如何？
李麗娜：當時我也感染了，已經發燒一整晚，但如果我倒下了，誰來去救她？誰來救我們？不能再有家人來（照顧我們）了，來一個傳染一個，沒完沒了。
新京報：我們注意到，敲鑼時你在大哭。
李麗娜：其實哭是一種傾訴，一種釋放的渠道。我那天在那裡哭了之後，感覺一下子人輕鬆很多，覺得整個人心態又調整好了。其實當你真正求生的時候，面子已經不重要，生命其實才是最重要的。對於平常來講，不管敲鑼或在街上喊都不是特文明的事兒，但到了那個時候，救命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當時敲了多久？
李麗娜：大概就三五分鐘吧，因為中途母親還有一些狀況需要我去處理，也沒有哭很久，並沒有像網上說的，我天天在這裡哭，也沒有每天敲。
新京報：敲鑼帶來了什麼變化？
李麗娜：第2天我手機就被打爆了，海內外的記者、志願者、老中醫，還有一些愛心人士，不停打，我的手機都被打到要關機了，那天晚上母親被送往漢陽醫院治療。這種感覺就像有人給我扔了一個救生圈，終於不用垂死掙扎了。
李麗娜當時發的朋友圈。受訪者供圖。
“有媽在，我還是個孩子”
新京報：你自己什麼時候入院治療的？
李麗娜：2月14日，我也確診了，住進了國博方艙醫院。
新京報：母親知道你被感染的事嗎？
李麗娜：她入院之後知道我被感染了，非常激動，不願配合治療。她覺得是她害了我，害了我的以後。後來經過醫院治療，她已於3月中旬出院，目前狀況良好。
新京報：這次對母親的認識有什麼變化？
李麗娜：我第一次意識到，有媽在，我還是個孩子。我成長於單親家庭，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母親是一個很勤勞的女人，雖然她讀書不多，脾氣也不算好，但她對我付出了很多，自己非常節儉。傾盡所有供我讀書、結婚、生寶寶，她一直在支持我。
新京報：這次事件給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李麗娜：我覺得不能用短短兩分鐘的敲鑼視頻，就給我貼上標籤，比如特別慘、特別孝順之類。我們前期確實很辛苦，但路上遇到很多幫助我們的人。大量的資源，大量的幫助，才贏得了我媽媽現在的迴歸，這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新京報：疫情結束之後想做點什麼？
李麗娜：我希望武漢好了以後，自己能夠去親自感謝那些幫助過我的人。一路走來，有太多人在幫助我。我希望在疫情結束的那一天，一起能見個面，親自對他們說一聲感謝。
校對 吳興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