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照鏡》的隱喻:女性身體寫作的突圍

《猫照镜》是法国画家巴尔蒂斯的油画,有三幅,它们是同一题材同一场景的不同变体,绘画年代跨度,从1977年至1993年,16年。铁凝的很多作品,更像是在把《猫照镜》里的隐喻,用喋喋不休的故事的形式,去一次次试探、解剖,企图寻找女性在尴尬而略显窘迫的文化境遇里的出路。

而巴尔蒂斯的画作《房间》(由于该画作未审核通过,可自行网上搜索),则更像是一种女性私人空间的被强制曝光,里面充斥了一种男性的恶意,但同时,也把“窥视”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男性对女性的窥视里,一直保留着男性主导的欲望符号,而女性对此种带有文化症候的窥视,也已经经历了懵懂、知情,到厌恶反抗的历史。中国90年代的女性写作,可以说是以曝光这种窥视来作为反抗的手段的。

因此,巴尔蒂斯的这部分作品,正与中国90年代女性叙事的某些特征,形成了互文关系。


01

我们先来看《猫照镜》。

第一幅是起床的裸体少女倚在床边,一手执梳,一手执镜,当她发现蹲在床尾的猫正在看她,就把镜子反过来请猫照镜。在画中,我们可以发现少女的神色和身体都是自然松弛的,她请猫照镜子是带着一种玩笑、戏谑的成分的。画作整体用色相对明亮轻松。


《猫照镜》的隐喻:女性身体写作的突围


而第二幅相较第一幅则多了一点人的戒心和嘲弄的意味。少女坐在床上照镜,手中还拿着本小书。当她发现床尾的猫掩住身子在看她,就反过镜子给猫照。画中的少女长大了些,并穿着薄衫、长裤,表情也多了拘谨和任性。


《猫照镜》的隐喻:女性身体写作的突围


这幅画中的少女给猫照镜子已经不再是第一幅画中的少女那般是轻松的、单纯的。从少女本身的穿着、表情的变化,让人想到这种变化中暗藏的一种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所给人类施加的多重的约束与压抑,而这些则使得人与人之间隔阂、猜忌、憎恶。此外,画作整体用色,已经偏向黑沉,有一丝压迫感。

这些在第三幅画中,巴尔蒂斯更是作出了精彩的描述:倚在床上的少女,从脸相上看是更大了一些。她的穿着样式繁琐而保守,脸上是强忍着的愠怒和蛮横,手中的镜子直直地伸向床尾的露出整个身子的猫。这时她的神情和姿态都是占了上风的,她已不再是第一幅画中那松弛着裸体轻快地梳头的少女,她紧张,而且做好了战斗的准备。[1]用色上,背景是大面积的暗沉,视觉上的暗沉与压迫更深了一层。


《猫照镜》的隐喻:女性身体写作的突围


对于这三幅画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有不同的意义阐释。

因此,对于作为在其诸多作品中把“窥视”取为叙述视角,并且窥视者往往被设置为男性(《秀色》中的李技术、《无雨之城》中的普运哲、《对面》中的“我”、《润七月》中的诸多男性等)的铁凝来说,她认为这三幅画涉及了一个“窥视”的问题,事实上是涉及了一个“看”与“被看”的循环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透露着人的欲望、欲望的被毁、以及“看”者与“被看”者的变化所预示的两性之间,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峙与对抗。


02

在铁凝的作品中,在以男性“窥视”视角进行描写时,又在叙述中时时反衬出自己隐含的女性态度,这使这种“窥视”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带有鲜明的男性性别弱点,即自我暴露的特征(窥视癖、隐私心理),一方面又表现了潜在的女性批判立场。其中篇小说《对面》中的“窥视”,可以说,正是这两重意义的注解。


《猫照镜》的隐喻:女性身体写作的突围


另外,在人类的“看”这个问题上,铁凝认为人是讨厌甚至惧怕被观察、被窥视的,尤其不愿被暗处的同类窥破。

“当人受到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并时常为此暗自得意的猫的冷眼观望时,那该是一种怎样的不快。……当人恼怒地把镜子伸向猫脸时,人是要看猫的笑话,遮挡自己的不方便。猫在高压之下的媚态,猫那伺机反叛的阴险心理无不使人恐惧,因此人必须把镜子伸向猫。窥透他人,让他人狼狈才是人心深处最本能的愿望。”(p.164)

这里,镜子充当的不仅仅是一种遮挡的功用,遮挡彼此窥视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它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窥视——一个观望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占据主动位置的人,用给予镜子的方式使对方暴露自己的窥视。但是另外一方面,猫本身也成了镜子,通过它窥见自己。

因此,在铁凝那里《猫照镜》成了这样的叙述:观照别人都是为了遮挡自己。

应该说,铁凝《对面》中关于男性视点的设置,以及这种视点的终结和反省,是借鉴了巴尔蒂斯在《猫照镜》中的这种紧张的视线关系的处理方式的。《对面》中“我”的传统的男性想象在肖禾的性主动、尹金凤的野心、一夜情之后故意遗漏发卡的未知的“她”、富家女的让“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给谁卖了身的情爱逻辑,甚至典故里的做作的女人那里受挫,这些受挫是源于这些女人不再是“我”的想象所能控制的。

而随之爆发的狂热的窥视似乎是在弥补这种想象的受挫。


03

用一种有距离的躲在暗处的窥看,重新构建自己的男性想象的权力,也是类似为女性提供了一面自己观看自己的镜子,让她们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真面目。

这里的镜子就相当于是男性的眼光,而它所观照到的则是女性的“阴暗面”“不方便处”。(p.372)在《对面》里,这一点事实上也构成了铁凝批判九十年代女性叙事的触发点,正如铁凝在对《猫照镜》作出的阐释一样,观照别人是为了遮挡自己,用审视别人的种种破绽来遮挡自己那无法告人的心。

这种关于视角转换的逻辑应用在《对面》中,首先表现为对“我”所代表的男性眼光或者说是男权的批判;其次就是对对面这种为他人的窥视提供对象的女性的批判,这一点落实到本文的论述,则是对于九十年代女性叙事所热衷的叙事品格的一种批判。这个问题与《猫照镜》之所以能构成一种互文关系,正是由于它们都在这种“猫照镜”的模式里获得了一种心理的平衡和一种自私的使自身完美的方式,更是因为它们也共同承担了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阂、互相的警惕与利用。

因此,铁凝的女性写作,在批判性上要高于同时期的女性写作,或者身体写作。


04

无论是《猫照镜》,还是铁凝的小说,其视角模式都是发生在“我”与他者之间。他们之间构成一种视角的对峙与交流的紧张关系,人物的情感与他所采用的视角模式间没有发生分离,也就是说采用的视角是与人物情感相一致的。然而,当《对面》中“我”的窥视在“我”对于对面的欲望以及对于与对面相关的男人的仇恨到达一定程度时,“我”采取了一种恶意的报复行为。

而这种行为的产生,作者把它处理为是一种并非出于人物本意的模式,“我看见我推开一扇久未开启的窗户蹬上窗台,手中握着望远镜,故作轻松地朝对面望去”。(p.370)这里,很明显的,“我”的视角和“我”的情感是发生分离的。“我”看到的本来应该是对面的情形,而在这里,“我”先看到的是“我”自己的行为,这可以解释为是一种“我”被迫承认“我”自己的行为。这里仍然是借用了视角的功能,“我”的行为被置于“我”自己的视野里,这使得“我”自身成为了自己的“镜子”。

“我”观照自己的种种破绽与阴暗面,自己成为自己的镜子。

或者可以说,“我”对自己的反省也正是始于此。“我看见我……”这种视点的设置就类似于把人的灵魂抽出,使之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观照自身的肉身。这种“抽出”是带着一种宗教性质的自我审判的,这也符合了铁凝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宗教情怀。宗教对社会的观照虽然是虚幻的,但它还包含着人生观照的功能。

宗教的人生观照所反映的正是人类的终极需要,因而具有某种普遍性和永恒性特征。

所谓宗教情怀,就是在这种终极需要激发下所产生的一种超越世俗的、追寻精神境界的普泛的情怀。[2]

在贺绍俊看来,心灵慰藉与宗教情怀是相关联的,宗教情怀的缺失是导致小说精神内涵稀薄和贫乏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激化下,文学创作虽然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束缚,但是也并未在精神层面上有所拓展,反而是顺应市场化需要,走向了形而下的层面。物质化、欲望化、平面化,而缺乏对精神世界的体悟和对意义的追问,那些神圣性、超越性以及空灵、飞升的境象更是无处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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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对面》中的“我看见我”自己式的自我审视开启了自省的大门,而从“阳台”到“原野”则更是一种深含宗教情怀的精神涅槃。这也直接与铁凝一直持的创作立场有关。

应该说铁凝在文本最后设置了男性主人公宗教式的反省是颇有深意的。

故事没有在“对面”死亡的时候噶然而止,而是追叙了男主人公如何悟得“对面一片清明”,这里涉及到了物理空间变化与男主人公心理上的变化之间的微妙映射,或者说是作者给予文本的一种隐喻式的处理方法:他的视线从“阳台”挪开了,他的生活空间从仓库转向了“原野”,而原野里的强悍的农妇似乎又成了一种标志性的“建筑”。

这个“她”可以是很多意义的集合体,而这个“原野”似乎也暗喻了女性叙事应该有一个更大的空间:生命、寻找女性自我,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更宏大的视域空间。

而这种设想的获得,铁凝把它置于一种男性的反省机制之中,这是颇富深意的。

对于文本视角变更的阐释,以及书写者对于人物活动场所的突然变更,都存在着一种价值、意义倾向的变更。这种变更都是试图在为文本找一种结局的可能,或者是为文本获得深层意义找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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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这个论述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与这种寻找意义突破口的努力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空间存在。

凯特·米利特在其著作《性政治》的第二章“性政治理论”中论及了一种极端的文化——“男子住地文化”,这种所谓的文化是不需要女性的参与与协作,并且认为女性是低劣狭隘的,他们拒绝并敌视女性。作者认为这种文化发展的极端例子便是纳粹。


《猫照镜》的隐喻:女性身体写作的突围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就类似于是一种封闭的空间,它的自我运作到达极致,便意味着毁灭,以致意义的终结。

那么,回过头来看铁凝的《对面》这个文本,我们发现如果文本的叙述仅止于“我”的偷窥,而这种偷窥以偷窥对象的消失为终结,那么,这个文本仅仅是在描述一个关于偷窥的故事,它在叙事空间上就停留于一种表面叙事的空间,缺乏深层意义探询的可能,最终沦为以刺激的偷窥为噱头的低俗文本。

另外,这也导致包括“我”之前逃离北门市,最终到达这个“阳台”这一系列的空间变化都成为空洞的地理变更,为情节而情节。

在很多文论家看来,对于空间的意义,我们更多的关注它所能达到的心理延伸度。如果没有这种心理延伸度,那么文本也将丧失诸多解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对面》这个文本结尾的设置——使“我”采用一种超越男性偏执视角的反省与主动地逃离那种狭隘的男性偷窥欲,而进入另一种意义上的生存空间——是具有某种探索与建构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铁凝《遥远的完美》参见第163-164页.

[2]贺绍俊.《作家铁凝》[M]. 北京: 昆仑出版社,2007,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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