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北平已被解放軍包圍。一天，一位解放軍幹部敲開了梁思成在清華園寓所的大門，說明來意：
我受人民解放軍攻城部隊的委託，前來向你請教。城裡有哪些著名建築和文物古蹟需要保護，請你把它們的位置準確標在這張地圖上，以便我軍在攻城時避開。
梁思成喜出望外。他把北平重點文物準確地標在軍事地圖上，而且拿出一份《全國建築文物簡目》，一併交給那位幹部。
據說在西柏坡，這幅由軍事地圖變成的《北平重點文物圖》，掛到那位偉人的指揮所牆壁上。他命令圍城部隊，一定要注意保護這些重要文化古蹟。
為什麼找梁思成來標註重點文物？
那時候，梁思成已經是中國古建築保護領域屈指可數的領軍人物。
梁思成出身名門，是國學大師梁啟超的兒子，1901年生於日本。1912年辛亥革命後，梁思成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23年他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
1924年，他和林徽因——民國時期最有聲望的名媛之一，她的“人間四月天”，她和徐志摩、金嶽霖的情感糾葛，成為當下自媒體寫作的熱點，幾乎蓋過了兩人真正的成就——共赴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建築系學習。1927年梁思成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去哈佛大學學習建築史，研究中國古代建築（肄業）。
因為建築系不招女生，林徽因進了美術系，但堅持自學了建築學課程，日後也成為建築師，成為梁思成的得力助手。
1947年4月，梁思成(右四)在紐約與建築師討論聯合國大廈的設計
1928年兩人結婚。回國後，他們先是到了東北大學創辦建築學系，後來先後回到北平，進入朱啟鈐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另一位建築學大師劉敦楨任文獻部主任。
此後，夫婦二人主要從事古建築修復和勘察工作。抗戰爆發前的幾年時間，梁思成、林徽因和營造學社的同仁，走遍中國北方十五省二百多個縣，測繪和拍攝二千多件唐、宋、遼、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來的古建築，包括天津薊縣遼代建築獨樂寺觀音閣、山西遼代應縣木塔、大同遼代寺廟群華嚴寺和善化寺、河北趙州隋朝建造的安濟橋等等。
1939年，中央博物院聘請梁思成任中國建築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1942年梁思成以此前實地考察的資料為基礎，著手編寫《中國建築史》，於1944年完成。
翻開這本書你會知道，梁思成的人生使命，就是為中國古建築續命。那些淹沒千年，甚至即將與草木同朽的一棟棟古建築，在他的手裡恢復了時光賦予的尊嚴。
一、從這本書裡，真切體會那一代學人對傳統文化的赤誠、對國家命運的擔當
1、踏遍大好河山，只為古建築傳統尋找證明
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是一部教材，但絕對不同於今天那些聚集一群人，利用資金支持，東拼西湊攢起來的教材。
這是他一個人的著作，是這個領域的開山之作，是此後同類著作都無法繞開的。儘管從蒐集材料的全面來講，比不上今天的教材。但裡面提到的每一座建築，都是作者親自勘驗過，併為它配上了精美絕倫的繪圖。
在嚴謹古奧的敘事後面，往往隱藏著許多激動人心的時刻。例如，關於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中國建築史》是這樣寫的：
唐代木構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確實可考者，唯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一處而已。寺於唐代為五臺大剎之一，見於敦煌壁畫五臺山圖，榜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臺之外為後世朝山者所罕至，煙火冷落，寺極貧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殿之建立人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為閹官“故右軍中尉王”（守澄）建造，其名均見於殿內梁下及殿前大中十一年經幢。
除殿本身為唐代木構外，殿內尚有唐塑佛菩薩像數十尊。梁下有唐代題名墨跡，拱眼壁有唐代壁畫。此四者一已稱絕，而四藝集於一殿，誠我國第一國寶也。
與這客觀冷靜的記述相反，他們發現佛光寺的現場，卻是激動人心的。
當時，有日本學者斷言：“在中國大地上，已經沒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結構建築，想看唐代的木構建築，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奈良。”
儘管梁思成欽佩日本人的治學精神，但從民族情感上來說，難以接受他們的臆斷。
於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尋找中國唐代建築的發現之旅。
1937年6月，梁思成得到佛光寺的線索，便與林徽因一起，帶著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騎著毛驢，馱著背囊，沿著五臺縣向北的官道前往五臺山，直奔佛光寺。
當時佛光寺已破敗不堪，雜草叢生，人跡罕至。梁思成看到肅穆莊嚴的大殿，一眼就斷定，這是一座比他們以前見到的所有建築更古老的建築。梁思成後來寫道：
那高大的殿門頓時就給我們打開了。裡面寬有七跨，在昏暗中顯得更加輝煌無比......
林徽因的遠視眼，在此時也發揮了關鍵作用。據他們的後人回憶：
很多年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面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確鑿證據......
埋沒於時光千年的古建築重光，驚豔了世人。中國不存在唐代木構建築的說法，被這一對不服氣的年輕學子推翻。
工作中的林徽因
2、學人報國，梁思成夫婦體現了那個時代最優秀人們的選擇
林徽因不僅是梁思成的妻子，更是他事業的得力助手。如上所述，梁思成的發現往往離不開林徽因的貢獻。而林徽因年僅50歲出頭便逝去，也與梁思成當年一個選擇分不開。
抗日戰爭初期，只有30多歲的林徽因就臥病在床。當時，美國有幾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約請梁思成去美國工作，而且，林徽因的病也可以得到有效治療。
梁思成與林徽因
梁思成卻回信拒絕：
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 我不能離開她, 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 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他們在四川的偏僻農村李莊，繼續從事心愛的建築事業。他們的朋友、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前往探望，見到他們夫婦後，百感交集：
二次大戰中, 我們又在中國的西部重逢, 他們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 卻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研究。在我們的心目中, 他們是不怕困難, 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
在憂患的戰時生活中能獲得如此成就還說明, 他們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水平, 而且還有崇高的品德修養, 而正是後者使他們能夠始終不渝地堅持自我犧牲, 堅定地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其實在那個神州飄搖、悽風苦雨的艱難時世，這樣的學者還有很多，特別是在西南聯大：
錢穆寫出《國史大綱》，陳寅恪寫出《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羅常培開闢少數民族語言新領域，湯用彤寫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寫出《新唯識論》，華羅庚寫出《堆壘素數論》……
西南聯大成為教育史文化史上再也無法重現的奇蹟。而西南聯大那些簡陋的校舍，就是梁思成親自設計的。
二、理念走在時代前列，得到的只是一聲嘆息
1、為古建築續命，毅然做時代的“逆行者”
中國古代社會從來就沒有珍惜古建築的理念。因為中國人對於建築，只從實用角度考量，“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而且 “建築活動受道德觀念之制裁”，一個好的皇帝，是絕對不去大興土木的。亡國之君的一個罪狀，通常也是大搞建築。
近現代以來，人們對於傳統建築更加不重視。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城市，人們紛紛拆掉古建築，建起小洋樓。梁思成痛陳當時人們破壞傳統建築的現象：
雄峙已數百年的古建築，充沛藝術特殊趣味的街市，為一民族文化之顯著表現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幟之下完全犧牲。
近如去年甘肅某縣為擴寬街道，‘整頓’市容，本不需拆除無數刻工精美的特殊市屋門樓，而負責者竟悉數加以摧毀，便是一例。
這與在戰爭炮火下被毀者同樣令人傷心，國人多熟視無睹。蓋這種破壞，三十餘年來已成為習慣也。（這段話，是不是也可以形容最近的四十多年呢？）
梁思成頗有感慨：“研究中國建築可以說是逆時代的工作。”
他承認，隨著城市建設發展，建築物的新陳代謝本是不可避免的事。但當時來說，舊有建築荒頓破壞之範圍及速率，也未免太過分了！
當時有一個叫樂嘉藻的人，寫了一本《中國建築史》，裡面有一篇《北平舊建築保存意見書》，提議將北平古建築中的地安門、西安門、中華門及各牌樓等統統拆掉。
梁思成看到之後，立即憤怒地寫文章批評：
北平道路寬大，房舍稀鬆，大街均整齊的通南北東西，極少有不便交通的地方、須要撤去極堂皇的大座建築物的。更不用說那地安門、西安門等本身便是都市中不可少的點綴。
假使法國有個老頭子，提議把巴黎的凱旋門，聖典尼斯門，剛哥廣場水池等等，一概“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那老頭子腦部的健康，恐怕就有問題了。
（梁思成《讀樂嘉藻闢謬》，原載1934年3月3日《大公報》第十二版，《文藝副刊》第六十四期。）
令人唏噓的是，十幾年後，樂嘉藻的建議事實上被首都管理者採納了，而且執行得更為徹底。他和林徽因都為此和當時的分管副市長爭吵過。他也提出過一個保護城牆的方案：
他的呼籲，錐心泣血：
古建築絕對是寶，而且越往後越能體現出它的寶貴！
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
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在推土機和剷車的隆隆轟鳴中，一座座體現民族文化精神的牌樓、古建築，還有古城牆，轟然倒塌。
不僅如此，從1955年開始，建築界對“以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開展了持久的批判。他想認真修改、重寫這部《中國建築史》的想法，最終化為了泡影。
數十載後，人們終於理解了他的泣血呼號，可惜太晚了。我們拆除了無數真古董，卻又蓋起了大量的假古董建築。但無論蓋多少假古董，終究是假的。
2、或許可以理解當年拆除老城牆的苦衷，但誰能不為之痛惜呢？
近年來，人們對梁思成的建築理念越來越推崇，越來越多的人指責當年拆除北京城的古建築。
但也有很多人提出，不要神化梁思成，當年拆北京城牆和古建築也是有苦衷的。
他們指出，在當時的北京城，牌樓、城門，越來越阻礙交通，限制民生髮展，給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極大的挑戰。
當時每天僅糞車的出入就造成極大的交通壓力，再加上糧食、蔬菜、煤柴之類生活物資的運輸，人員進出城的交通需求，牌樓和城門造成的“腸梗阻”就更顯嚴重。
這些極具體、又非儘快解決不可的民生的問題，被擺到梁思成的書桌上，他也束手無策，拿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即使放到今天，兩全其美的辦法恐怕還是很難找。
而且，他當年設計的北京城建設方案，也不盡然科學。總不能在整個國家都百廢待興的時候，新政府放著可以利用的老城區不用，另外找地方大興土木、建辦公場所吧？
這樣說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無論什麼樣的道理，都無法抑制我們一想起那些被拆毀古建築，心裡便痛惜不已吧！
三、梁思成的“天問”：民族建築的“老樹”上，如何發出“新枝”
1、“發揚光大我民族建築技藝之特點”
民族建築的衰落，象徵著民族文化的衰落。《中國建築史》指出：
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這事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衰落，至於消滅的現象。
同樣，國家民族的復興，必然伴隨著傳統建築的復興。梁思成斷言：
如果有復興國家民族的決心，對我國曆代文物，加以認真整理及保護時，我們便不能忽略中國建築的研究。
至於如何建設具有民族風格的建築，他在《中國建築史》裡指出：
我們的建築師在這方面所需要的是參考我們自己藝術藏庫中的遺寶。我們應該研究漢闕，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經幢，明清的牌樓，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橋，華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聰明的應用。
那麼，他有沒有復興傳統建築方面的作品呢？這裡必須提一下樑思成作為建築師，最為輝煌的作品：人民英雄紀念碑。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成立後首個國家級公共藝術工程，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紀念碑。此項工程的設計，匯聚了鄭振鐸、吳作人、梁思成、劉開渠等一大批當時中國最優秀的文史專家、建築家、藝術家，並向全國徵集設計方案。
梁思成擔任了紀念碑建設委員會的副主任和建築組組長。經過幾輪挑選，初步確定下圖左邊所示的建築方案。
正生病住院的梁思成見到這個方案後，感覺存在比較大的缺點，於是帶病在醫院設計了新的方案，將兩方案的比較，詳加說明，呈交紀念碑建設委員會。
（圖片來源 樓慶西：《梁思成、林徽因與北京城市規劃 》）
梁思成設計的方案，莊嚴、穩重、大氣，富有民族風格，體現了他在《中國建築史》中提出的“發揚光大我民族建築技藝之特點”，“接受新科學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現中國特有的作風及意義，老樹上發出新枝”的主張。
委員會經過研究，決定採納新的方案。這就是今天屹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2、梁思成的批評，人們聽進去了；但他的世紀天問仍難以回答
當年，梁思成設想的北京，不是工廠林立、到處冒煙，而應該是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如今這已經寫進了北京市的總體規劃。
當年，梁思成提出建築應該有民族形式，如今也成了世界各國大多數建築師的共識。1999 年，世界建築師協會第一次在北京召開代表大會。世界各國建築師一致認為，建築的創作除了應該採用不斷髮展的新材料、新技術以外，仍然應該提倡創造具有地域特徵的形式，並把這種理念寫進大會通過的《北京宣言》，作為21 世紀建築創作的指導思想。
對於滿大街洋人建築和洋人名稱，這本書裡也早就批評了：
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樓宇，夾道的樹蔭，衙署的前庭，或優美的牌坊，比較用洋灰建造卑小簡陋的外國式噴水池或紀念碑實在合乎中國的身份，壯美得多。且那些仿製的洋式點綴，同歐美大理石富於“雕刻美”的市心建置相較起來，太像東施效顰，有傷尊嚴。
還記得前兩年全國各地糾正那些歐式名稱的行動嗎？
當年拆除的牌樓，如今在前門大馬路和一些街道上，又一座座建立起來。永定門已經重建，幾段明代老城牆也復建了。
重建的永定門
儘管在今天，保護古建築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但如何真正復興中華傳統建築文化，卻仍然有待探索。
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的序言《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一文中發問：
無疑將來中國將大量採用西洋現代建築材料與技術，如何接受新科學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現中國建築特有的作風及意義，老樹上發出新枝，則真是問題了。
這誠為世紀天問，但今日仍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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