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作家赵松出版了他的新书《隐》。《隐》的创作动机来自《左传》，作者尝试将《左传》的内容结合当代小说的写作手法，写作乱世中隐匿的个人命运，展开一次勇敢的文学实验。
《隐》
赵松 著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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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些被隐匿的
撰文：赵松
1
从没想过自己会写这样一本书。
现在它在那里了，如此的具体。它带走了我的一年多的时间，也许更多。它带走了我的一部分生命。我就像个去过海边的人，而它是我带回的瓶子里的海水，里面沉浸的是沙滩上捡到的几枚有花纹的小圆石，微不足道而又惬意的证明。
有一天，或许我会把它放在书架上的角落里，只留下对它的想象，而不会像把《左传》那样继续搁在枕边。现在，带着遗忘赐予的便利，我不动声色地打开它，试着当个读者。白纸黑字，它让我有些不安，也有些陌生的感觉。恍惚间，我似乎并不是看到了什么故事，而是听到了什么声音，遥远的，就像一些片断式的模糊的歌声。
赵松，1972 年生于辽宁抚顺，作家、诗人，作品有《空隙》《抚顺故事集》《积木书》《隐》等。
现在，要是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它呢？我可能真的会想很久。最后，说出来的理由，可能就是句很俗套的话：我爱《左传》。
2
最早读到《左传》是间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看到了沈玉成的《左传译文》。这本书的语言颇雅致，但有个麻烦，就是对于《左传》里不同语境下贵族们通常有不同称谓这个问题没做处理，而是亦步亦趋地对应原文，加之无注释和人物表，结果看着看着就不知谁是谁了。杨伯峻的《白话左传》也有这个问题，但他的《春秋左传注》和《春秋左传词典》却是理想的登堂入室之作。
《左传》的语言朴素生动，饱含力量感。读时常觉得，两个白话译本虽说都很忠实，但从现代汉语角度看又都不算理想，不足以展现《左传》的文章之美。于是心生一念：我也来翻译它吧。可是，等到读完原文，此念已基本打消。因为《左传》几乎是不可译的。拿仍处于未成熟状态的现代汉语来应对《左传》这种文本，会显得笨拙和罗嗦。
翻译的念头是没有了，可还有另一念头，我得为《左传》做点什么。
3
《左传》很沉重。
越是觉得它好，就越是能感受到那种沉重，难以形容。
近三百年的春秋时期，确实是“礼崩乐坏”。周王朝的权威逐渐形同虚设，列强反复争霸征伐。而无论国之大小，君乱性，臣弑君，乱伦灭族，父子相杀，兄弟相倾，各种残酷血腥的事在《左传》里都是寻常事。
“微言大义”的《春秋》，其实是“大事记”。在当时，它或许能起到些“史”的威慑力。比如“崔杼弑君”事件，鲁国权臣崔杼就为这四个字而滥杀史官，而史官兄弟的毫不畏死、前仆后继，才让他放弃了斩尽杀绝的念头，说明他也不想在史册上留下更恶的名。但显然，《春秋》并不能真的让乱臣贼子惧也是事实，否则当时的乱局就说不通了。
《左传》是为了补《春秋》之略而著，关注的是各国君臣重要的言行、会盟与战争。虽是追随《春秋》编年体例，颇受限于时序，但作者是文章天才，行文迭荡大气、章法自然，下笔有正写、反写和侧写，有伏笔、有呼应，还极善于剪裁，行止有度，因此无论写人叙事，都是别开生面、力透纸背。对照后来的《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的写法与文风实受益于《左传》极多。
正因为写得精彩，那种沉重感才会盘桓难去。周王朝礼教宗法秩序的瓦解，与各国的兴衰走向以及那些热衷于争夺权力、或努力维护秩序者的命运密相映射。这其中有强势的铁腕人物，如郑庄公、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有无法无天且无情无义的国君和乱臣，如卫宣公、陈灵公、楚平王、孔宁、仪行父、崔杼、华父督、伯嚭等；有忠诚正直、知礼守信的能人，如臧僖伯、颖考叔、蹇叔、伯宗、管仲、鲍叔牙、申包胥、子服景伯等；还有凭借政治智慧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的奇人如巫臣等；当然还有在政治权谋上相对比较弱势却仍能守其正的人物，如鲁隐公、郑穆公、宋襄公等；还有重情守义的急子、寿子、目夷、季札等；也还有夏姬、南子这样的极少数以放荡不羁留名史册的女人。
引发我的兴趣的，主要是后面这三类人。他们的事迹在《左传》里所占比重不大，却让我嗅到了一些跟前面那些占据了《左传》主要篇幅的人物完全不同的气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她们的存在是轻的，是极少数的特例。也正是在他们这里，我找到了写作的可能空间。
4
《左传》自然是信史，我却是当小说来读的。
从后世的志怪、笔记乃至清代的文言小说（如蒲松龄、纪昀等人的作品）来看，《左传》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史记》的。因为要面对编年体的关系，其行文需要在特定的时空限度和跨度里更加追求简约、隐现与呼应，以及点到为止的节制。
2014 年写《细听鬼唱诗：志怪小品赏读》时，为了遴选合适的作品，我读了很多相关的古籍，也在不时翻阅《左传》，并由此引发对中国传统小说发展线索的思考。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相对于白话小说的线索，文言小说的线索被重视的时候极少。加之在过去的百年间，中国小说的写作基本上是“放眼向洋看世界”的，主要的参照系是十九世纪和现代的欧美小说（包括日本），还有拉美小说，因此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方法论主流是西化的。但横亘在中外之间的语言、文化的巨大障碍，又使得我们无法将这个庞大丰富的参照系转化为自己的传统。说到底我们不在人家那个文化系统里，无法自然而然地消化吸收那些语言文化传统里的基因信息，因此习得的观念与方法也多是无根的。
但是从《左传》到历代的志怪、笔记、文言小说的线索里，我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中国人在想象、叙事上的独特方式。关于这些，我在那本《细听鬼唱诗》里已有所提及。对于像我这样的在写作初期曾大量研读了欧美、拉美小说并且也有些心得的人来说，在面对《左传》这个源头文本并对其特点有所体会时是异常兴奋的。可问题是，如何转化，以及怎么才能把它的基因提炼出来，培植生长出新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放弃翻译《左传》的深层原因。最后的折衷方案，就是用它的一些素材，试着写些能多少吸纳转化些源头基因的当代小说。于是就有了《隐》这本书里的那篇同名小说。
5
在八篇小说中，《隐》是最难写的，因为素材多。而鲁隐公的悲剧命运吸引我的地方，不是他的悲剧人生，而是他更为隐秘的精神世界。
如果《春秋》确是孔子修订的，那么以鲁隐公为开端，就是极有深意的。庶出的身份，决定了隐公不具备成为国君的条件，只能代理国政。但在春秋时期，以庶出而成国君并非没有先例，关键还是要看当事者怎么做。隐公没有政治野心，也非铁腕人物，否则也就不会在他摄政元年就出现费伯擅自率军队在郎地筑城这种无视其存在的事了。但他是个知礼守正的人，在他看来摄政是暂时的，等恒公长大，他就会交还权力。有这种心态的人在春秋时期是不多见的，在孔子看来，这种品质非常可贵。尤其是后来，有政治野心的羽父怂恿隐公杀掉桓公时，他的淡然拒绝以及交还权力后被羽父诬陷和刺杀，孔子肯定非常同情惋惜。《春秋》隐公十一年末尾，只有这么一句：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后来晋人杜预在注解里说，实际上是被弑，却写薨，又不写地点，是史家有意避讳。因此孔子同情也好惋惜也罢，也还是要避讳。他能做的，也就是把隐公列为春秋之始，这即是他的“微言大义”。
在写《隐》时，我选了相对复杂的方式。除了鹤的意象，驯鹤人的视角，还间杂了一个当代小人物的故事，此人有抑郁症、喜欢艺术，是对财富和权力都没有兴趣的富二代。在两个距离遥远的时空里，我希望隐含着某种微妙的呼应，并能多少暗示，即使是面对利欲熏心的世界，人寻求向内的解脱与灵魂的自由也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隐”，并不只是一种身份的实质或形式，还是一种更为真实的自我存在状态。
6
每个人物的生命状态和存在方式都是注定不同的。当这种不同落实到每篇小说里时，自然就会生发而成不同的结构样式。
在《泛舟》里，我选择了公子寿、公子朔和传闻三个角度来叙事。其素材在《左传》里不过几行字，我要写的是人物主观视角下的卫国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走向，我无意臧否孰是孰非，我的兴趣点在于从细微处呈现他们如何面对情谊、得失和生死。在父亲卫宣公所制造的混乱残酷的环境里，无论是自觉选择情与礼的信念坦然代兄赴死的公子寿，还是顺应父亲的暴恶之行并终成卫国之君的公子朔，其实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并接受了命运。
我个人最喜欢的两篇，是《夏》和《兰》。它们之间有互文关系。《夏》的主人公夏姬是《兰》的主人公郑穆公的女儿。这对父女的个性截然相反。夏姬是野如火的，还有某种神秘的巫性。她被后世视为淫荡的化身，而在当时很多贵族眼中却是充满诱惑力的、可以让他们不惜性命的女人。有意思的是，在《左传》里几乎看不到对她的指责。同时她在其中又是一个无声的存在，能看到的只是与她相关的那些贵族男人们的狂热，却看不到她的言行。真正懂她的，只有那个非常智慧的巫臣，最后设计带她逃亡晋国，并得以善终，也戳破了她是男人祸水的说法。当然，巫臣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逃离楚国后，家族几乎被灭。
夏姬的父亲郑穆公名兰，是个极有忍耐力也特别柔和有灵性之人。当时郑国夹在晋楚两强之间，左右为难，倍受欺侮，但就因为他能忍，能以柔应强，所以才让周旋夹缝中的郑国得以保全。要说这对父女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的气质里都隐约有某种诗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这两篇小说里都引用了《诗经》里的诗句，翻译成白话并做了适当修改，尤其是在《兰》里还虚拟了民歌式的诗。夏姬与巫的模糊关系，郑穆公跟兰花的宿命关系，当然都多有神秘意味。我喜欢这神秘，因为在我看来，神秘是诗的源头之一。
7
《新麦》写的是晋国的伯宗父子的事，也是一出惨烈的悲剧。伯宗是晋国大夫，出身高贵，其祖父是宋襄公之弟，当年出使晋国后就留晋为官，并改姓伯。伯宗以敢于直言闻名，深受晋景公的信赖，但也结怨权臣甚多，在景公死后不久即惨死于掌权的“三郤”之毒手。他的儿子伯州犁逃到楚国后，曾官至太宰，后也在楚国的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儿子伯邰宛做过楚国大夫和左尹，后被楚国令尹囊瓦所杀。他的孙子就是著名的伯嚭，逃到吴国后受吴王宠信，做到太宰，越国灭掉吴国后被越王勾践所杀。
这篇小说一部分是以伯州犁的回忆视角来写的，一部分是以当年伯宗监修的景公大墓里的壁画内容来写的，多是晋国重要战役里的场景。标题取自《左传》里景公临终前的一件事，就是请来占卜的人算出重病的景公吃不上新麦了。因此整篇小说最重要的因素，其实就是关于死的。无论是作为显赫战功中的死亡场景，还是伯宗的惨死过程，或是晋景公的死，其实都不过是在呈现复杂语境里死亡本身那简单直接的残酷性——而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是如此的易碎。
《子见南子》是整本书里对话最频繁的，因为主角是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而《论语》里记录的又多数都是对话。孔子周游列国并不轻松自在，而是一路折腾。但到了卫国，还是颇受礼遇的，因为有南子的作用。南子名声不好，想通过结交孔子为自己正名。孔子想通过南子的关系受卫灵公的重视，以图在卫国施展其思想才能。子路对此很反感，认为会有损老师的名声。他并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对于卫国的政治局势也没能像老师那样有敏锐的判断，最终留在了卫国，并在权力斗争中搭上了性命。当然小说里只写到孔子离开卫国前跟子路的道别那一幕。孔子太了解子路的好勇争强不怕死的个性，早就预见并警示过他会有不好的结局，但又无法改变。因此这篇小说写的，其实就是孔子与子路的道别，里面隐含的气息，很伤感。
使用《左传》素材最多的，就是《乱》。这篇小说，我选择了类似于说书人讲故事的调子，尽可能用最平实的语言，来讲这场发生在齐庄公时期的大乱惨剧。参与并导致了这场乱局的，有齐庄公，当权的崔杼、庆封，有当时齐国最美的女人棠姜，以及崔、庆两族的一干人等，当然还有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乱剧的齐国贵族们，其中包括名臣晏婴。处于冲突中心的庄公、崔杼、庆封、棠姜，还有崔杼、庆封的几个儿子，以及一些重要的家臣，先后都死了。最后是个没有胜利者的结局。而这场大事件的导火索，则是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崔杼迷恋她的美，庄公也垂涎她的美。他们都得到了她，结果是君臣反目，“崔杼弑君”。然后又是崔氏内乱，崔杼自尽，棠姜上吊，庆封趁机灭了崔氏一族。庆封淫乱无德，最后儿子丧命仇家之手，他自己逃亡吴国，也没逃过一死，一场大乱惨剧这才算收了场。我的关注点，是棠姜之美、崔杼之狠、庆封之毒，以及他们两位手下的那些个贪婪无情之徒。至于那位愚蠢好色的庄公，则只能算是个可怜虫。死了那么多人，通篇写的其实只是贪婪与残忍，而无一丝悲剧意味。跟那些无情无义之徒相比，美丽的棠姜倒是会让人觉得有些无辜，在那浓重的血腥气息里，她就像朵被狂风吹落尘埃的花，被齐人怀念。
在周王朝分封列国的布局里，随国（又名曾国）的战略意义是率领周边姬姓诸国监视蛮夷之地的荆楚、淮夷等国，其开国始祖是周朝大将南宫适。随国的文化非常发达，在楚国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始终是周王朝抑制楚国向中原发展的桥头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个让楚国头疼的对手。楚国在庄王时称霸后，对随国采取了迂回的策略，逐渐将其周边诸国消灭，形成包围之势，使得随国不得不从直接对抗楚国转为时战时和的状态。
在《随》这篇小说里，我采取的是第一人称视角，以一位历经楚武王、文王、灵王、平王、昭王数代楚君的长命百岁的随国先君之口吻来讲述随楚之间的漫长争斗，尤其是楚国的由兴盛到衰败过程。最后是以他跟流亡随国的楚昭王的对话结束的。他跟昭王走在原野上，边走边告诉昭王各种植物的名字，直至走入黄昏的山谷，昭王在帐篷里睡熟。我在这篇小说里要写的，其实就是无情的时间与人的虚妄野心交织过程中人的微不足道。
8
最后，还要说的是，在这本书里，每篇小说之前，都会有一段引自《焦氏易林》中的卦辞。因为在《左传》里，但凡遇到战争或重大事件时，各国经常都会有占卜的习惯，主要的工具就是《易经》，以求预知吉凶。我的做法并不复杂，就是为每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占卜一卦，然后到《焦氏易林》里找到那一卦里的变爻卦辞。原因很简单，《焦氏易林》里的卦辞几乎都是诗。
“善易者不卜。”研究《易经》的前辈曾经说过，真正精通了《易经》之道的人，是可以看着卦象就能撰写出全新的卦辞的，比如宋代的邵雍即是这种人物。当然，我肯定不是这种人物。我想要做的，只是在为人物占卜之后，用《焦氏易林》里的卦辞之诗，作为摇晃在每个小说开篇之前的微妙而又短促的前奏，就像那挂在屋檐上的风铃，可以在寂静的微风中不时发出清妙之音，来映衬小说中人物的各种命运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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