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廣州城是我國目前的“超一線城市”之一。位於國家南部沿海的廣州，是對外貿易和開放的一個重要地區，因此廣州也同樣是國際性的大都市，國外的民眾在此並不罕見。不過這種繁榮的局面，並非現代發展後才開始存在，早在唐代，四方匯聚的外交文化，也讓當時的廣州城“蕃漢相融”，商業更是滿地開花，是當時世界最大港口城市之一。而更在早於唐代之前的先秦時期，廣州的主要“海港”地位早已確立。廣州，是我國自古以來外交打開的重要地區，千年的繁榮的傳承，更是中華民族步步崛起的重要見證。
秦漢時期：越秀看山，腳下曾接滄海（一）
先秦時代以前的“廣州”曾是溝通東南部國家的重要啟航點，而早在那時，廣州城主要的“港口”位置就位於越秀山下。因為在兩千多年前的珠江水系尚未形成“城區”內的淤積，因此當年越秀山下的“蘭湖”，就是港口所在的位置，而如今的蘭湖，已經褪去“滄海”之身，變為高樓大廈的土壤。當年的“蘭湖”港，船隻從此出發，連接珠江，匯入獅子洋，一直延續到漢代，都是主要的港口之一。
與此同時，廣州城內也在成長起來的另一個大型港口“番禺港”。番禺，其名更在於廣州之前，因為經濟發展的限制，秦漢時代的核心經濟區便是位於“番禺”一帶。番禺之名，在《淮南子》中就曾出現，當年秦始皇討伐南越，番禺就是重要的“駐軍之地”。而到了漢代，《史記》中的《貨殖列傳》更是對番禺有所描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當時天下的“都會”僅有十九個，沿海的廣州作為遠離中原的城市之一，以海上貿易做到“都會”，實屬不易，也可見其貿易之繁華。而從“珠璣果布”的商品類型中，也可看出交易商品的主要地區，其中
“犀”與“果”之類，大多數都是東南亞地區的特產。那麼屬於廣州的輸出則是“珠璣”與“布”這類特殊的手工產品以及農耕紡織物。
到了公元226年，番禺成為了當時地區的“政治中心”，並且開始出現了他未來一直延續至今的名字：廣州。秦漢魏晉之時，中原政權的海上貿易正處在一個“快速發展”但“遠航能力仍稚嫩”的階段，因此與東南亞相連接的“廣州海域”，就被推動成為當時的“國際商貿都市”，也正是便捷的海上航路，加快了開闢了由廣州—東南亞—印度的“簡易”路線，為廣州日後的繁榮奠定了根本性的交通基礎。到了“梁朝”之時，梁武帝更是有言：“朝廷更是便有廣州”。
早期廣州“港城”興起的基本因素
因為秦漢時期，人們造船技術和對抗自然的能力並不強悍，於是除了廣州之外的大部分沿海港口都沒有遠洋到東南亞地區的能力。正是因為這樣的特殊性，獨特性，廣州作為中原最早形成“海上絲綢之路”的橋頭堡，獲得了不可估量的高度發展。
①、良好的氣候天文基礎
廣州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域，本是“颱風”天氣時常干擾的地區，但又由於廣州的中央地勢平坦，不直接連通外海，這樣的條件下，廣州鮮有受到“颱風”的一級破壞，而諸多商船，在位於珠江之內的城市港口出發，有著很安全的緩衝條件，這也是為何深圳、香港等地區沒有成為當時大型的“港口”的根源，總的來說，廣州有著直接接觸外海的有利位置，同時也有著緩衝自然災害的先天地理環境，是早期海上絲路站點的不二之選。
②、臨近東南亞地區，水路連接主要地區
“水陸”條件是廣州成為商業中轉的核心條件，水則是指遠航海運，而陸代表由中原的主要生產地區運輸商品到廣州的交通，其中也包括中原地帶通往廣州的“河運”。廣州位於國之南，這是最為重要的先天條件，除此之外，廣州還有“三江交匯，八海入口”的重要特徵，這讓大量的商品在廣州周圍的城市聚集，而後輸送到廣州有了足夠的交通基礎，也由此帶動“城市商業圈”的發展。
③、造船條件便利
千年之前的廣州，是少有“水文條件”極好的造船地區之一，當時的廣州還沒有發生大量的河道淤積，水位極深，這樣有利的條件，讓越來越多的人到達廣州造船，例如在上世紀末出土的一艘“秦代古船”，就是秦朝時在廣州造船最好的見證。雖然隨著時間的變遷，廣州的大部分“有利位置”開始荒廢，但先天打造起來的“造船中心”，讓廣州迅速打造成為了“大型港口”，贏在起跑線上。
唐宋時期：海陸並進，漢旗走遍歐亞（二）
唐代是一個“精彩”的時代，太宗時期，陸地版圖的擴張，對於海上貿易而言，則是擴大了豐富的原料市場，以及獲得更加豐富的歐亞地區國家的地理座標。因此，廣州城作為“海上絲路”的主要城市，早在唐時便已經成為過“國際大都市”。唐玄宗早期，管理“海洋船隻與貿易”的機構出現，其出現的根源在於，漢蕃的大量交織，中原規則制定成為急切的需要。
也因為唐代統治者溫和的“開放態度”，讓當時廣州商船和東南亞國家、阿拉伯國家有著很密切的交流，與此相對應的是，大量的西亞和東南亞人都來到廣州城定居。如《唐大和尚東征傳》之描述：“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聚如山，舶深六七丈”。大量的外國商船，也帶來了大量的外國人，唐政府並不反對他們的駐住，更是在“坊市”的基礎上，設有“蕃坊”，用如今的思維來理解之，那就是“外國居民區”。到了唐代末期，這樣高效且合理的管理制度不僅沒有減弱，還被統治者大力許可，如唐文宗曾下令廣州的“蕃漢貿易”：“任其交往流通，自為貿易，不得重加稅率”。正是這樣開放的政策，才令今日眾多國外友人都熟悉“唐人”和“廣州”。
在唐之後，宋代更是“延續唐制”，持續設立管理船舶和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宋代在某些方面比之唐是有極大進步的，例如經濟層面，唐代的“商品經濟”萌芽，到了宋仁宗時期便完全形成，廣州作為龐大的“原料中心”，發展更進一步。因此，兩宋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更是中華特色商品的爆發期，如陶瓷便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如2002年，在陽江海域打撈出的“南海一號”文物，裡面高達數千件的陶瓷，就是源自南宋初期。而廣州城的“外國人”方面，更是在全國範圍內罕有的“蕃漢混居”。北宋書《萍洲可談》對廣州有記載：“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而這樣的“國際融合”，比之今日也毫不遜色。
廣州成為國際都會的政治經濟條件
①、社會經濟的多元化
唐宋兩代對“商業”的態度是開放且有所進步的，雖然唐代商人地位不高，可財富的力量，終不是單純的“四民思想”可比擬。到了宋代，坊市都幾乎已經不存在，唐末的“手工作坊”的雛形在宋代大量普及，手工業和商品經濟已經被統治者默許。廣州作為原料的集聚中心，本就是成為“手工業”基礎部分：“原料”的擁有者，因此，從國外到國內，越來越多人匯聚於此，如此帶來的便是快速融合以及生長的經濟文化元素，這樣的社會環境，對於外國人也更是包容。
②、東部沿海船商的中轉站
唐宋之際，東部沿海地區也已經發展起來，其中隨著隋朝京杭大運河的開闢，蘇杭地區與北方交往更加密切，巨大的商機促使他們也走上航海道路。《新唐書·地理志》中對唐代對外海上商路有所記載：
一：泉州—日本線路段
二：廣州—印度線路段
這樣範圍巨大的交錯，讓商業有了更大的利潤空間，於是泉州商人時常來到廣州進行商業交換，他們擁有著東亞地區的“商品”，也是廣州商人之中，比較有特色的上邦之一，這樣高密度的文化聚集，讓廣州發展迅速起來。
③、統治者對“商稅”的渴求
無論是唐還是宋，貿易打開的根源就是在於“商業稅”的巨大空間，因此李唐和趙宋都在促進貿易的進行。唐代廣州的商品貿易是主要的經濟收入，到了宋代，商業稅的收入效率要比農業稅高得多，即便在中原的核心地區統治者會有著很大限度的“商業控制”，但在廣州，依舊保持著開放態度，先天打造了良好基礎的廣州已經不能被忽視。
明清至今：海貿的跌落—崛起史（三）
元代的海洋貿易中心因為統治者遠離南方的緣故，繼承了南宋時形成的第二大中心，泉州，這時廣州的發展不再迅速。而明代，閉關鎖國政策的實行，廣州中心地位受到極大打擊，對外海上貿易的關閉，這樣的廣州進入了“跌落”的歷史。
直到清代康熙年間，廣州海關制度建立，對外貿易再次打開，著名的“廣州十三行”就是起源於此，雖然這時中原“閉關鎖國”的劣勢逐漸顯現，但中華的精美商品仍受世界所習慣，並且成為潮流之一。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再次進行一定程度的“閉關鎖國”，其餘東部沿海的諸多港口關閉，但廣州的港口卻依然保留，著名的“黃埔港”因此獨秀其中。這證明了廣州海上貿易的重要地位，兩千年以來的積累，廣州的重要性更大於封建統治者私慾。也正是這樣的條件下，廣州的“主要”貿易地位一直延續，邁過清末，邁過民國，邁進我們的時代，也還依舊旺盛無比，今時今日，廣州依然是重要的對外口岸之一，即便滄海桑田，中華民族的海上貿易史也依舊印刻在廣州這座城市中，不可磨滅。
結語：
廣州的綜合文化多樣，若是細細尋找，其中個別文化都有著很厚重的歷史根源，可能是過去其他民族文化的糅合，也可能是傳統文化開放後的人性化變遷。但這都並不妨礙廣州蓬勃向上，熱鬧繁華的夜市，承載每一個人浮華的幻想，正如千年前踏上珠江，隨著飄進海洋，在時代之末歸來，港口旗幟飄舞：看，那就是廣州，世界之城。
參考史料：《漢書·地理志》《新唐書》《宋會要》《清史稿》《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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