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稱，將在11月底舉行的G20峰會期間與習近平主席進行會晤，雙方還可能會就經貿問題達成協議，他已指示內閣官員加以準備。然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庫德洛等隨後卻表示，特朗普並未提出這一要求，美中談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此同時，美國司法部還宣佈起訴中國的國有企業福建晉華公司，稱其涉嫌盜取美國半導體公司美光科技的知識產權；美國商務部近期也將出臺加強對華出口管制的新政策。
顯然，雖然中國方面對解決經貿摩擦持開放和積極態度，但美方似乎沒有停止激化對華貿易爭端的意願，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新一輪施壓過程短期內難以結束。
美國憂心“技術領導地位”
對於特朗普而言，“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挑起與中國的經貿摩擦，是應對來自中國的戰略競爭的重要一步。而美國之所以不會輕易收手，是因為雙方經貿摩擦的背後是有關“技術領導地位”的競爭。正如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副總裁劉易斯（James Lewis）所言，經貿摩擦關乎貿易赤字、技術優勢等問題，或將演變為一場更廣泛的戰略對抗。
近年來，美方對美中經貿關係的判斷轉向負面，不再相信“合作共贏”。在他們看來，中國正在通過強制技術轉移、併購美國初創企業等方式“系統性地”獲取美國技術，損害美國的長期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
一方面，美方認為，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經營以流失大量技術為代價。今年春季上海美國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五分之一的會員企業表示曾受到向中方轉移技術的壓力。白宮決策圈中的“激進鷹派”、總統高級顧問納瓦羅主導撰寫了有關中國對美國“經濟侵略”的報告，在他看來，“尋求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既天真又自大，而中國在獲取技術方面手段高明，兩者結合對美國公司來說是致命的”。
另一方面，美方對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行為感到十分憂慮，擔心敏感技術和相關的技術人才會被轉移到中國。根據美國諮詢公司榮鼎集團的統計，過去幾年，美國科技類初創企業獲得大量來自中國的風險投資，數額約佔總投資額的15%。這些初創企業往往致力於研發具有突破性的技術，而且很多是軍民兩用技術，這引起了美國方面的警惕。而且，百度、騰訊、華為等中國企業近年紛紛在美國硅谷等地設立研發中心，延攬了不少美國科技人才。
美國國會提出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已經在今年8月正式成為法律，規定任何涉及美國“關鍵技術”的併購交易活動都被接受更嚴格審查，一些國會議員並不諱言該法案就是針對中國。
在不少美方人士看來，中國目前不僅在5G、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高端技術領域對美國構成實實在在的挑戰，而且在車輛及其零部件、電機和建設機械等中端技術產業領域日益強大。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一項研究認為，過去10年，中國製造的中端技術產品在全球的出口份額增長了兩倍，達到32%，超過美國和歐盟。而且，中國出口商品的國產率也已經從60%升至80%，在關鍵零部件等方面減少了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美國蘋果公司2012年在華供應商只有7家，到了2017年已經增至28家。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向著更高位置邁進。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擔心失去“技術領導地位”，包括先進機械、大型船舶等製造能力，將會嚴重影響美國的軍事工業基礎，進而威脅國家安全利益。10月初，白宮公佈了美國國防部撰寫的一份報告，稱美國軍方在關鍵原材料和零部件採購方面過於依賴中國，構成了“巨大的和日益增長的”風險。報告對美國的軍事工業基礎和供應鏈作出系統評估，找出了近300個“漏洞”，包括中國對全球稀土供應的控制、中國企業成為美軍彈藥所需化學原料的主要供應方等。美方還擔心，由於全球40%以上的複印機電路板在中國生產，存在中國植入病毒入侵美國國防系統的風險。
由此，可以發現美國對中國挑起的經貿衝突以及日益加深的技術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具有十分複雜而深刻的背景，已經超越了縮減貿易逆差的範疇，這些問題並不是憑藉一兩個協議就能輕易解決的。
正如CSIS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斯肯尼迪(Scott Kennedy)所言，美國政府內部的鷹派人物的確還有一個更大的野心：將供應鏈從亞洲轉移到美國，讓美國和中國這兩大經濟體實現長期性分割。新美國安全中心副總裁拉特納（Ely Ratner）近期也在《大西洋月刊》組織的研討會上表示，美國政府內部現在討論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而是“脫鉤”的程度。
對美國需“扭抱”
雖然美國國內的對華強硬派來勢洶洶，試圖藉助經貿摩擦進一步推動美國對華戰略朝著“對抗”方向調整，但很多有識之士也提出，“脫鉤”並不現實，走向對抗更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長期負責中國和亞洲事務、今年7月卸任代理助理國務卿一職的董雲裳（Susan Thornton）日前表示，“如果美國找不到與中國合作的道路，我們將迎來極其困難的未來。”她認為，中國與蘇聯不同，美國沒有可以從經濟上孤立中國的國際機制。兩國經濟日益密切聯繫起來，將美國經濟從中國分離出來，美國自身將會破產。
事實上，貿易爭端對美國帶來的負面影響正在日益顯現，正如美國前副貿易代表溫迪•卡特勒所言，“我們有高估自身談判籌碼的風險”。與特朗普的預想相反，美國的貿易逆差不降反升，今年上半年達到291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2%。而且，美聯儲官員擔心，貿易爭端導致原材料、零部件價格上漲，將削弱美國家庭的購買力，嚴重影響美國企業的信心、投資和就業。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研究估計，中國的關稅報復舉措會令支持特朗普的相關縣損失110萬個就業崗位。
此外，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波森（Adam Posen）認為，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攻勢正在讓長期投資遠離美國。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1-6月，對美直接投資額僅為447億美元，同比大幅下降72%。尤其是，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呈現顯著的下降趨勢。根據榮鼎集團的研究統計，2016年中國在美投資額約為460億美元，2017年則降至290億美元，下降幅度約為36%。
無疑，“脫鉤”對中美兩國都會帶來負面影響，而且對於實力相對較弱的一方來說，這種衝擊會更大。雖然美國方面對來自中國的技術競爭壓力誇誇其談，但中國政府對本國的技術實力、產業水平和創新能力有著清醒的認識，中國企業的產業升級也正處於艱難爬坡的關鍵階段。不容否認，
美國方面已經明確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無論中國是否情願，都很可能要會被拉入一場持久的較量。如果把這種較量比作拳擊比賽的話，設法與對手“扭抱”（clinch）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脫鉤”只會讓美方放開手腳，在出拳時更加肆無忌憚。換言之，面對美國在經濟、安全、外交等多個領域的施壓，中國需要冷靜處之、保持定力、善於周旋，不能隨美國對華強硬派的節奏“起舞”。既要逐步接受中美關係競爭性因素上升、進入艱難調適期的新現實，也要看到美國國內還是有很多理性的力量，過去40年來中美關係發展為兩國交往打下的基礎並不是那麼容易被譭棄的。同時也要認識到，特朗普雖然看上去咄咄逼人，但其實也面臨內政、經濟和國際熱點問題帶來的諸多壓力。世界上的矛盾很多，運籌中美關係的空間還很大。
尤為關鍵的是，要結合中國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戰略安排，解決好中美經貿關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不斷擴大共同利益與合作空間，重新築牢穩定中美關係的經濟基礎。9月中國美國商會對超過430家在華美國公司的調查結果顯示，貿易爭端以來，約三分之一的公司考慮推遲或取消在華投資，52%的企業感受到中國方面非關稅舉措的影響。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了“穩外資”等“六穩”要求，這自然涉及目前約6.8萬家在華美資企業。要利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等契機，按照我國“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既定部署，全面、儘快落實相關改革舉措，完善營商環境，對外國企業包括美國企業釋放更多政策紅利，把外資留住。
此外，還可用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新平臺，加大從美國的進口，繼續不失時機地推動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中美經貿合作，推進金融等服務業合作。9月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金融圓桌論壇”對外釋放了積極信號，這一新的對話機制由中國央行前行長周小川和高盛集團前總裁約翰•桑頓共同主持，參加者包括美國黑石集團等重要金融企業的負責人。而在中美地方合作領域也存在不少機遇，宜結合美國不同州、國會不同選區的特點，增進同美國地方政府和國會議員的溝通接觸，在低敏感領域擴大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為當地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推動中美經貿和投資關係向縱深發展。
總之，不應低估當前中美經貿摩擦的複雜性、長期性，尤其是要看到這一問題背後的大國技術競爭和戰略安全因素。經貿摩擦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中美雙方在國家-社會/政府-市場關係和經濟發展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分歧。此外，也需看到，中美在不同領域的競爭實際上是相互聯繫的，具有日益突出的總體性、跨域性和聯動性。需要更多從“政治經濟學”視角思考和應對中美經貿摩擦，尤其是要切實防範臺海、南海等戰略安全問題與之形成負面共振 ，避免經濟領域的競爭關係進一步演化為“經濟冷戰”，進而從根本上侵蝕中美關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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