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霸道”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指的是齊桓公，晉文公等以富國強兵的種種手段來實現稱霸諸侯之道。在春秋早期，稱霸不僅要靠國家力量來實現，也要以“尊王攘夷”的旗號來號召諸侯，共同解決所面對的政治軍事等問題。盟主，也就是“霸主”，則在其中承擔了領頭人的角色。
春秋時期的“霸主”在一定意義上，團結中原諸國，共抗外敵，使“華夏文明共同體”這一理念在混亂的春秋時代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即使南方的楚國，吳國，越國。也以稱霸諸侯為目標，實際上就是想極力融入華夏文明圈，得到認同。如果沒有這種爭霸，諸侯國各自發展，地域的阻隔和發展理念的不同，可能會讓分裂的趨勢進一步加強。
從戰國時代開始，“霸道”就發生了變化，周天子名存實亡，周王國已經處於隨時可以被滅掉的處境，諸候國的“爭霸”成為了一種純粹的霸權爭奪戰，而這個“霸道”是一國獨霸天下，與春秋的爭霸有著顯著的不同，它的功利性更強，更加地不擇手段，戰爭更殘酷。
“霸道”是君主的現實需求，而“帝道”就是所有士人的理想，秦國的商鞅在入秦實施變法前，向秦孝公陳述了三種方案，講堯舜的“帝道”，即以“德”讓天下歸服，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又講“王道”，即商湯王，周武王革除暴政，改革天命的理念，秦孝公還是覺得不靠譜，最後商鞅講“霸道”，也就是立即變法圖強，稱霸諸侯，秦孝公一下子就很高興，並開始實行變法，最終在秦始皇時滅六國，一統天下。
在漢武帝以後，出於現實統治的需要，中國曆代王朝都實行了儒法兼用，這是手段。而在理想層次，士大夫階層和某些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帝王都把“王政”與“帝道”作為最高追求，純粹以“霸道”並不能長久地讓社會穩定，王朝的滅亡與社會的動盪也會週期性的上演，帶來的只會是百姓的痛苦。
漢朝與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兩個王朝，在其對外擴張的進程中，對其他的周邊小國，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表現出了和今天美國一樣霸權主義做法。
漢朝時的西域小國樓蘭，夾在匈奴與漢朝之間，所以朝秦暮楚的事時有發生，它的人口僅有幾萬，兵幾千人，有一個叫傅介子的人主動請求殺死樓蘭王以此控制樓蘭，但做法實在不地道，在樓蘭的宮殿他用財物誘惑樓蘭王，然後從背後殺死了樓蘭王，傅介子回到國內，被當作英雄對待，因為他用最低廉的成本獲得了最大的國家利益，然而他的做法也是遭到後世人的批評。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裡就說，以漢朝的國力和漢軍的強大，攻破樓蘭，斬殺樓蘭王都可以，卻用這種不符合大國身份的手段刺殺一國之君，完全不值得推崇。的確，一個大國，它的實力到了一定程度，再用自己的力量去欺凌弱小，實施霸權主義，只會增加仇恨與反抗，這也是幾千年來，為什麼中國人對於最高理想“帝道“的追求始終沒有忘記的原因。
但在那個時代的國際關係中，本就沒有什麼國際規則，弱肉強食保障自己的生存與發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要看到，“霸道”的思想在中國是逐漸沒落的，也幾乎伴隨著中國沒落的進程，使中國在國際上逐漸失去了影響了。
今天的世界一超美國，在世界上的種種做法，在我們看來其實並不陌生，這就是一種強國的“霸道”主義，但在今天的複雜世界格局中，它是否還能延續下去，顯然是不行的，強行實施這種主義，只會造成更多的仇恨，更多的報復，更多的混亂，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下策。
然而，美國除了霸道以外，沒有像我們還有王政與帝道理想，大同理想。所以它只能沿著這條路一路走到黑，即使自己已經出現了諸多的問題，但依然要保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在全球各個基地的駐軍，甚至進行暗殺敵對方的將領，對全球進行監控等等的手段，這些霸權思想是不得人心的，遲早會遭到反噬，但美國黔驢技窮，它沒有別的辦法。因為沒有了各個領域的霸權，美國必然走向衰落，可能會回到一戰前的地位。
反觀中國，在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之後，我們無論對國家還是全球，都有更多的治理思想，它並不是像美國那樣一個簡單的稱霸，而是從我們自古以來的天下觀出發，到全人類的一個社會理想，這是腦子裡只有“霸道”思維的美國理解不了的，甚至美國還沒有達到齊桓公晉文公的水準，至少齊桓公晉文公這樣的霸主可以帶領諸侯做一些大家有共識的事情。
時間可以檢驗一切，我們的社會理想也許會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用“德”來讓所有人團結，並建立新的秩序，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雖然這需要更多的時間，更曲折的道路，但它的確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可以在未來實現的社會理想，否則世界只會更加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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