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季刊》近日刊登一篇題為《如何看待有可能出現的與中國脫鉤》的文章稱，急不可耐的脫鉤將導致雙輸，中國既是美國最重要的挑戰者，也是美國最必要的夥伴，這種二元性使兩國之間必然既有競爭也有合作。文章摘編如下：
特朗普政府已經正式闡明美國與日俱增的焦慮，放棄了歷經八屆政府指導美國政策約40年的“既接觸又遏制”框架。從斷定中國的技術進步危及美國的安全出發，特朗普政府採取了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單邊行動的戰略來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
在評估政府的加徵關稅舉措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查德·鮑恩和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道格拉斯·歐文得出結論：“這不是那種幫助國內產業對抗進口商品的保護主義。其宗旨遠遠更廣，意義更重大，那就是讓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脫鉤。這種脫鉤將標誌著世界經濟的歷史性碎裂。”
視中國為“像樣的對手”
從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結束，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專注於回應對現行秩序發起正面進攻的修正主義者——日本、納粹德國和蘇聯。
在過去20年裡，美國發生戰略漂移，針對一個適應性極強的恐怖主義威脅展開日益擴大的行動，在印太地區戰略演變中發揮的作用則遠遠小於其國家利益的要求。不僅如此，它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干預均以失敗告終。這種狀況引發人們對傳統戰略支柱的懷念不足為奇。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賈南·加內什的結論是：“國際對手的缺失對美國國內政治來說是一場災難，中國這個新對手的出現或許是讓人意想不到的福音。至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人第一次面臨經濟、意識形態和軍事挑戰，這種挑戰能讓國內對立情緒即便不顯得毫無道理也顯得並不重要。”中國的復興確實似乎給了美國一個大好機會來恢復其熟悉的定位，那就是對抗最重要挑戰者。
中國對例外論的看法在諸多核心方面與美國截然不同，它正在全球範圍發揮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影響力，並且越來越直言不諱地批評戰後秩序的規範性和制度性條令。英國《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去年曾表示，他聽到的議論中充斥著這種判斷：“蘇聯的消失留下了一個大洞。‘反恐戰爭’不足以取代。但中國符合所有標準。對美國來說，它大概正是許多人需要的意識形態、軍事和經濟敵人。終於有了一個像樣的對手。”
但事實也許會證明，中國並不是現成的凝聚催化劑。
美國高估對華影響力
說到中國對美國構成的競爭性挑戰，不僅國家安全機構、商界和公眾之間看法不一，而且每個選民群體內部也眾說紛紜。舉例來說，雖然許多知名政府官員聲稱中國謀求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卓越超群的大國，但只有3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設法遏制中國。胡佛研究所的埃米·澤加特解釋說：“當今中美較量的主要特點不是被鐵幕分隔開來，而是在全球資本市場和供應鏈相互糾纏。事實可能會證明，即便美國和中國堅定不移、鍥而不捨地努力，全面脫鉤也無法達成。”
不管在心理上多麼難以接受，美國必須接受現實：它無法通過到處施加影響力來防止這種影響力相對減弱。
另一方面，如果它能利用那種焦慮來振興美國經濟和恢復美國召集同盟來應對全球緊迫挑戰的能力，那麼，事實會證明，同樣的情緒也可促進自我振興。與中國較量的必要性不應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而應被納入更廣泛的積極議程中。
簡言之，美國對中國的單方面經濟影響力恐怕沒有它自以為是的那麼大，中等國家可能會繼續兼顧它們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美中兩國之間權力轉移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復興未必會像蘇聯那樣使美國迅速動員起來。
中國勢必成為一個日益強大的競爭對手，美國必須盡力挽回並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對華強硬”指令在情感上令人滿意但在戰略上並不充分，不能勝任如此重大而複雜的任務。
急不可耐脫鉤將雙輸
歸根結底，只有專注於重振自己的競爭力，而不是削弱中國的競爭力，美國才能確鑿可信地向中等強國表明，它擁有更持久的影響力。這裡有必要重申前面說過的一點：雖然中國的復興未必能像華盛頓或許希望的那樣推動美國振興，但毋庸置疑，這種現象有可能起到催化作用，取決於深謀遠慮的政策。
美國的競爭力不應也不必完全、甚或哪怕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中國的決策。不管美中合作多麼讓人煩惱和遲疑，若沒有一點點這樣的合作，世界就幾乎沒有希望減緩氣候變化、維護宏觀經濟穩定或防止出現大流行病。
中國既是美國最重要的挑戰者，也是美國最必要的夥伴，這種二元性使兩國之間必然既有競爭也有合作。
當然，減少一些糾纏是恰當的。籠統的、急不可耐的脫鉤可能會對中國有利而危害必要的雙邊合作。
布魯金斯學會的林賽·福特規勸美國及其盟友“仔細想想它們將來面對一個能力更強、與之相互依存度降低的競爭對手時沒有多少籌碼可用的風險”，如前所述，這個競爭對手適應美國所施加壓力的速度超出了許多觀察人士的預料。不管華盛頓最終採取什麼樣的對華策略，它都應當來源於循序漸進的調整，而非一時衝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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