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擊敗李自成，可以說是明亡清興中的轉折點性大事件。如果沒有吳三桂的引清兵入關，李自成未必不能在山海關擋住清軍。那麼，之後中國歷史的走向將完全不同了。那麼，吳三桂為什麼要引清兵入關呢？難道真是如一些文藝作品裡所說，是為了陳圓圓，衝冠一怒為紅顏嗎？
很多人都知道，在崇禎朝，吳三桂是遼東總兵。但明末的遼東地區，吳三桂一開始只是諸多總兵中的其中一個，只不過到了1644年他已經是僅剩下的一個，同時也是官階最高的總兵。而總兵之職，只有統兵權而無調兵權，因為遼東總兵只是個地區總兵，地區總兵的上司既有官階上同正二品的巡撫，也有一品的總督。所以在他還沒有被封“平西伯”前，吳三桂他也有2個上司，而這2個上司都是有調兵權的。他們分別是：1.薊遼總督兼兵部尚書王永吉。2.遼東巡撫兼都察院右僉都御使黎玉田。
1644年三月四日（陰曆），崇禎下詔升吳三桂為平西伯，唐通為定西伯，左良玉為寧南伯，黃得功為靖南伯。命令他們儘快進京勤王。其中唐通一路軍隊投降了李自成，左良玉與黃得功等關內軍隊在之前的作戰失利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沒有與大順軍既交過戰，大順軍攻佔北京城之後也沒有前往救援。到了三月六日，崇禎接到奏報：太原、寧武關、雁門關等地都被攻破，山西已經“淪陷”。到了此時崇禎才明白，再不調關外軍隊勤王，北京城就保不住了。所以當天就下手詔:王永吉總督關外軍隊與吳三桂一起棄守寧遠，遷徒邊民，進京勤王。
二十日，王永吉率領的遼東軍先頭部隊來到了豐潤縣（今唐山市豐潤新區），離北京城還有數百里之遙。而就在一天前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已經攻陷了北京城。二十三日，王永吉在薊鎮盤山聽到北京的劇變後，開始返回。二十四日，已經抵達永平的吳三桂也得到了北京城陷落的消息，於是一面派人回京打探詳細情況，一面繼續前行接應王永吉的部隊。二十九日，吳三桂的家將傅海山冒死從北京城逃出趕到了玉田向吳三桂回報了北京城中發生的一切。至此吳三桂和王永吉終於確信了崇禎皇帝已經殉國，百官紛紛投靠李自成，並且大順軍還在北京城內進行拷掠追贓。甚至吳襄也遭到了拷打，還搶了吳家的五千兩白銀這讓吳三桂大為震怒。因為剛被封為平西伯的他居然已經是亡國之臣，封他為平西伯的崇禎居然也成了亡國之君。所以他當場就發誓：“君父之仇，必以死報”。
四月初一黎玉田收到了清軍進駐了已被放棄的寧遠，並有南下的跡象，所以派人通知了王永吉與吳三桂。王永吉、吳三桂於初五這天的早上抵達。一到山海關就與黎玉田、高第等人商議今後的去向，下午商議結束以後，王永吉決定聯絡史可法，讓其北上和遼東軍一起收復北京。但在當天晚上，李自成的招降使者：唐通與左懋泰、張若麒也趕到了山海關。
面對李自成突如其來的招降，眾人又商議了一番，決定拒降，要做“忠臣”，所以王永吉按原計劃南下聯絡史可法，等其北上後，吳三桂再率遼東軍西進，一起夾擊李自成，從而收復北京，但為了拖延時間所以派黎玉田為使者前去北京假意與李自成談判。要其保證不侵犯此時在山海關的所有人的利益。只是王永吉與吳三桂沒料到，黎玉田居然在北京城裡投降了李自成。
黎玉田為什麼要投降？因為原本官位最大的就是薊遼總督王永吉、其次是遼東巡撫黎玉田、然後是遼東總兵吳三桂。但是，1643年九月的最後一次寧遠大捷後，原本只是寧遠總兵的吳三桂不僅官至“遼東總兵”，更是把遼東軍變成了“吳府兵”軍，只是在名義上還受2位文官的節制。
原本王永吉是“老大”，黎玉田是“老二”，吳三桂是“老三”。但是這之後，吳三桂一個武人居然一躍超過了2 位文官成了“老大”。王永吉和黎玉田都成了吳三桂的“幕僚” ，但是“幕僚”按照官位來說，王永吉是首席，黎玉田是次席。而李自成的招降使團來了以後，同為“伯”且是吳三桂舊識的唐通，不僅給他送去了4萬兩白銀，還帶去了家信。都是山東籍的張若麒與左懋泰也同時與曾是山東巡撫的王永吉是舊識。但卻唯獨忽略了黎玉田。而黎玉田直到，一旦日後被李自成知道自己是假意談判，肯定是死路一條。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身為陝西人的黎玉田藉著去北京城談判的機會投降了大順，併為他帶去了此時的眾多情報，最終也間接促使了李自成發兵山海關。
再說吳三桂與王永吉兩人為什麼拒降？如前文所說，他們知道了北京城中發生的“追贓”行為。最重要的是還觸怒了山海關的當地官紳，要知道明王朝從開朝以來就在山海關當地囤積了大量的物資。如果此時投降大順軍，那這些物資就等於白白送給了大順軍，這是山海關當地官紳所不能接受的。而遼東地區囤積多年的物資此時也歸了吳三桂，他本人當然也不願意就這麼白白送給大順軍。
但是這樣一來就意味著會徹底激怒李自成，他的大順軍從陝西一路攻到北京城，大半個北中國都抵擋不住。如果真率大軍前來，那區區一座山海關能在南方的援軍趕到前擋住大順軍嗎？
山海關所處遼西走廊的位置。
所以就在這一天，原屬遼東軍“監紀同知”的童達行向吳三桂提出了向清軍“借兵為崇禎復仇，事成割讓黃河以北之地作為酬謝，並立太子於南京，存續國脈，與清朝南北分治”這個獻議，但是事關重大，借兵剿賊雖可成“申包胥，郭子儀”但是萬一成了“石敬瑭”這個責任誰來負？
說到底，雖然此時身懷崇禎詔書的吳三桂與王永吉其實早在三月十九日以後就成了明王朝在整個北中國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但是吳三桂只是名義上的“平西伯”。缺乏政治經驗的他對這等大事根本茫然無知，必定會詢問他的“幕僚長”王永吉。而文人兼政客出身的王永吉與眾人一邊商討一邊等待了5天。在這5天期間，不斷接到北京城內官紳被“追贓”以及清軍將要傾舉國之兵南下的消息。原本還只是想南北夾擊李自成的吳三桂與王永吉，在四月十日得到清軍南下的確切消息後，終於同意了童達行的獻議，起草了一份以吳三桂的名義向清朝提出了借兵的“請兵書”，希望清軍可以繞道長城西面三路夾擊李自成，並在四月十一日發出。同時在北京以東至山海關一線發佈昭文。其昭文內容大致為：“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試看赤縣之歸心，仍是朱家之正統”。
而且王永吉耍了個心眼，只以吳三桂的名義提出“請兵”。那如果成功的話那身為“幕僚長”的王永吉說不定也能封個“伯”甚至更高的爵位，從而能成為“申包胥，郭子儀”，但若失敗那吳三桂就是“石敬瑭”。換句話來說，有功就是他王永吉的，有罪就是吳三桂的（此舉再次看出王永吉的確是個官場老鳥）。更可恨的是居然遲至四月十七日，得知多爾袞改變了進兵路線以後，王永吉才以親自去見史可法的名義去南方尋求援軍，但事實上，卻是將所有的爛攤子留給了吳三桂。
就這樣，吳三桂可以說是稀裡糊塗的，將改寫歷史的機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變成了大順軍與清軍即將到來的決戰中舉足輕重的砝碼，也成為了引清兵入關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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