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保羅·薩特（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是法國著名文學家、哲學家、社會活動者。他的一生波瀾壯闊，曾參加反法西斯鬥爭，支持法國革命群眾運動，挺身保護《人民事業報》，在侵朝戰爭、侵越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上，都曾發表正直的言論。與波伏娃的愛情也被人津津樂道。他是知識分子的典範，有學者將二十世紀看做薩特的世紀。
薩特逝世四十週年之際，我們回顧歷史，發現薩特曾那樣接近國人的靈魂，卻又在下一個時代悄然退場。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我國的知識青年群體中，曾經掀起過一波“薩特熱”。薩特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文化偶像。1982年，薩特曾被短暫批判，那時“薩特熱”與當時流行的蛤蟆鏡、喇叭褲並列為“三大精神汙染”，足見影響之大。也有人說，“薩特熱”是“80年代新一輩人的精神初戀”。
“薩特熱”是如何興起的？中國對於薩特的評價發生過哪些變化？1990年代“薩特熱”為何退潮？當前時代，薩特已經過時了嗎？
讓-保羅·薩特
當薩特還沒那麼“熱”
“薩特熱”是中國1980年代新啟蒙時期的獨特文化現象，但中國對於薩特哲學文學作品的譯介卻是早已有之。
20世紀40年代初，中國正處於抗戰期間，薩特作為“反法西斯”作家被引入中國。《牆》是我國選譯的第一部薩特作品，當時的題目是《三個被處死的人》。1944年和1947年，艾蕪和戴望舒又分別全文翻譯了《牆》。這篇小說以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為背景，寫了三個被俘的抵抗者臨刑前的種種表現。這樣的題材符合當時中國抗戰的需求。學者通過對比選譯本和全譯本還發現，選譯本中通過刪減原文，將小說主角塑造成了一個為保護革命同志甘願犧牲的革命英雄。這種選譯無疑反映了當時中國抗戰意識形態的需要。
新中國成立的前十七年裡，由於薩特與蘇共充滿張力的關係，和他“走第三條路線”的主張，薩特的譯介經歷了由批判到肯定再到批判的過程。但即便是1952年到1956年薩特做共產黨“同路人”的時期，也並未大量翻譯薩特的著作。1956年，蘇聯將軍隊開進布達佩斯，薩特與蘇聯交惡，國內也重新開始批判薩特。1956年後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學者對於薩特的譯介主要發行於內部刊物上，是為了批判薩特提供的“反面材料”。如1965年翻譯薩特的長篇小說《厭惡》以及兩部短篇《牆》和《艾羅斯特拉特》時，就在後記中稱薩特的作品實際上是“狼的哲學”。
1965年出版，供內部參考的《厭惡及其他》
這些“內部刊物”，在紅衛兵抄家時大量流落民間，一部分知識青年得以最早接觸到了薩特的思想。這也促進了1980年代“薩特熱”的出現。
“薩特熱”：八十年代的孩子
改革開放後對於極“左”思潮的反思和批判，人道主義話語的強勢迴歸，都反映出中國知識界進入了“重返五四”的新啟蒙時期，“薩特熱”正是這一歷史時期的產物。
思想上的開放給引進西方思想提供了機遇。1980年代也是薩特的著作被大量翻譯的年代，被譽為“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鳴九先生在1978年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會議上就專門談到了薩特，當時他的目的是“衝破一些不合理、不切實際的極‘左’的條條框框”。1980年薩特逝世，《人民日報》稱其為“中國人民的朋友”。1981年柳鳴九編選的《薩特研究》出版，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都為“薩特熱”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薩特研究》
深刻而廣泛的思想解放，高校的重新招生，也給那個時代打下了希望與勤奮的烙印。許多老一輩的學者至今還會懷念1980年代的校園，在他們眼中，1980年代的校園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一本書往往要同學間輪流看。現任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也曾經用拜倫的《唐璜》和一大堆吃的從朋友那裡交換到一本薩特的書。
北島在《今天》創刊詞上的致辭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心情：“我們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為歷史已經前進了。”
那是一個歷史重啟的時代，也是一個彷徨不定的時代。薩特著作中對於人自由選擇和主體性的強調，以及對於現代人焦慮、煩躁、無聊的存在境遇的描摹，如此恰到好處地契合了那個時代人們的希望與焦慮。“薩特熱”的出現，是作為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薩特與時代的一次完美邂逅。
薩特哲學影響了那個時代的思想啟蒙。李澤厚與劉再復等人的主體性學說中，就有薩特的影子。李澤厚自稱他的思想有三個來源，“馬克思、康德和中國傳統”，但他也與薩特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一方面，李澤厚批評薩特哲學“盲目誇張個體主體性”，強調個人的主體性與人類的主體性不可分割；但另一方面，他對於人“為什麼活”這個問題的重視，對於命運偶然性的解釋，又很明顯帶有薩特的影子。劉再復對於文學主體性的探討也深受薩特的影響，他的《論文學的主體性》一文便是在薩特哲學影響下寫就的。
《論文學的主體性》發表在《文學評論》1985年第六期上
薩特的存在主義文學作品也影響了新時期的文學創作。新時期文學對於人的價值和尊嚴的高揚，對現代人的生存境遇的關注，個性解放的訴求，都帶有薩特的烙印。有學者就新時期文學受到的薩特影響做過研究，認為劉震雲、張煒等人創作中對於人與人關係異化的反映，對於個人孤獨處境的描摹，都帶有薩特存在主義的特點。
“薩特熱”既是1980年代的孩子，又形成了一批受到薩特影響的知識青年。薩特的戲劇《骯髒的手》在上海演出時場場爆滿，有人曾經回憶：“某一著名大劇院門前，人頭攢動，薩特的名劇《骯髒的手》將要演最後一場。”薩特的哲學、文學著作的印行量都很大。“人是被判處為自由的”、“他人即地獄”、“存在先於本質”等薩特式名言，也一度風行。
然而，時代的孩子終究要與時代一同消逝。很快，“薩特熱”就與1980年代一同成為歷史的記憶了。
薩特過時了嗎？
“薩特熱”的退潮，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
“薩特熱”退潮的原因很複雜。一方面，一些學者認為薩特的自由選擇理論對青年有負面影響，因而對薩特進行批判，甚至到意識形態鬥爭的高度。此外，歷史事件的發生及啟蒙知識分子“啟蒙共識”的破裂，也促成了“薩特熱”的退潮。薩特與新啟蒙的思想潮流有著密切的關聯，1990年代學者對於“新啟蒙”的反思，必然衝擊著薩特作為“文化偶像”的地位。這一時期，文化保守主義的迅速上升和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後學”的興起，新左派對於新啟蒙時期的系統反思，都構成了對植根“西學”的啟蒙現代性的深刻挑戰，完成了對於西學和“薩特”的祛魅。
劉大濤在《薩特在中國的影響研究》一書中曾分析過“薩特熱”退潮的原因
步入新世紀，文化工業的進一步壯大，新的文化偶像的誕生，也使得1980年代和薩特越來越像是滄桑歲月裡的老人，邁著蹣跚的步伐，從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中退卻了。
1980年代也好、作為偶像的薩特也好，時過境遷，都應該迎來它們的謝幕，然而問題在於，這場謝幕迎來的究竟是超越還是墮落？這個問題或許很難回答。知識分子有時會有一種精神的思鄉病，“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總在歷史中尋求著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玫瑰色濾鏡裡的1980年代，或許也是如此。
薩特過時了嗎？或許我們應該說，那樣一種將薩特作為精神偶像崇拜的時期，終究也不盡然是完美的。無論是剛從巨大的痛苦中走出的1980年代，還是急切地尋求嶄新道路的知識青年，或許都難免顯得過於熱切。然而，偶像的黃昏並不代表著思想的過時。薩特對於個人存在處境的揭示，仍然打動著當代每一個深感孤獨、焦慮、煩悶的個體，他對於個人自由的高揚，也始終能夠在我們感到無力、懦弱時，為我們帶去安慰。他對於公共事務的積極介入，對於弱勢民族地區的正直髮聲，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也終究會作為勇敢的知識分子言傳身教的典範，鼓舞著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靈。薩特不必、也不應該離我們遠去。求知精神、開放態度的消逝，終究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揮手告別了1980年代，並非以一種反思的方式；我們曾經告別了薩特，卻並沒有變成更好的人。
參考書目
1.《薩特在中國的影響研究》，劉大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2.《為什麼要薩特》，柳鳴九，金城出版社，2012
3.《薩特與中國：新時期文學中“人”的存在探詢》，吳格非，2004
4.《新啟蒙知識檔案》，賀桂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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