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穀雨
趙冬苓覺得接下《獵狐》的那一刻開始，劇本創作上的壓力，就壓在了她的身上，這股壓力到現在也沒有消解。
即便劇本已經創作完成很久，《獵狐》也將於今晚在東方衛視和北京衛視，優愛騰三家視頻平臺播出，趙冬苓還是沒能鬆懈下來：長達3年的時間裡，趙冬苓的確花費了很大的精力一筆一筆書寫這個劇本，從令人唏噓的真實案件裡採風，然後搭建出《獵狐》的世界，壓力潛移默化地融進了她的日常。
這股壓力來得非常早，起初檸萌影業主動找到她，他們希望能做一部不錯的正劇，內容根據2014年公安部發起的“獵狐行動2014”創作，份量的確很重，《獵狐》就這樣交到了趙冬苓的手中。
實際上，以“獵狐行動”為背景，反映當代中國打擊經濟犯罪，展開跨境追逃的電視劇《獵狐》，它的創作之路可謂艱難。這種艱難體現在內容尺度如何拿捏，人物關係如何刻畫，時代大潮如何對各式人物造成衝擊等，骨朵也就此專訪了《獵狐》編劇趙冬苓，與她聊了聊這部劇的幕後創作故事，以及《獵狐》的突圍。
《獵狐》的“浮世繪”是怎麼找到的？
《獵狐》的故事發生在2007年，講述了一線經偵警察偵破經濟犯罪大案，跨境追逃犯罪嫌疑人的跌宕故事。編劇趙冬苓對《獵狐》劇本創作的感觸很深。這部劇的劇本初期工作讓她非常苦惱，主要的壓力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內容要聚焦到經濟、股市上，但她說自己又是一個“一分錢股票都不買的人”，所以首先就要克服專業領域難度；另外的創作壓力來源於大量的案頭工作，還沒正式採訪前，製片方給她提供了非常多的相關材料，趙冬苓越看壓力越大。
專業知識可以惡補，但《獵狐》的劇本該怎麼定調和找方向，這讓她犯了難。44集的經偵劇《獵狐》以真實案件取材，圍繞國家2014年7月由於公安部部署代號為“獵狐2014”的行動為創作契機。“獵狐2014”在僅半年的時間內，共派出70多個行動組，從69個國家和地區緝捕經濟犯罪嫌疑人680名，為反腐鬥爭和打擊經濟犯做了積極貢獻。而全國公安機關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的“獵狐行動”開展近六年來，共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6000餘名，其中緝捕“百名紅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贓款達100多億元人民幣。
跨國追蹤、經濟股市、正反抗衡，怎麼看都兼具爆點元素，但趙冬苓的顧慮在於，《獵狐》究竟該聚焦到“抓人行動”，還是應該漫射到弧度更廣的領域，這一直讓趙冬苓拿不準。
題材特殊，又是一部反映經偵警察的作品，可採用的故事元素很多，但創作要涉及到定調搭配，畢竟從不一樣的角度出來的內容，質感是不同的。全世界抓人，聽起來很刺激，對創作者而言卻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點。趙冬苓說，自己首先不是追求刺激和動作戲的創作者，這種題材更適合電影，對時長更長的電視劇創作來說，不太合適，對觀眾也不友好。
《獵狐》的創作焦慮一直縈繞著她，直到一次創作採風，改變了她當時的處境。
趙冬苓回憶到，劇本創作初期自己去公安部採訪，連當時的經偵局領導都看出了她的緊繃，但得益於那次和對方的談話，也讓她逐漸消解了自己的寫作焦慮。
“他跟我說了三句話，很遺憾，第三句話我忘了。前兩句話對我的作用特別大，所以我記得特別牢”，趙冬苓坦然到，對方向自己分享了他關於《獵狐》的理解和看法，這席談話讓她吃了一個定心丸，心裡有了對《獵狐》的創作底氣。
兩人聊天，他首先建議趙冬苓跳出“獵狐”寫《獵狐》，獵狐不僅僅在於警察追捕經濟犯罪份子時的驚心動魄的追捕戲，更重要的在於過程，在於反映國家在打擊經濟犯罪、公安戰線打擊經濟犯罪的過程和使命。重要的在於因，而非果。
其次，他建議趙冬苓用二元法來創作，所謂二元法既要有對經偵警察也要有犯罪份子的立體人格。實際上，這樣的做法好處在於，採用悲憫的視角，客觀看待中國進入現代化社會下，經濟大潮對每個人的衝擊。於觀眾而言，才能感同身受，
這是對共情點的把握。這次談話也讓趙冬苓更加確定了《獵狐》要聚焦到反映國家和公安戰線如何打擊經濟犯罪上，她要把創作的疆域弧線擴大。想通了這一點，《獵狐》後面的工作就好推進了。
最終，這部靈感取材自“獵狐專項行動”，圍繞經偵警察追捕打擊經濟犯罪的故事，由夏遠和王柏林搭建起整個劇本經緯，展現出複雜的人性鬥場，以經偵警察為切口，呈現了一部專業的、反映社會經濟大潮變化的正劇。
《獵狐》特殊的地方在於，它是一部經偵題材的長篇敘事作品，講得是經濟大潮推動歷史滾滾向前，在巨輪下奔跑的人鉤織出的一副“人性浮世繪”，呈現的是各個立場、各個階層的人物，他們怎樣被經濟大潮追趕、怎樣被碾壓，如何掙扎，又如何放棄？他們中的有些人如何走向深淵，有的人又如何在與對手此消彼長的對抗中，恪守理想與信念，抵得住誘惑，向前行走。
在這出猶如人性剖析史的長片中，時間橫跨八年，期間圍繞主角夏遠，各式人物關係如同蔓藤一樣，鋪展延伸出去。趙冬苓要在這樣大的一個體量裡，給觀眾一點一點搭建出一個複雜經濟大案的建築輪廓，每一塊積木和搭建的順序，都尤為重要。
多線索鋪陳、高信息承載，
《獵狐》的野心
“這種經濟大潮的衝擊下、金錢的誘惑下，人性表現出來的那種脆弱，那種受到的誘惑，是非常讓人感慨的。”關於《獵狐》的創作，趙冬苓感觸頗深。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獵狐》就是一部反映中國經濟變化下，複雜的社會關係、人性變化。在創作背景上，《獵狐》講述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尤其股市開放後，數以萬計的股民湧入，人們看到了股市帶來的巨大好處的同時，卻也往往刻意忽略它的風險。趙冬苓感嘆，“看到了一夜暴富的神話，但又有多少人一夜破產”，股市崩盤之後，人性變化和脆弱，體現的淋漓盡致。
《獵狐》的劇集開篇，就以這樣的案件為支點，輻射出多個重要線索。 藥廠廠長錢程在朋友王柏林的慫恿下，說服廠裡所有職工，將錢匯聚到他手裡，拿著這些錢買了王柏林公司的股票，哪知道一朝跌盤，血本無歸。被廠裡員工圍堵的錢程走投無路，挾持王柏林無果，最終跳樓自殺。然而錢程雖死，但在經偵警察夏遠和楊建群眼裡，王柏林的反應微妙，這起事件背後似乎藏著更大的陰謀。
“錢程案”是趙冬苓為《獵狐》設計的一個又脆又響的開頭，“就是因為錢程的這驚天一跳，把所有人都帶進來了”，在趙冬苓的創作裡，錢程的位置不可謂不重。因為他的跳樓，奸商王柏林的犯罪前史和吳稼琪的恩怨線，被引出來了；同時也把這部劇的兩個主人公夏遠和楊建群帶出場，將兩個人前期的羈絆線和兄弟情提前交代給觀眾；錢程跳樓，也成為《獵狐》另外一個重要的反派人物郝小強——這個股市操盤手的出場契機。
“故事裡面最主要的主人翁，全都在這一個戲裡面帶出來了。”趙冬苓坦言，圍繞著錢程案後邊還有伏筆埋設，錢程的兒子、老婆的故事也牽絆著劇情發展，它毫不費力的把所有主線人物呈現給觀眾、將幾條故事線一下子扭到一塊，起到爆雷作用， 《獵狐》由“錢程案”這一個小局，慢慢引出後面的所有故事。
趙冬苓告訴骨朵，一個好開頭對劇集非常重要，沒有找到好的開頭，她永遠覺得故事是不成功的，只有找到故事的起點和支點，她才能有信心發展後續的故事。
開始寫《獵狐》的時候，她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無論如何都要從一個刑事案開始，“雖然我是要寫一個經濟犯罪，但是我要從一個刑事案開始，一個刑事案可能觀眾會更感興趣，可以把各方的各路人馬都糾結在一起。”更實際的考慮是，編劇要考慮觀劇門檻，《獵狐》本身就是一部在經濟股市背景下創作的作品，如果一開始就寫經濟活動，她很擔心觀眾帶不進來。
“錢程案”非常具有股市典型性，它牽扯到股市、政界、金融等多個領域，劇中每個角色背後相互牽連的線索，又構成《獵狐》搭建的大局，全劇圍繞這一個案子，各路人物對抗鬥爭，搭臺唱戲。
以打擊經濟犯罪、海外追逃為新視角，以經偵警察為切口，不斷與犯罪份子做“頭腦”鬥爭的《獵狐》，從內容到劇本創作模式上，走了一條與以往同類劇集創作上不一樣的新路子，《獵狐》呈現出“放射線”式的劇本創作模式。
而趙冬苓筆下的《獵狐》注視著的，是當金錢潮水衝來的時候，各色人等的表現，“它無所謂大人物、小人物，在它面前都是小人物，這個東西是我感興趣的，也是我在這個劇本里面著力去寫的一個東西”，這是《獵狐》的野心。
大時代，小人物
“我自己的劇本，我希望每個人物都不是符號，都有他自己的使命，都有他自己的發展變化，成長的路徑，都有他自己的命運。” 在人物創作和故事線設置上，趙冬苓對劇中各式人物與關係著筆力度不同，試圖反映多元複雜的人物困境。
王凱飾演的經偵警察夏遠，是她著重塑造的角色，作為《獵狐》的男主人公，趙冬苓想要在夏遠身上找到一個答案：不論什麼人，在金錢和其他關係的誘惑下，都掉進坑裡，為什麼夏遠能抵住誘惑。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趙冬苓設置了很多內容。首先從對他最重要的兩個人，女友于小卉、親如兄長的師父楊建群入手。他們是夏遠的兩難困境。
女友于小卉從小和夏遠一起長大，處在夏遠的保護下，她的人生經歷基本上就是一張白紙，所以當她面臨股市衝擊，又碰到郝小強這樣一個號稱是股市大神、股市天才的時候，自然會被郝小強吸引。出於對郝小強的崇拜，於小卉最終離開了夏遠。對重感情的夏遠來說，這樣的生活打擊，足以讓他對自我產生懷疑。
而他與楊建群的關係變化，可以說是推動故事發展的關鍵。趙冬苓坦言，楊建群於夏遠來說是兄弟又是師父，他對楊建群非常尊重，對方既是行業裡的老大哥，出場的時候又是生死弟兄，這樣一對兄弟最後的結局走向，是《獵狐》的重要看點，是她著力塑造的故事。
趙冬苓筆下的楊建群具有典型意義，實際上《獵狐》開篇也通過幾件事進行渲染。楊建群從底層一步一步奮鬥上來，在隊內，領導和下屬都非常倚重他，尊敬他，他對工作態度十分認真，這是他唯一放鬆的環境。
回到家庭關係裡，他娶了一個幹部子女，岳父是政界人士，他在岳父母面前和家庭關係裡顯得比較弱勢。劇裡，因為錢程跳樓，他回去覆命，當著下屬的面，岳父對他沒有施展好臉色。妹妹沒有找到工作來家裡尋求幫助，妻子表現出很不耐煩的態度，還把妹妹省吃儉用給她買的臉部護膚用品，用來擦身體，楊建群的表現是複雜的。他身上有典型的家族文化與社會人情文化的碰撞，是《獵狐》的隱藏線索。
“（這種態度）會對他這種脆弱的，而這種孩子往往有過強的自尊，會對他的自尊形成打擊，自己的妹妹又給自己帶來了很多的困境，讓他陷入掙扎。”
在趙冬苓看來，對反派人物的書寫，最重要的是去寫他們是怎麼一步一步掉入到自己的人生困境，然後一步步的掙扎，越掙扎越墮落，最後釀成了個人命運的悲劇。
從創作角度而言，創作者不要把罪和非罪劃出一條界限，“那個界限有時候是非常模糊的，你在走這一步的時候，你完全不知道你已經跨過了那條界限”，劉奕君飾演的反派人物王柏林，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寫法下塑造出來的。
趙冬苓一開始對王柏林的定位是一個商人，所謂無奸不商，王柏林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做的不是太老實，只要能賺錢怎麼都行，合法的不合法的都要沾一點。錢程案裡他做了違法的事，但也只是小事件。等到後面他利用股市、收攬郝小強攪起股市風浪的時候，他在這種不老實的經商過程裡嘗足了甜頭，越走就越不能回頭，他的人生困境就越大，越沒辦法掙扎，就在犯罪的路上走得越遠。
正反派之間的糾葛對抗，次要人物們的人生困境著筆，《獵狐》下了一盤大棋，它站在更宏大的視角下，帶領觀眾跟著編劇的筆觸，去看經偵警察面臨的世界，他們遇到的誘惑，以及又如何恪守己心，抵住風浪。
它想表達的是，經濟大潮對於中國古老農耕文明的衝擊，當它反映到每個人身上的時候，個體選擇造就了不同命運。在編劇趙冬苓看來，古老宗法制的農耕文明社會，要發育成熟為一個現代商業文明，必需要經受住商業大潮和經濟大潮的衝擊，而現代商業文明的社會秘訣，是規則，就是要守住規則。這一點，夏遠身上有，吳稼琪身上有，千千萬萬個經偵警察身上也有。
“我不滿足於寫一些快銷品，本來電視劇說起來就是快銷品，44集播22天，播過去了誰還記得。但是我偏偏就是想希望它能夠有一些話題，能夠留得更久一點。所以這個最大的痛苦都是來自於此。”
迴歸到創作本身，經歷多年打磨，幾次調整的《獵狐》，亦是帶著趙冬苓的創作執念，向前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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