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替隋炀帝说话，提到东征高句丽还是很有必要的，打服高句丽那叫做维护亚洲新秩序。那么我们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从根子上来看，那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天下观，叫做朝贡体制。朝贡体制的含义是，把皇帝治下的天下，按照统治方式的不同分成几个层次。几个层次，像是一个同心圆，所以，我们可以索性称为同心圆天下观。同心圆中，
最内一层，是都城；
再外一层，是地方；
再外一层，是羁縻；
再外一层，是藩属；
最外一层，是普通朝贡国
也就是说，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根据统治方式的不同是分成不同层次的。比如，当年明代的辽东就是地方，外东北就是羁縻，朝鲜就是藩属。
我们再退回来，
中国的中原王朝，对外的扩张是一步步进行的。
具体表现，就是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农耕文明的步步外延。从首都开始，把周边地区变成直接管辖的地方；再往外，搞不定的地方，先进行军事占领，然后进行屯田，军屯或者民屯；如果这个地方确实已经有大量的异族存在，又无法进行大规模肉体消灭，那么就进行“改土归流”，先羁縻，后汉化。
其中这个汉化是最厉害的武器之一。
所谓的“汉化”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应该叫做文明化。因为在古代世界中，长期以来中华文明是领先世界的文明，至少也是大幅领先中国周边几乎所有舟车能够轻松到达的地区的一种文明。所以中华文化以文学，艺术，科技，服装，建筑为载体，非常深远地影响着几乎所有周边地区。在周边地区的异族眼中，中华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模仿中华文化才是文明的象征。
汉化这个大杀器一亮相，到最后周边异族都自惭形秽，恨不得给自己找一个汉人祖先；汉人观点王朝的天下观，就是这样利用农耕文明，吃一块，羁縻一块，消化一块。当吃掉的国土消化不良的时候，就会有战争。
所以，汉人的扩张以农耕文明为代表，以文化的输出为结果，这种扩张几乎是不可逆的。所以中华文化是不是一个温和而柔弱的文化？那肯定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扩张”这俩字，完全没有痕迹地融入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之中，并且能够对外输出，并且能够让异族主动认同，这是最高层级的一种扩张方式。这是一种不用拿着刀剑枪炮的，最文明的但却是最为彻底的扩张方式。
所谓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这事是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逻辑。
那么既然如此，大隋和大唐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因为汉人最早的离开中原核心区的大扩张，上乘自汉武帝，他老人家是鼻祖。不管大隋还是大唐，只要是一提汉武帝的“自古以来”，都能找到理论依据。
汉武帝大幅度拓展了四个边疆，
西北，丝绸之路的河西四郡；
东北，辽东地区的汉四郡；
西南，越南北部的汉三郡；
东南，兼并了东瓯国和闽越国。
这其中，利用军屯民屯以及汉人农耕移民，消化的最好的区域就是河西四郡。所以，河西四郡，早早地就成了汉人的直接地方管辖区域。
东南方向上，太热，不适合农耕移民。直到两晋时期的永嘉南渡，才开始进行彻底消化；西南方向上，太热，不适合农耕移民。直到冷兵器时代结束，中原王朝都无法消化这块地区。
东北方向上，也就是大隋和大唐征讨的高句丽这块地方，当年汉武帝就曾经设置过汉四郡。但这块地方，太冷，农耕民族一直没法用移民种田的方式彻底占据。所以别说隋唐了，这块区域就算一直到明代，都存在严重消化不良的情况。
朝贡体制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原王朝皇帝才是决定这个体制的唯一权威。
羁縻，藩属，普通朝贡国，都必须对中原王朝进行形式上的效忠，并且明确自己所处的地位。是羁縻的不准私自变成藩属，是藩属的也不准随意成为普通朝贡，否则就是僭越。羁縻，藩属，朝贡国的首领和国王，都必须在形式上由中原王朝皇帝进行册封，否则就是非法的。
然而，所有的前提，都必须是中原王朝能够有力控制全局的情况下，比如像明成祖朱棣，藩属国甚至朝贡国有作奸犯科的，千里万里都要抓到北京来治罪。中原皇帝实力不够的情况下，他的天下观可以受到挑战，但是不能影响到中原汉人传统区域的根本利益。
帝国的损失，仅仅只是面子而已。
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问题的本身，讨伐高句丽的实质是什么？
中原王朝的天下观受到严重挑战。不管是隋文帝和隋炀帝，高句丽都是阳奉阴违，严重挑战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外交程序，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唐太宗唐高宗时期。于是，中原皇帝的出兵理由是高句丽“不臣”。
要知道，当时的高句丽占据的是辽东和朝鲜北部这块，这块地区呢，在当时的农耕文明程度下，汉人移民没办法填满和消化，所以只能用羁縻或者藩属的方式来进行管制。高句丽占据的地区，恰好是当年汉武帝拓展的汉四郡，而“自古以来”，中原拥有汉四郡的最终解释权。然而，河西四郡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因为陆路外交渠道就是河西四郡。相比河西四郡，辽东汉四郡，远远谈不上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帝国需要的只是面子。
当然，中原王朝的弹性在于——进一步，法理上可以讲汉四郡时期的自古以来；退一步，则可以用朝贡制度进行有效约束。底线是，高句丽自己可以“不臣”，但是不能够带着半岛南端百济新罗这些小兄弟一起学坏。
隋炀帝时期，这个弹性拿捏的并不好。
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隋炀帝为了保卫河西四郡的讨伐吐谷浑，是必要的，因为那是保卫河西走廊的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而讨伐辽东，则是不必要的。因为除非朝贡体系被严重破坏，东北方向并非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
然而，唐太宗时期的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唐太宗尤其到了唐高宗时期的高句丽，同百济结盟，时刻准备灭掉朝鲜半岛的大唐藩属国新罗。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已经不仅仅是“不臣”的问题了，这是朝贡体制被破坏，很有可能土崩瓦解。往深处考虑，这已经是企图挑战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同心圆天下观”的问题了，那么讨伐辽东就是必要的。
简单点讲，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唐太宗唐高宗时期，这个利益被高句丽严重挑战了。这也根本不是单纯的面子问题了，战争是必须要打的。而在隋炀帝杨广时代，这个仗打的徒耗国力，必要就没那么大了。
说到底，想要做到文治武功的隋炀帝杨广，毫无疑问是太心急太心急了。
很快，反隋的浪潮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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