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載盛唐書法的“唐法”，在北朝時期，即已得露端倪。
從楷法結構角度看，北齊天保八年（557）的《趙郡王修寺頌》（圖1），河清三年（564）的《沙丘城造像碑》（圖2）以及《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碑》（圖3）等，受篆隸影響，整體較為平正、寬博，大異於北魏時期成熟的楷書風格。
尤其《趙郡王修寺頌》，不論是其結構還是線條，均與顏真卿書於大曆六年（771）的《麻姑仙壇記》（圖4）畢肖，這樣的判斷，是站在名家譜系的立場上來看，但從書法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則是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畢肖於北齊的《趙郡王修寺頌》。
對於兩者的相似，不能武斷地判斷顏真卿學過此碑，但也不能無視這兩者的聯繫，且立足於歷史層面上來看，兩者的對比與聯繫並非孤例，如《沙丘城造像碑》與《顏勤禮碑》（圖5），在單字上，更是如出一轍。
圖1 北齊 《趙郡王修寺頌》局部
北齊書法多篆、隸、楷雜糅，因後世多以怪誕稱之，而《趙郡王修寺頌》則是少有的較為純粹的楷書。由於北齊楷書受篆、隸書影響，相較於北魏楷書的斜緊結構而言，更偏向於平正、寬博，而此碑即是其中的代表。而其更加可貴之處則在於，顏真卿成熟時期的楷書作品，無論是用筆還是結構，均畢肖於此碑，其意義也即在於盛唐“唐法”的濫觴、衍生與廣佈。
圖2 北齊 《沙丘城造像碑》
《沙丘城造像碑》是北齊楷書的典型代表，與當時的大字刻經書法，尤其是山東的《鐵山摩崖》《泰山經石峪金剛經》以及河北的《響堂山刻經》《媧皇宮刻經》等如出一轍，且與盛唐顏真卿、徐浩、柳公權等遙相呼應，其中第14行的“率”字，第19 行的“重”字，第25 行的“道”字，在傳世顏書中，幾可找到能夠“亂真”的原字，其中原委，當不僅僅是巧合那麼簡單。
圖3 北齊 《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碑》局部
《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碑》的楷書書法，在結體方面，相較於《沙丘城造像碑》更加方正，而在用筆方面，也更加圓渾，且多篆籀筆意，因而在整體氣息中與盛唐的楷書更為接近。
圖4 唐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局部
《麻姑仙壇記》書於唐大曆六年（771），整體氣息上，最為接近天保八年（557）的《趙郡王修寺頌》，唯一不同在於，顏書將北齊那種自由、奔放，易之為嚴謹、規矩。
圖5 唐 顏真卿《顏勤禮碑》選字
顏真卿書法，早先就學於母族殷氏一門，殷氏為書法世家，精於篆隸，而顏氏則是自南朝以來，由北齊而入隋唐，一直未曾中斷的世家，其中尤以文字學、書法傳家。
顏真卿在其《草篆帖》中亦曾寫道“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因而在這樣的家學環境下，顏真卿對書法的認識，必然是基於篆隸之上的。
與顏真卿並稱“顏徐”的徐浩，在書史上亦享有大名，且其書法亦出自家學，精於“草隸”，且有八分書《張庭珪墓誌》傳世，其楷書更是被朱長文稱為“妙之又妙者也”。按唐人追求“正統”的習慣，無論書法從何處而來，必雲學“二王”、自“二王”出，方顯出身高貴，故而對徐浩推崇備至的朱長文更認為他“少而清勁，隨肩褚、薛；晚益老重，潛精羲、獻”。
但不論是顏真卿，還是徐浩，在其成熟的楷書代表作中，我們所看到的，卻更多地帶有北齊楷書的烙印。這一烙印，不僅僅體現在楷書的結構上，同樣體現在雍容豐碩的氣息及用筆方面。
圖6 北齊 《囗珍墓誌》局部
《囗珍墓誌》的珍貴之處在於書而未刻，還有唐時很多西北地區出土的朱書、墨書墓表，在筆法的提示方面更加直接。通過這件墓誌，大致可以看出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幾乎是不存在的，更多的則是切筆入紙或露鋒其筆，這在唐代墨跡如唐玄宗的《鶺鴒頌》、顏真卿的《自書告身帖》等墨跡中，是可以得見直接的傳承的，”在這裡得到了有力的體現。
關於北齊諸刻及“顏徐”的用筆，筆者初看之時認為兩者畢肖，但旋而憶及米芾所謂“石刻不可學”，石刻之中，怎可看出筆法？
筆者認為可以，我們現今所對照的兩者，均以碑刻為主，以現代人之眼光看兩者，推今及唐，想必唐時看北齊碑刻，也必有類似“透過刀鋒看筆鋒”的聯想，這正如王羲之所謂“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者也。當然，這樣的推演，必須是建立在書寫主體具備一定的書寫實踐經驗及認識水平之上的。
況且從近年出土的北齊天保九年（558）朱書《囗珍墓誌》（圖6）原跡來看，其用筆厚實、筆鋒勁健，直與唐玄宗之《鶺鴒頌》相頡頏。又北齊之崗山刻經、隋開皇十三年（593）所立之《曹植碑》（圖7），在楷書的捺腳中，呈倒鵝頭狀之缺角，在顏真卿及其後柳公權等大家中，則成了標誌性的用筆（圖8）。而這種類似用筆的動作，米芾稱其為“挑剔”，並以此認定顏、柳為“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如此看來，米芾實是冤枉顏、柳及盛唐的一大批書家了。
圖7 隋 《曹植碑》選字
對於捺腳的書寫方式，基本可以作為幾個不同時代的判斷標準。唐以前的楷書捺腳，多取法晉人筆意，用中側鋒變換的方式捺出，捺腳一般飽滿、平整。盛唐及以後的大楷，在捺腳的處理中，幾乎多呈現“倒鵝頭”的方式，也就是說捺腳處有一個缺口，這個缺口是通過調整中鋒回頂的方式形成的。雖說唐以前的處理方式多以前者為準，但北齊的相當一部分捺腳的處理方式，卻與盛唐時的處理方式相同，這很明確地提示我們，唐人並非獨造，而是繼承。如《曹植碑》中的“改”“文”“以”“交”“太”與《顏勤禮碑》中的“吏”“道”“通”“父”“延”“太”“陵”“史”的捺腳對比中，可以更加直觀地感受到這種筆法的繼承。
圖8 唐 顏真卿《顏勤禮碑》選字
顏體、柳體以及盛唐其他書家如遇較大尺寸的字體，捺腳一般會處理成“倒鵝頭”的方式，這種方式可以很直觀地看出受到北齊楷書的影響，但在唐代法度的籠罩下，這種用筆方式更加雅化了。
初唐以前及初唐的大部分楷書，多為瘦勁的中、小楷，以當時毛筆大小及用筆習慣，在書寫捺腳時，多為中側鋒交替運動狀態下平腳捺出，而在書寫尺寸較大而筆畫又較為肥碩的楷書時，同樣尺寸的毛筆，再這樣寫就行不通了，唯一的辦法是寫到捺腳時，進行一次或者數次的調鋒、蓄力，最終才能將捺腳收尖。顏真卿、柳公權等盛中唐之後的書法家在處理此一筆畫時所採取的方式，大率如此，而北齊時期的大字刻經及多數碑刻，則早已如此，只是不成規模而已。
又回到前文所說，盛唐的書法家，並不一定直接師承、學習過北齊的書法，但立足書法史發展的角度，某一書法風格、書寫方法的出現，並非在當時即形成潮流，可能會引領當時風氣，可能會很快消亡，同樣也可能會在某一時代再度興起，這好比基因學中的“隔代遺傳”。筆者相信盛唐書法中的某些用筆習慣及風格氣息，確乎籠罩於北齊影響之下。
顏真卿“崇重浮屠之說，本出自家教”，且顏真卿佞佛，多“探訪勝蹟，撰文紀頌，寫經書贊，刊石傳佈”，筆者臆測，顏真卿佞佛，在當時或許可以得見北齊的諸多刻經等傳世碑刻，且其早年外任為官時，多居北齊故地，所存北齊遺刻亦多。從這方面來看，其當時所處環境或可有助其楷書風格的形成，換句話說，或可有助北齊的“齊法”在書法史上傳承、延續而不致湮滅。
書法史發展至唐代，諸種書體及書體中最主要的幾種風格，均已成熟，且大致形成一種固定的模式，如早已成熟的秦小篆、漢隸等書體，進入唐代，也經歷了一場唐人的改造而最終走向模式化，這似乎可以說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唐法”。因而查諸唐以後的書法史，我們似乎可以理解為，書法是在之前固定下來的幾種書體基礎之上的風格變種，此後再無新的、成體系的書體出現，有的只是在風格上的出新。而承載著盛唐書法的“唐法”的依據以及由來，也正如初唐楷書承隋而來一樣，其根基仍不在唐，而在北朝，盛唐只是給了“唐法”一個土壤，自己的根還是由前代延續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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