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總會成為改變的機遇，要麼主動適應，要麼被動接受，但我認為主動去面對並且作出調整是更好的選擇。本文為“房地產帶鹽人”的第138篇文章，今天我們來說說人口、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問題。
2020年全球疫情最直接的結果是生產經營的停滯，隨之而來的產能、需求雙雙下降，在持續數年的放水寬鬆之後，各國面臨的是潛在的通縮和衰退的可能。就在昨天，世界銀行發佈的預測，2020年中國GDP增長率預計1.2%，記得今年春節剛過的時候世行的預測數據還是5.9%。當然過去兩個月全球經濟變數陡增，可以說這超出了任何機構的判斷。今年大概率全球經濟是處於收縮的狀況，這會帶來什麼我們後面展開講。
而就全球而言，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展望報告中提出的，目前全球面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目前已有102個國家想IMF求助。要知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錢不是那麼好拿的，無論是控制財政赤字、推動市場化等方面的條件往往令很多國家失去金融政策的獨立性，然而此時救急壓倒了一切。雖然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緊急援助資金從500億提升到1000億，但對比目前眾多國家的流動性短缺，這還遠遠不夠……
美、日回撤企業是本末倒置
4月份以來，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都推出了鼓勵企業遷回本國的政策，並且出臺了具體措施，美國要支付企業搬遷的費用，日本的類似支出預算則為2400億日元。世上最貴搬家費用實際上沒有太多參考意義，因為產業搬遷並非一筆簡單的賬能算得清。
美國在這兩天確診新冠肺炎病例超過60萬，而此前上週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達到524.5萬。這兩件事在美國的優先級目前看就業第一，對比中國過去幾個月衛生政策先導，美國在這方面的導向過於頭疼醫頭。實際上目前各國的真正危機首先是醫療衛生方面對疫情的控制，其次是對民生的穩定，而就業在衛生條件改善之前很難有實質的提升：
一、疫情阻礙了生產和消費，尤其是第三產業佔比更大的美國；
二、收入的下降和債務壓力對企業、個人的傳導，不解決第一個問題，只會壓力越來越大。
三、美國的企業對外投資並非因為疫情，也不會因為疫情就能撤的回去。
已經九十多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發表觀點：疫情將改變世界的格局。我認為疫情只是一種催化，世界格局的變化在過去30年間一直在持續變化，這其中產業轉移只是一個結果。
目前中國在製造業方面的積累，尤其是上下游產業鏈的完整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無論是機電製造、重工業、化工、軟件各個方面中國已經領先日本、德國這樣的製造業強國（不否認有些領域這兩個國家也有優勢），跨國企業很難找到可以將產業轉移出去的條件。而美國則本來就是互聯網和金融服務佔主導，其實體經濟對外部的依賴是常態，即使沒有中國，製造業強國也不是美國。
再來看日本，日本最缺乏的是國內市場，與之相比中國的廣闊市場需求目前基於人口基數、以及人均收入的不斷提升。跨國企業來到中國不僅僅是製造成本低，產業鏈完整那麼簡單，最主要的還是距離消費者更近。日本早在2018年在華投資已經過千億美元，是在華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對中國的產業依存度非常高，尤其是汽車、電子產品方面甚至達到70%以上，可以說很多日本的製造業產業鏈已經在中國生根，這不是一點搬家費能解決的。
就業：我們需要新的動力
4月13日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我認為這是十年來最重要的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舉措，可以說沒有之一。
為什麼此時大刀闊斧的變革？
一季度外貿出口下降了六個多百分點，長三角、珠三角剛剛復工不久的各類出口製造型企業面臨用工荒之後的開工不足，而租金、工資以及庫存造成的成本卻很難有下降。目前看國內的產能即使恢復，由於國外的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停滯，目前出口下降持續上半年將是大概率事件。當三駕馬車之一陷入停滯，我們經濟發展的依託在哪裡？
跳出來看問題，我們的機會在於更好的配置資源，解放生產力，給人們生活和經營提供更多的自由度和空間。而所有這些首先基於城市發展、產業發展，這兩者需要的三個要素：土地、人力、資金，如何解綁，這就是此次《意見》的主要內容。
先說下最重要的要素：人、土地、資金。
其實當前資金方面，量化寬鬆已經不是問題，4月份大概率的降準、降息已經箭在弦上，況且經過自去年開始的LPR改革，利率市場化定價給融資鋪墊了道路。那麼接下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人和土地。
自從搶人大戰開始，過去幾年城市和鄉鎮的藩籬已經逐步在溶解，戶籍的鬆綁體現在各地不斷降低的落戶門檻。因為城市治理者們明白，有人才有消費和生產。從西安、南京、成都、蘇州、鄭州、濟南……這些省會城市到許多強二線城市，落戶門檻先後經歷了本科、大專、中專、社保一年到社保半年甚至降至幾乎全無門檻的地步。
就在本月，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裡面有幾個詞值得玩味。
“督促”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推動”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點人群落戶限制；
“鼓勵”有條件的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我認為這三個詞其實意義沒有那麼大差別，無非是急迫性上略顯不同，總之大城市應該儘可能吸引人口，而不再是去做限制，說白了是一回事。今年一季度，多地出臺的樓市相關政策，很多直接救市的基本上都是一日遊，很快就被撤下，但是對降門檻吸引落戶的曲線政策則都得以順利實施。從這裡看“房住不炒”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毫無爭議的不炒，另一個則可以解讀為：如何吸引足夠多的居住型需求——沒有人是萬萬不行的。
有了人沒有配套和相應公平的機會也會削弱政策的效果，《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裡就提到了“常住人口戶籍”、“解決社保”、“公共服務配套“三個問題。吸引人口不等於拉人來買房，立業成家是個順序，我認為除了保障和公平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機會。
接著最前面的分析說下去，中國最重要的機會在於產業集群、城市群效應，一方面將人口紅利在發達地區形成升級版“知識紅利”，一方面創造更多需求。
1、依託運輸物流，在城市聚集的區域形成聯動，這是製造業在中國可以快速高效且成本可控的原因。作為擁有全部聯合國41個工業大類的國家，中國的產能在接下來很長時間內優勢地位都不會被撼動。但是我們需要持續為產能提供有知識和技能的從業者。
長三角經濟帶繁榮的夜間
以珠三角為例，2019年僅上半年東莞一地的進出口貿易額就達6333億，而佛山則是2199億，包括深圳、東莞、佛山、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出口產品包括機電、電子、家居、建材、及其他輕工業製成品，廣泛與歐盟、東盟、美國開展貿易。要知道這些製造業產品往往需要上下游數十家、乃至數百家企業的合力，整個珠三角就像一條大流水生產線一般。與此同時，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在吸引外來人口方面也是領先全國，其中佛山人口淨流入近50萬。
2、城市群的集約效應不僅體現在產業，還有交通、教育、醫療，以及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為居住環境提升而做的努力，落地配套，引導產業在城市群更新落地，則需要土地做支撐。
終於說到了土地
首先通過給集體建設用地鬆綁，將審批權下放至省和自治區一級，這位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城市建設用地的規劃提供了條件。
之前動輒我們就見到土地稀缺的說法，實際上是合適位置的土地稀缺，尤其是發達城市市區、周邊的土地可利用的有限。這次將集體建設用地解綁，保障了土地供應，很多原先在村鎮集體手中的土地，由於沒法流轉，無法在市場上體現價值，與此同時土拍價格又不斷升高。
接下來發達城市、城市群的工業、居住用地緊張局面會得到緩解，所以製造業建廠，以及製造業產業工人買房的土地成本有可能降低。
其實這一點最重要的還是土地交易、產權確權，這其中又分為兩塊。一個是通過交易將耕地指標平衡回來，在發達城市本不需要保持耕地紅線，你從北京、上海出城走一圈很快就能看到大片田地，這是一種浪費。這次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意見明確了耕地佔補平衡由省來統籌，可以跨地區平衡，為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創造了條件，我認為在都市圈周圍其實可以平衡置換的用地指標很多，將城市裡距離更近的耕地轉化為建設用地，而用其他周邊土地來補償是很容易做到的。
至於集體建設用地在進入城市建設規劃的過程中，產權必須明細，其一是元集體的收益應該被尊重，原先那種先做土地低成本收儲，然後再高價招拍掛賣掉，存在巨大差價的方式造成了很多拆遷的困難，如今要激勵市場在其中發揮作用，首先得確保收益。其二，土地流轉過程中，是否能擁有更普通城市建設用地一樣的規劃條件、產權出讓、建設規劃許可，這方面不僅僅是審批權下放的事，
更需要有立法保障。不然很難說行政權力會在審批過程中出現怎樣的負效應，你懂得。時間倉促，今天又沒展開細說，但這次要素市場化配置是一個好開端，當危機來臨的時候，反而是我們獲得更多自由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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