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與兒童及成年後的情緒、社會和精神疾病有關

遺傳因素是兒童精神病理學和成人後情緒障礙及相關特徵之間聯繫的基礎嗎?

這項縱向隊列的薈萃分析包括42 998個參與者的數據,揭示了童年精神病理學和成人抑鬱症,主觀幸福感,神經質,失眠,受教育程度和身體質量指數的多基因評分之間存在顯著關聯,但雙相情感障礙未發現此相關性。

根據這項分析,6歲以後的兒童精神病理學特徵和成人抑鬱症及其相關特徵之間,存在共有的遺傳因素。

成人情緒障礙通常是由兒童時期的行為和情感問題引起的。如何解釋兒童精神病理學和成人特徵之間的聯繫,目前還不清楚。

昆士蘭大學的科學家們在分析了來自芬蘭、荷蘭、挪威、瑞典和英國七個國家的42998名兒童和青少年的基因數據後發現,兒童和青少年的情感、社會和精神疾病與成人抑鬱症較高的遺傳易感性有關。


研究概況


該研究的目的是,探討成人情緒障礙及其相關特徵的遺傳風險是否與兒童期疾病有關。

薈萃分析檢查了來自英國、荷蘭、瑞典、挪威和芬蘭的7個國家、從出生到兒童期縱向隊列的數據。數據收集的起始時間為1985年7月至2002年4月。對參與者從6歲到17歲的年齡段進行了多次兒童精神病理學評估。數據分析時間為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

兒童個體多基因得分(PGS)的構建是基於對成人重度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主觀幸福感、神經質、失眠、受教育程度和身體質量指數(BMI)的全基因組關聯研究。

主要結果和測量方法


採用迴歸薈萃分析來檢驗PGS與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症狀、內化(internalizing problems,這些問題發生在“個體內部”,被稱為“過度控制的、過度抑制的或害羞—焦慮”問題,亦或是情緒問題)和社會問題之間的關係,並在兒童和青少年中反覆測量,這些關係是否依賴於兒童表型、年齡和評分。

結果

樣本包括42998名6至17歲的參與者。在所有隊列中,男性參與者的比例從43.0%(2417名參與者中的1040名)到53.1%(4583名參與者中的2434名)不等。

  • 成人嚴重抑鬱,神經質,BMI和失眠的PGS與童年有關精神病理學呈正相關(β估計範圍,0.023 -0.042 (95% CI, 0.017 - -0.049)),而與PGS的主觀幸福感和受教育程度呈負相關(β−0.026−0.046 (95% CI, 0.020−−0.057])。
  • 年齡、兒童期表型類型以及與之相關的評分均無顯著性差異。
  • 與內化問題(Δβ,0.0561 [Δ95%CI,0.0318-0.0804];ΔSE,0.0124)和社會問題(Δβ,0.0528 [Δ95%CI,0.0282-0.0775]相比,受教育程度PGS與ADHD之間的關聯性更強。
  • 與內化問題((Δβ, −0.0310 [Δ95% CI, −0.0456 to −0.0164]; ΔSE, 0.0074)相比,BMI PGS與ADHD和社會問題((Δβ, −0.0001 [Δ95% CI, −0.0102 to 0.0100]; ΔSE, 0.0052))的相關性更高。
  • 此外,受教育程度PGS與ADHD之間的關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Δβ,-0.0032 [Δ95%CI,-0.0048至-0.0017];ΔSE,0.0008)。

結論和相關性

這項研究表明,存在一系列影響整個生命期特徵的遺傳因素,並且在整個兒童時期都存在穩定關聯。這些知識可能會影響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和長期結果。


研究評述


Christel Middeldorp教授說,大約有50%的兒童和青少年有精神疾病問題,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成年後仍繼續經歷精神障礙,並有脫離學校社區的風險,還有其他社會和情感問題。

研究發現,失眠、神經質和體重指數與較高的遺傳易感性有關。相比之下,研究發現,在受教育程度和情感健康方面基因得分較高的參與者,童年時期問題較少。

“我們計算了一個人的遺傳易感性水平,計算的方法是把每個人的特定疾病或特徵的風險基因數量加起來,然後根據每個基因的重要性進行調整。結果發現,這種關係在各個年齡段基本相似。”

這就表明,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有一些共同的遺傳因素影響著一系列的精神病學和相關特徵。


這一研究發現很重要,因為它們表明,兒童和成年人性格特徵的這種連續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基因風險來解釋。有相關遺傳風險的個體應該成為關注和有針對性治療的重點。

在現階段,遺傳易感性還不能準確預測一個人的症狀隨時間發展的變化,但在未來,它可能與其他風險因素結合在一起,從而做到精準預測。這可能需要精準醫學的參與,從而向情緒和社會問題風險最高的兒童提供有針對性的治療。

遺傳與兒童及成年後的情緒、社會和精神疾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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