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安石，我们大概首先会想起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是我们年幼时就耳熟能详的诗句，“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他的响亮名号，彰显着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然而，当我们的目光从文学转向政治，千百年来，人们对王安石的看法却是批判居多。同一时代的人中，朱光庭说：“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而三苏以及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攻击自不必多说。到了南宋，杨时说：“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理宗淳佑元年，面临覆亡的南宋皇帝下诏把王安石称作“万世罪人”，并削去从祀。南宋之人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更像是穷途末路之人的激愤之辞。宋以后，号称明朝“第一文人”的杨慎称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近代以来，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把王安石骂作“小人权谋集大成者”。种种抨击触目惊心，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文人身前曾遭到那么多的攻击，身后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用“长悲事业典刑间”来形容王安石也不为过。 直到近代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才为他彻底平反，给予他高度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探寻众人得出这些评价的原因，笔者觉得都绕不开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和他与苏东坡的敌对关系。于笔者个人而言，在了解到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政敌关系以及“乌台诗案”以前，笔者对于王安石的态度是中立。而那之后，笔者自动地把王安石归到反派，因为他站在了我们所热爱的完美文人苏东坡的对立面。很对人对王安石颇多不满，大概都有这个原因。现在，笔者想撇开那个站在苏东坡光芒之外的阴影里的王安石，仅仅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来看王安石和他所提倡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生活在北宋，北宋虽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开放繁荣，市人生活丰富，并且独具意趣。但盛世之下，宋朝同时又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积贫积弱，内患不断，外敌欺凌不断的朝代。它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如人意的，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提到北宋前期制度虽大抵沿袭唐朝，但削弱相权，君权侵揽，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上均有诸多弊端。“专从政治制度上来看，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基于当时的国情和制度，王安石变法并无不妥。更何况，他是得到皇帝支持的。宋代的皇帝到了宋神宗已经开始想把以前祖宗积弊，加以改革。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是正当的、合理的，将有利于富国强兵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也需要一个像王安石一样固执强势的改革者。另外，在读王安石的一些诗的时候，笔者能感受到他对黎民百姓的态度，由此推断为百姓谋福祉也是他想要变法的初心。他在《慎县修路者》诗中写道“戮力非无补，论心岂有求？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在《收盐》一诗中写道“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