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广州城是我国目前的“超一线城市”之一。位于国家南部沿海的广州，是对外贸易和开放的一个重要地区，因此广州也同样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国外的民众在此并不罕见。不过这种繁荣的局面，并非现代发展后才开始存在，早在唐代，四方汇聚的外交文化，也让当时的广州城“蕃汉相融”，商业更是满地开花，是当时世界最大港口城市之一。而更在早于唐代之前的先秦时期，广州的主要“海港”地位早已确立。广州，是我国自古以来外交打开的重要地区，千年的繁荣的传承，更是中华民族步步崛起的重要见证。
秦汉时期：越秀看山，脚下曾接沧海（一）
先秦时代以前的“广州”曾是沟通东南部国家的重要启航点，而早在那时，广州城主要的“港口”位置就位于越秀山下。因为在两千多年前的珠江水系尚未形成“城区”内的淤积，因此当年越秀山下的“兰湖”，就是港口所在的位置，而如今的兰湖，已经褪去“沧海”之身，变为高楼大厦的土壤。当年的“兰湖”港，船只从此出发，连接珠江，汇入狮子洋，一直延续到汉代，都是主要的港口之一。
与此同时，广州城内也在成长起来的另一个大型港口“番禺港”。番禺，其名更在于广州之前，因为经济发展的限制，秦汉时代的核心经济区便是位于“番禺”一带。番禺之名，在《淮南子》中就曾出现，当年秦始皇讨伐南越，番禺就是重要的“驻军之地”。而到了汉代，《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更是对番禺有所描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当时天下的“都会”仅有十九个，沿海的广州作为远离中原的城市之一，以海上贸易做到“都会”，实属不易，也可见其贸易之繁华。而从“珠玑果布”的商品类型中，也可看出交易商品的主要地区，其中
“犀”与“果”之类，大多数都是东南亚地区的特产。那么属于广州的输出则是“珠玑”与“布”这类特殊的手工产品以及农耕纺织物。
到了公元226年，番禺成为了当时地区的“政治中心”，并且开始出现了他未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名字：广州。秦汉魏晋之时，中原政权的海上贸易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但“远航能力仍稚嫩”的阶段，因此与东南亚相连接的“广州海域”，就被推动成为当时的“国际商贸都市”，也正是便捷的海上航路，加快了开辟了由广州—东南亚—印度的“简易”路线，为广州日后的繁荣奠定了根本性的交通基础。到了“梁朝”之时，梁武帝更是有言：“朝廷更是便有广州”。
早期广州“港城”兴起的基本因素
因为秦汉时期，人们造船技术和对抗自然的能力并不强悍，于是除了广州之外的大部分沿海港口都没有远洋到东南亚地区的能力。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独特性，广州作为中原最早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获得了不可估量的高度发展。
①、良好的气候天文基础
广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本是“台风”天气时常干扰的地区，但又由于广州的中央地势平坦，不直接连通外海，这样的条件下，广州鲜有受到“台风”的一级破坏，而诸多商船，在位于珠江之内的城市港口出发，有着很安全的缓冲条件，这也是为何深圳、香港等地区没有成为当时大型的“港口”的根源，总的来说，广州有着直接接触外海的有利位置，同时也有着缓冲自然灾害的先天地理环境，是早期海上丝路站点的不二之选。
②、临近东南亚地区，水路连接主要地区
“水陆”条件是广州成为商业中转的核心条件，水则是指远航海运，而陆代表由中原的主要生产地区运输商品到广州的交通，其中也包括中原地带通往广州的“河运”。广州位于国之南，这是最为重要的先天条件，除此之外，广州还有“三江交汇，八海入口”的重要特征，这让大量的商品在广州周围的城市聚集，而后输送到广州有了足够的交通基础，也由此带动“城市商业圈”的发展。
③、造船条件便利
千年之前的广州，是少有“水文条件”极好的造船地区之一，当时的广州还没有发生大量的河道淤积，水位极深，这样有利的条件，让越来越多的人到达广州造船，例如在上世纪末出土的一艘“秦代古船”，就是秦朝时在广州造船最好的见证。虽然随着时间的变迁，广州的大部分“有利位置”开始荒废，但先天打造起来的“造船中心”，让广州迅速打造成为了“大型港口”，赢在起跑线上。
唐宋时期：海陆并进，汉旗走遍欧亚（二）
唐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太宗时期，陆地版图的扩张，对于海上贸易而言，则是扩大了丰富的原料市场，以及获得更加丰富的欧亚地区国家的地理坐标。因此，广州城作为“海上丝路”的主要城市，早在唐时便已经成为过“国际大都市”。唐玄宗早期，管理“海洋船只与贸易”的机构出现，其出现的根源在于，汉蕃的大量交织，中原规则制定成为急切的需要。
也因为唐代统治者温和的“开放态度”，让当时广州商船和东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有着很密切的交流，与此相对应的是，大量的西亚和东南亚人都来到广州城定居。如《唐大和尚东征传》之描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大量的外国商船，也带来了大量的外国人，唐政府并不反对他们的驻住，更是在“坊市”的基础上，设有“蕃坊”，用如今的思维来理解之，那就是“外国居民区”。到了唐代末期，这样高效且合理的管理制度不仅没有减弱，还被统治者大力许可，如唐文宗曾下令广州的“蕃汉贸易”：“任其交往流通，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税率”。正是这样开放的政策，才令今日众多国外友人都熟悉“唐人”和“广州”。
在唐之后，宋代更是“延续唐制”，持续设立管理船舶和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在某些方面比之唐是有极大进步的，例如经济层面，唐代的“商品经济”萌芽，到了宋仁宗时期便完全形成，广州作为庞大的“原料中心”，发展更进一步。因此，两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是中华特色商品的爆发期，如陶瓷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如2002年，在阳江海域打捞出的“南海一号”文物，里面高达数千件的陶瓷，就是源自南宋初期。而广州城的“外国人”方面，更是在全国范围内罕有的“蕃汉混居”。北宋书《萍洲可谈》对广州有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而这样的“国际融合”，比之今日也毫不逊色。
广州成为国际都会的政治经济条件
①、社会经济的多元化
唐宋两代对“商业”的态度是开放且有所进步的，虽然唐代商人地位不高，可财富的力量，终不是单纯的“四民思想”可比拟。到了宋代，坊市都几乎已经不存在，唐末的“手工作坊”的雏形在宋代大量普及，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已经被统治者默许。广州作为原料的集聚中心，本就是成为“手工业”基础部分：“原料”的拥有者，因此，从国外到国内，越来越多人汇聚于此，如此带来的便是快速融合以及生长的经济文化元素，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外国人也更是包容。
②、东部沿海船商的中转站
唐宋之际，东部沿海地区也已经发展起来，其中随着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辟，苏杭地区与北方交往更加密切，巨大的商机促使他们也走上航海道路。《新唐书·地理志》中对唐代对外海上商路有所记载：
一：泉州—日本线路段
二：广州—印度线路段
这样范围巨大的交错，让商业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于是泉州商人时常来到广州进行商业交换，他们拥有着东亚地区的“商品”，也是广州商人之中，比较有特色的上邦之一，这样高密度的文化聚集，让广州发展迅速起来。
③、统治者对“商税”的渴求
无论是唐还是宋，贸易打开的根源就是在于“商业税”的巨大空间，因此李唐和赵宋都在促进贸易的进行。唐代广州的商品贸易是主要的经济收入，到了宋代，商业税的收入效率要比农业税高得多，即便在中原的核心地区统治者会有着很大限度的“商业控制”，但在广州，依旧保持着开放态度，先天打造了良好基础的广州已经不能被忽视。
明清至今：海贸的跌落—崛起史（三）
元代的海洋贸易中心因为统治者远离南方的缘故，继承了南宋时形成的第二大中心，泉州，这时广州的发展不再迅速。而明代，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广州中心地位受到极大打击，对外海上贸易的关闭，这样的广州进入了“跌落”的历史。
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广州海关制度建立，对外贸易再次打开，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就是起源于此，虽然这时中原“闭关锁国”的劣势逐渐显现，但中华的精美商品仍受世界所习惯，并且成为潮流之一。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再次进行一定程度的“闭关锁国”，其余东部沿海的诸多港口关闭，但广州的港口却依然保留，著名的“黄埔港”因此独秀其中。这证明了广州海上贸易的重要地位，两千年以来的积累，广州的重要性更大于封建统治者私欲。也正是这样的条件下，广州的“主要”贸易地位一直延续，迈过清末，迈过民国，迈进我们的时代，也还依旧旺盛无比，今时今日，广州依然是重要的对外口岸之一，即便沧海桑田，中华民族的海上贸易史也依旧印刻在广州这座城市中，不可磨灭。
结语：
广州的综合文化多样，若是细细寻找，其中个别文化都有着很厚重的历史根源，可能是过去其他民族文化的糅合，也可能是传统文化开放后的人性化变迁。但这都并不妨碍广州蓬勃向上，热闹繁华的夜市，承载每一个人浮华的幻想，正如千年前踏上珠江，随着飘进海洋，在时代之末归来，港口旗帜飘舞：看，那就是广州，世界之城。
参考史料：《汉书·地理志》《新唐书》《宋会要》《清史稿》《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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