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真相
“襄阳说”的专家好意思说“学术”吗？为了隆中属于南阳，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战国时期，秦王灭楚，在汉水以南设南郡，泥嘴属中庐县，万山属襄阳县，但襄阳专家非要擅自把这个夹缝以南的小山村（无名）留给六年以后设立的南阳郡。西汉时期，“襄阳有阿头山（陵之大者曰阿）”，但襄阳专家不承认襄阳最高的（隆中）山为阿头山，偏偏指万山东边一个三层楼的小山包为阿头山，让人贻笑，其心机路人皆知啊。东汉时期，尽管众多史书（包括习凿齿）均明确指出“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习凿齿语），但视而不见，睁着眼说这一段汉水“犬牙交错”（能把这么明确的记载说成犬牙交错也算本事），还拿与南郡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武当位于汉水以南（在这里专家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来证明隆中属于南阳郡。等建安十三年曹魏设立襄阳郡，汉水北岸的樊城一带设立鄾县、邓城县了，隆中还是不能属于襄阳，一定要属于南阳。而诸葛亮上书《出师表》的时候，明确指出“今天下三分”，但二十年前设立的襄阳郡还是不能承认，说诸葛亮“坚持大汉的行政区划”，真是奇怪，大汉这个时候消亡了吗？襄阳郡不是大汉的行政区划，难道是西晋的行政区划？到了东晋，邓县划归义阳郡管辖，与隆中隔着樊城、安养二县，但还是不行，隆中还是要归南阳郡邓县。而宛县改名南阳以后，唐代刘禹锡的“南阳诸葛庐”仍不能是南阳，那是汉代的南阳之邓县隆中。他们用自己弱智的脑袋代替唐代大文豪的脑袋，真让人无语。而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说的“襄阳之隆中”也不对，说这是宋代的行政区划，司马光用宋代的行政区划去写汉代历史，脑子没毛病吧？总之，在隆中归属这个问题上，襄阳专家是尽了心的，不管什么时候，隆中必须属于南阳，甚至不惜大放厥词，有“许多人不懂装懂，不知道三国时期襄阳是属于南阳的”“南阳在襄樊一带”这样令人笑掉大牙的“惊世骇人的高论”，我等也是服了，为了一个隆中，什么没有底线的论调都有，这样的专家配谈“国学文化”吗？
奔流到海不停留
诸葛出山: 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等大事都发生在汉江以北的南阳郡！
看看诸葛亮的朋友们: 司马徽，徐庶，石广元禹州人（今河南许昌），崔州平汝南人（今河南驻马店），庞统襄阳人（今湖北襄阳），庞统别称风雏，东汉末年隐居于南阳紫山，现存有风雏台。大都在南阳郡及其附近，而且南阳郡从没有管辖过汉江以南的南郡，而且诸葛亮从没说自己在南郡或者在襄阳而是亲口叙述躬耕于南阳，尔来二十一年矣。
摄Y魂
《草庐对》是如何被襄阳篡改为《隆中对》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志》纪云：“《草庐对》、《上先帝书》、《上事表》、《与步骘书》、《汉嘉金书》等文，宜在《计算》篇”。据此可以看出，当初陈寿撰《诸葛亮集》时，就把刘备三顾草庐时与诸葛亮的对话节录下来，定名为《草庐对》而列二十四篇内的《计算》篇中。
我们今天看到的《诸葛亮集》将《草庐对》列为卷首，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60年8月出版时，依据清人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和陈寿的原著《诸葛亮集》而整理点校的。
从陈寿《进〈诸葛亮集〉表》时的“泰始十年（公元275年）”起，《诸葛亮集》中一直以《草庐对》定名，至今已有1700多年。
然而清代的吃瓜货编《古文喈风》误将这段选文命名为《隆中对》，既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又不能反映客观实际。因此，《隆中对》纯粹为后人强加，又以讹传讹。致使后人忘却了本名《草庐对》，只记得篡改的假名《隆中对》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直播真相
《隆中对》，一篇节选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三百余字短文，曾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初三课本，1988年后淡出，2001年经审查通过复又入选2003年春开始使用的初中教材。 隆中对的故事发生在襄阳，在1989年之前，是史学家们的共识。但在1989年开始对此产生了争议。
邮电部计划在1990年发行《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其中一枚“隆中对”的小型张触发了湖北和河南两地对“三顾茅庐”发生地的争论。河南南阳集邮界人士认为“隆中对”发生于南阳，而非襄阳。并通过当地集邮协会向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呈报，组织起一场“维护史实”的争论。《集邮》杂志先后发表了湖北丁宝斋的《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和河南张晓刚、王玉君的《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两篇文章。这场争论最终导致“隆中对”小型张夭折，取消发行。
1989年12月13日，20多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聚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会议厅。就由《三国演义》邮票引起的“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召开学术讨论会。经过“南阳”和“襄阳”双方的激烈争辩，史学家们从历代史籍文献记载、当时的地理区划、政治军事态势和诸葛氏的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论证之后，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阳隆中成为定论。
閑雲
卧龙岗在元朝前叫八里岗，诸葛亮在汉朝。而汉朝只有南阳郡，现南阳市在汉朝叫宛县。躬耕于南阳是躬耕于宛县？基础知识就推翻的南阳卧龙岗是李鬼啊！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邓县隆中。而三顾茅庐在隆中，刘备与诸葛亮对话当然可以称"隆中对“。2019年新版教科书对于《隆中对》《出师表》都解释为南阳邓县隆中即现在襄阳隆中！
蓑衣寒江雪
南阳一些人认为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去了宛城(南阳市)，《三国志》里仅说"玄死，诸葛亮躬耕于陇亩"，并没有说诸葛亮去了宛城躬耕，我们不防按照一些南阳人的思维，诸葛亮去宛城躬耕
首先科普一下，襄隆中距南阳卧龙岗约290里路，中间多为丘陵地，路不太好;诸葛亮要首先卖掉黄存彦转给诸葛玄的百亩薄田，辞别两位姐姐，带着13岁左右的诸葛均，两人步行300里去宛城。
诸葛亮要到襄阳去学习(诸葛亮老师在襄阳)，弟弟尚幼，不能一人留在家中，所以诸葛亮带着弟弟一起跑马拉松，经过三天步行到襄阳，晚上住店，在襄阳学习三天，再带着弟弟跑三天马拉松去宛城种地，农忙时不去学习了
公元197年，宛城(南阳市〉张绣和曹操开战，由于卧龙岗近白河(淯水)，距宛城仅6~7里。古时候，扎兵营不能离城太近，离城太近，容易受到弓弩的伤害，距城约3里地，如果曹操带兵2万，古代5人为一伍，住一帐篷，那么2万人，要4千帐篷，留出车马道，还要防火烧，4千帐篷至少扎营五里，那么卧龙岗就被兵营包围了，为什么会包围卧龙岗呢？因为扎营要近水，近水可以防火，也有利于做饭，洗菜，宛城郊区只有一独山(丘陵)，卧龙岗成了放哨好地方，因为地势较高，
曹操再白痴也不会容军营中有陌生人，所以诸葛亮只能和弟弟到襄阳姐姐家避难，姐姐毕竟不是父母，不可能让两个弟在家住三年(战争自196至199年)，所以诸葛亮从197~199年在宛城躬耕不可能。
199年后，诸葛亮已经不小了，可以娶黄月英了，弟弟也16~17岁了，三个再去宛城躬耕，三个跑三天马拉松去厂卧龙岗耕地，然而在襄阳已经耕了3~4年地，还有必要再去宛城吗？重新从零开始，搭建茅庐，人生地不熟;
两人拧不过诸葛亮硬是去了宛城，等到207年，刘备从新野到卧龙岗请诸葛亮，宛城城郊除了独山一片平旷，古代天气能见度极好，站在宛城城墙上，一望无余，距城6~7里地，地势稍高的卧龙岗更是一览无余，刘备三兄弟三去卧龙岗竟无曹兵发现。
古代两军对持，都会有明哨，暗哨，探子在城周边活动，刘曹两军交战多年，竟无一人认识刘丶关丶张？
无人认识刘丶关、张，诸葛亮宛城十年竞无一熟人更令人不解，诸葛亮不以宛城为友，却结交了几个在襄阳居住的人，徐庶丶崔州平丶石广元，庞统令人不可思意。
诸葛亮在宛城，曹操眼皮下面生活多年，曹操竟然不识，难道曹操不爱才吗？还是诸葛亮没有才？
提醒辣语
本不想回答这无脑之人提的无脑的问题。奈何在提问者自问自答的下面揭穿他的谣言，却被设置成不能操作，鼠辈怕被揭穿谎言？
所谓的“逍遥云端”的回答有三处造谣：
1、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志》纪云：“《草庐对》、《上先帝书》、《上事表》、《与步骘书》、《汉嘉金书》等文，宜在《计算》篇”？？？
《华阳志》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华阳志》阅读链接http://www.guoxuedashi.com/SiKuQuanShu/349i/）该书没有单独为诸葛亮立志，只在刘先主志刘后主志中有所提及，更无可能提到
“《草庐对》、《上先帝书》、《上事表》、《与步骘书》、《汉嘉金书》等文，宜在《计算》篇”，该话是清人张澍编辑《诸葛忠武侯集》自说自编而已，却被南阳人嫁接到常璩的《华阳志》，历史一下子提前了1000多年，能不让这些棒子兴奋吗？于是乎，你传我来，我传他。
2、引用图片，说诸葛亮躬耕于卧龙岗，敢问南阳方拿得出一个诸葛亮到过宛城附近记载来吗？你都不能证明他到过宛城附近，更别谈元代才有名字的卧龙岗了。
3、PS的地图把隆中和阿头山标为一处。这个谎言揭穿很多次了，奈何某地愤青太多，请拿史料证明。
《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五：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於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卧龙，伏龙都是比喻诸葛亮是隐藏的人才。“此间自有伏龙、凤雏”，此间自然是司马德操居住的附近，推荐的也是他熟悉的人士，自己的学生哪个有能力，当然自己知道。
《三国志诸葛亮传》关于躬耕的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裴注为【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身长八尺，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很明确的记载，诸葛亮躬耕时和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交往密切，当时他们都在刘表治下社会稳定，学风很浓的襄阳学习，和动乱的宛城没有半点关系。
卧龙外号只是说他是个人才，和诸葛亮居住的隆中没什么关系。更和1000多年后的元代才改为卧龙岗的卧龙没点毛的关系。因为诸葛亮压根都没到过宛城附近。
到目前为止，南阳拿不出一个诸葛亮到过宛城附近的证据，更别提什么卧龙岗了！诸葛亮怎么可能远离荆州政治中心-襄阳（那可是他获得天下形势的源头）？诸葛亮怎么可能远离至亲，难道他的姨丈、大姐夫、二姐夫、老丈人都嫌弃他，不能管他温饱？诸葛亮怎么可能远离老师、朋友？那可是他获取知识的良师益友！诸葛亮会傻到主动离开政局稳定的荆州首府，主动到动荡不安的宛城？？
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在学术界本来就没有任何争议。所谓的争议不过是南阳民间一厢情愿，在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仅凭一句“躬耕南阳”及元代碑刻内容里面的“据传躬耕地”来争躬耕地，是极不负责任的。
看看史学家朱大渭的关于躬耕地的文章，再次给南阳喷子普及一下历史知识。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因其对后来建立蜀国和三国鼎立局势的准确预见，被誉为千古佳话。但关于“隆中对策”的地址，即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论者颇有争议。一说在南阳邓县隆中，一说在南阳郡治宛县。（1）最近在发行三国系列邮票的实际工作中，即产生了这一争议。实际上，诸葛亮躬耕地不仅牵涉到三国系列邮票的发行，从史学和人物评论的角度看，他10年躬耕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交往，对其青年时代的成长和后来的军政业绩以及刘备能够请其出山建立蜀国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联系这些问题作全面的考察，是很有意义的。
(一)诸葛亮躬耕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我认为前者论据充分，符合历史真实；后者实据不足，难以成立。关于诸葛亮躬耕南阳邓县隆中，在他死后300余年内最为可靠的重要资料就多至七条。
第一，《晋书》卷八八《孝友·李密传》说：西晋刘弘镇襄阳，密子兴(又名安)“在(刘)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唐修《晋书》此条资料应根据最早的王铨王隐父子所著《晋书》)。
第二，王隐《蜀记》记此事最详。他说：“晋永兴(304—306)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2)
第三，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3）
第四，《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风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又说：“若向八君子者(此信共追思八人)，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之不远乎!”
第五，郦道元《水经注》卷二九《沔水又东迳隆中》条云：“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应为和季)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又《沔水东迳乐山北》条云：“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
第六，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说：隆中“(孔明)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暑)台。……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4）
第七，萧梁鲍至《南雍州记》载：“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5） 上述七条资料，尽管出自五人之手，时间也有先后，但它们明确指出，诸葛亮躬耕地只有一处，即南阳邓县隆中，而无任何疑点。李兴的《碣文》约423字，全文载王隐《蜀记》。（6）习凿齿的《宅铭》约80字，载《艺文类聚·居处部·宅舍》、《初学记·居处部·宅》。他给桓秘的信，节录256字，载《晋书》本传。王隐既然在钓蜀记》中全文转载李兴的《碣文》，他在撰写《晋书》卷八八《李密传》时，必然会提及此事。私家撰写《晋书》虽多，而王隐《晋书》写作时间较早，开始于东晋之初(318—321)，完成于东晋庾亮为荆州刺史时(334—340)，并上呈晋廷。故现存正史《晋书》卷八《李密传》中关于李兴写诸葛亮《文》的记载，当从王隐《晋书》或《蜀记》而来。习凿齿所处的时代，稍晚于王隐，他所撰的《汉晋春秋》、《宅铭》以及给桓秘的信，所记诸葛亮隆中故居，既是在家乡的耳闻目睹，又必然参阅了王隐的《晋书》和《蜀记》的资料。《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经过实地考察，所以沔水经乐山北、隆中流向极为准确。所记李安作《宅铭》，无疑从《蜀记》而来，因所引前三句与《蜀记》碣文无异。关于习凿齿所写《宅铭》，显然郦道元必定亲见《宅铭》文字，才可能有具体的年号和年数记载。《荆州记》和《南雍州记》所载，既参阅了前代人的资料，又增加了一些景物。可见上述各条资料，互相关联依存，彼此印证可靠，形成完整的一体，要否定其中任何一条，都必然牵涉其他六条，因而诸葛亮躬耕南阳邓县隆中的结论，乃是无法动摇的。
我们应当注意，前面所分析的最重要的前五条史料，是以王隐和习凿齿两人的著作为核心。王隐父王铨为魏晋时人，略晚于诸葛亮。他“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7）王铨搜集《晋书》资料时，离三国时间最近。据证实，王铨约生于魏嘉平五年(253年)，约卒于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年约43。（8）王铨弱冠醒世时，也即搜集整理材料时，离诸葛亮躬耕隆中只不过66年，离诸葛亮死只有39年。所以他留给王隐的“遗业”，即《晋书》和《蜀记》资料或部分稿本，更具有权威性。王隐为西晋末东晋初人，“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9）东晋元帝建国之初，即太兴(318—321)初年，便召王隐为著作郎，令撰晋史。所以王隐《晋书》开始时实为官修正史。当时另一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预为余姚大姓)，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10）据此，知王隐父子皆为史学名家，实际上《晋书》和《蜀记》应为其父子两人共同写成。习凿齿为襄阳人，襄阳离邓县隆中只有20里。他所活动的时代，离诸葛亮躬耕隆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相去之不远”。关于邓县隆中诸葛亮故宅，他除参阅王隐《晋书》、《蜀记》外，必定亲自目睹及听故老传闻。习氏本人“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深为时人所器重。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转西曹主簿，后迁别驾。温常征伐，以“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11）桓温对其“亲遇隆密”，曾褒奖说：“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12）具有一流军政才能的桓温，对习氏如此推崇，其才学人品素质，便可想而知。习氏所撰《汉晋春秋》，起自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凡54卷。从其临终上疏和《三国志》、《后汉书》注引内容看，该书尊蜀汉为正统的史观虽未必可取，其叙述汉晋间约290年历史，体例统一，史实完整，确为一部谨严的史著。（13）主张“南阳宛县说”者，贬《汉晋春秋》“实际是一篇杂文”，乃是带常识性的错误。像习凿齿这样一位严肃而著名的学者和史家，记述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乃其家乡近代史事。再联系离诸葛亮躬耕时间更近的史学名家王隐父子的记载，以及郦道元参考他们的资料，又经过实地考察，再次追述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的史实，可谓证据确凿充分。毋庸置疑。
(二)东汉末邓县隆中在政区上虽属南阳管辖，但为其边远地区，中间又隔着一条大江沔水，因而同郡治宛县的隶属关系不紧。由于邓县隆中离襄阳很近，在当时割据势力纷争中，它一直在刘表割据势力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再进一步从荆州治所襄阳和南阳郡治宛县所处的地理政治军事形势，以及诸葛亮所结交的亲友来考察。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任荆州刺史，把州治移至襄阳，并平定了当地的战乱。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的17年中，刘表所控制的以襄阳为政治军事中心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14）政治形势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15）而且襄阳“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16）这里东西南北水陆交通都极为便利，被称为“水陆之冲”。（17）陆路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南阳宛城，北至京都洛阳；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达广、交二州，这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通道。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流经襄阳、樊城，成为陕、鄂间的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沿沔水南下可达夏口，沿江东下直达扬州，溯江西上可达益、梁二州。由于襄阳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交通方便，从而成为当时各地文人学士的避乱场所。加之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爱民养士，从容自保”。（18）史称“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19）王粲《荆州文学记》说：“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他还对曹操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20）王粲本人就是初平四年(193年)，由长安逃到荆州的。邓县隆中既离襄阳很近，又在沔水之南，地处刘表政治势力统治的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范围之内。
南阳宛县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形势，恰好与襄阳地区相反。南阳郡本为东汉帝乡，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当董卓之乱发生后，司空袁逢之子袁术南下占领了南阳郡。东汉南阳人口最多时有240余万。袁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钞略为资，奢恣无厌，百姓患之”。（21）史载：“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22）因而袁术占领南阳时期，该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其政治统治不稳。同时，南阳宛县往东北方向离许昌很近，曹操为了巩固后方，势所必争。从南阳宛县南下又威胁襄阳，所以刘表也在暗中窥测。袁术在南阳处于曹、刘两种势力夹击的地位。初平二年(191年)冬，袁术曾派兵欲袭夺荆州，为刘表军所败。初平四年(193年)正月，刘表主动向北进军，袁术退驻陈留郡，为曹操追击，败退至九江。从初平四年冬到建安元年(196年)大约三年内，刘表曾一度控制南阳郡。建安元年(196年)冬，东汉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率兵入荆州界，攻南阳郡穰县，为流矢所中死。济族子张绣代领其众，占领南阳宛县。张绣虽然表面上联合刘表，实为独立割据势力。所以从建安元年冬开始，南阳宛县实际上为张绣的势力范围。（23）
张绣占领南阳后，对曹操的许昌形成威胁。随即，从建安二年(197年)春正月到建安三年(198年)春三月，曹操连续三次征讨张绣，双方激战于南阳宛县和穰县一带。（24）建安三年四月，曹操围张绣军于穰县时，闻袁绍欲攻许昌，遂解围北上。建安四年(199年)九月，曹操派军守官渡，预作与袁绍军决战的准备。此时，袁绍派人与张绣结好，欲借以牵制曹军。张绣从谋士贾诩议，率众降曹操。从此，南阳郡东北部地区(包括宛县)，成为曹操的势力范围。建安七年(202年)，刘表曾遣刘备北侵，兵至宛县东北叶县，曹操遣夏侯敦、于禁等之。双方战于南阳宛城东北的博望县。（25）刘备烧屯退兵新野，后屯驻樊城。以后刘表再也不曾派兵北上，南阳郡西南部(包括邓县)为刘表所据，其东北部则为曹操所占领。诸葛亮叔父玄于兴平二年(195年)冬在豫章太守任上，汉廷遣朱皓代玄，双方兵戎相见。玄被朱皓战败后，退守西城。史称“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26）他携家带口，辗转流离，大约于建安二年(197年)依附刘表。（27）此时，南阳宛县既非刘表辖地，又为曹操、张绣长年激战争夺地区。诸葛玄自应去好友刘表所统辖的政治环境安定、文人学士云集的襄阳，而绝不会去兵荒马乱又无所依靠的南阳宛县。建安四年(199年)以后，诸葛亮更不会去刘表敌对势力曹操管辖的南阳宛县躬耕。同时，襄阳四通八达，聚集着众多的学士名流，对全国各地的政治军事信息灵通，这给诸葛亮交游士林，寻师访友，增益学问，讨论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诸葛亮十年躬耕时期结交的众多亲友，如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庞统、马良，以及长辈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人，他们或是襄阳人，或在襄阳地区活动。这些人与诸葛亮同辈的是其学友，常切磋学问，议论时事，关系极为密切。（28）长辈便是他的师长，诸葛亮常亲自登门跪拜求教。（29）这些师友中，如徐庶、庞统、司马徽、庞德公都是当时襄阳才高识广的著名人物。徐庶“听习经业，义理精熟”。（30）庞统被称为“南州士之冠冕”。（31）司马徽是东汉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在襄阳招收弟子讲学，尹默、刘廙、李撰、向朗、庞统、诸葛亮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32）庞德公名高一时，荆州牧刘表曾多次登门请他辅佐，都遭到拒绝。（33）他们的帮助和教诲，对诸葛亮从17岁到27岁政治思想成长成熟的关键时期，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从蜀国建国纲领《隆中对》的完整提出，充分证明了诸葛亮在隆中的10年学习研究，以及向师友求教，使他在政治思想上已完全成熟并为他后来的事业从思想理论上奠定了基础。诸葛亮在后来治理蜀国时，还亲切地回忆当年躬耕时友人的启诲说：“昔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见启诲。”（34）可见他们之间交情深厚，相互帮助，使诸葛亮受益匪浅。不仅如此，诸葛亮大姐嫁襄阳大族蒯祺为妇，小姐嫁庞德之子山民，他本人娶刘表内亲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刘表亲信襄阳大姓蔡瑁一姊为刘表“后妇”，一姊嫁黄承彦，所以刘表实为诸葛亮的姨父。（35）而且刘表长子刘琦曾多次请诸葛亮为其“谋自安之策”，以及吴国晚期丞相襄阳张悌儿时曾为诸葛亮赞誉，可知诸葛亮躬耕期间同当地政界和大族人物常有接触。（36）诸葛亮在十年躬耕时期，已同襄阳地区的刘表割据势力，以及地方豪族和名士，结成一种超过师友情谊的亲缘关系。他的这种亲戚和师友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长期在邓县隆中躬耕，离刘表荆州治所襄阳很近，才有可能形成。因为宛县距离襄阳120公里，合今240华里之遥，加上古代交通极不方便，步行大约要三天，往返需要六天。况且，南阳至襄阳的通道，常为兵乱所阻，难于通行。假如诸葛亮在南阳宛县躬耕，上述社会关系岂能建立。而且，刘备建安七年(202年)以后退屯新野、樊城，只有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两处相距不远，在挚友徐庶的推荐下，建安十二年(207年)十一月，刘备才有可能“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辅佐他，从而经过14年的斗争，使刘备建立了蜀国. 试想，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倘若他在南阳宛县躬耕10年，魏晋至元初1000余年，不留一点遗迹，也不见有片言只语的记述，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三)关于主张“诸葛亮躬耕南阳宛县说”的文章，主要有三条所谓“依据”，经过仔细考辨，实际上无一条能够成立。
第一，诸葛亮《前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他们认为秦代划分南阳和南郡的边界是以沔水为界，而沔水之南的隆中，不属于邓县，所以“躬耕于南阳”，指的是宛县(37)。他们还举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汉代部分，隆中属于南郡。（38）我们认为，首先不能把两郡边界以沔水为界绝对化，何况秦建制离东汉末已400余年，边界变化较大。东汉时，实际上南阳和南郡已开始突破沔水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山都三县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证。（39）隆中是个小地名，在地理志中不可能找到它到底属南阳邓县或南郡襄阳县。习凿齿在写《汉晋春秋》时，似乎已经注意这个问题，由于他是当地人，又是史学名家，对100多年前家乡的地理沿革，无疑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他特别明确肯定地指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习氏所言南阳邓县隆中，是从行政管辖上讲的，正好解释了“躬耕于南阳”的疑窦。因为当时人谈籍贯或所处地区，可不讲县以下小地名，而以郡名代之这类事例在魏晋史籍中常见。至于“襄阳城西二十里”句，则是从隆中所处地理方位上讲的，因为当时襄阳城已为襄阳名郡治所。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襄州·襄阳县》条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日：‘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这条资料十分重要，它更加具体地说明，自古以来襄阳县西边地界短促，其与邓县分界线，在襄阳城西11里的万山，诸葛亮躬耕的隆中不仅在邓县境内，而且距离该县分界处还有九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集汉、魏、六朝各家地记，又采《水经注》及《括地志》，旨在“审户口之丰耗，辨州城之疆理”，历来被誉为是一部地理名著。点校家“通过查证，认为此志最可依据”。（40）它讲邓县和襄阳县边界的沿革，恰好似在给《汉晋春秋》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条作注释，从而更增强其可靠性。试问，我们应当相信离诸葛亮躬耕时间较近的李兴《碣文》及习氏《宅铭》和《汉晋春秋》的明确记载呢，还是相信400多年以前的秦代南阳和南郡边界的笼统划分为依据的推论呢?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的话，无疑只能是相信前者。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隆中属南郡，那是1975年旧版的东汉南郡辖区。但该地图集1985年新版，在第三册的三国部分已改正了旧版的错误，将隆中划归南阳邓县，而且邓县还包括沔水以南小部分。（41）这同《汉晋春秋》和《元和郡县图志》完全相吻合。作者已改正了旧版南郡对隆中的错误辖区，主张“南阳宛县说”者却仍征引旧版南郡对隆中的管辖，说穿了无非是想使自己的论点多凑一条依据，这种学风是极不严肃的。
第二，主张“宛县说”者，还有一条所谓“过硬”的材料，即李兴所撰《碣文》中，开头便说“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古人以山南水北称阳，那么诸葛亮躬耕地应在沔水之北。（42）这是不明史实真相，对李兴《碣文》的曲解。其实，《碣文》第一句乃是讲刘弘奉诏于南阳镇压张昌起义。西晋太安二年(303年)五月，张昌起义发生，“江沔间一时焱起……以应昌，旬月之间，众至三万”。（43）当时镇南将军新野王司马歆镇襄阳，向朝廷告急。晋廷派刘弘为荆州刺史，与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领兵至南阳宛县。张昌亲自挥师北上，在樊城一战，击毙镇南将军司马歆。晋廷诏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同年六月，刘弘以长史陶侃等率大军进据襄阳。张昌则避开陶侃大军，径直北上围刘弘于南阳宛城，败赵骧，杀羊伊，刘弘败退梁县(属豫州汝南郡，与南阳接界处)。张昌义军回军进攻襄阳不克。七月，张昌退回江夏郡。刘弘带兵击杀范阳王硫所派荆州刺史张奕后，正式领荆州刺史，进驻襄阳。接着，陶侃大败张昌军，前后斩首数万级，昌逃入长沙下隽山。次年(永兴元年，304年)正月，益州刺史罗尚为李雄义军所败，遣别驾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粮，“(弘)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尚赖以自固”（44）。李兴去荆州求粮的时间，《蜀记》为永兴中。永兴只有三年，据《通鉴》考订为永兴元年(304年)，完全符合史实。（45）李兴本为蜀人，因公事去襄阳趁机观看前蜀相诸葛亮故宅，以示缅怀。刘弘忠于晋室，也是“奉命于危难之间”，抚今思昔，追念诸葛亮之为人，与李兴同往，并命兴为《碣文》，应为情理中事。李兴所撰《碣文》第一句为全文序句，讲刘弘受诏为荆州刺史以镇压张昌起义，为义军所阻于南阳，而且开始为义军所败，部属死伤甚众。接着，“听鼓鼙而永思”到“轼诸葛之故乡”，是讲陶侃等击败张昌义军后，刘弘镇守襄阳，在平息战乱之余，要发扬诸葛亮的“遗光”，彻底平息战乱，把国家治理好。这是刘弘与李兴观诸葛亮故宅，以及撰写《碣文》的主旨。所以下文用较长篇幅写诸葛亮的功业。最后又回到诸葛亮的故宅：“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今我来思，觌尔故墟。”（46）文中“故乡”、“此宅”、“故墟”，均指诸葛亮隆中故居。这样，《碣文》从头到尾，意明理惬。如果说，“沔之阳”指诸葛亮故宅在沔水之北，那么“天子命我”如何解释呢?难道当北方刘渊已起兵，西南李特、李雄起义如火如荼，特别是长江中游的张昌义军向北挺进，京都洛阳震动，晋惠帝还有闲情逸致，专门下诏命刘弘去拜谒诸葛亮故居，岂非天大的笑话。
第三，《水经注》卷二九《沔水注》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指诸葛亮)宅铭焉”。主张“宛县说”者提出，西晋只有惠帝司马衷在位有永平年号，但当年即改元元康，所以永平五年应为元康五年(295年)，上溯60年为魏明帝曹睿青龙三年(235年)，这时“李安(又名李兴)的父亲李密才14岁，李安是李密的第二个儿子，这时还未出生，怎么会写《孔明宅铭》呢”。（47）这是有意把时间搅乱，企图达到否定李兴《碣文》和习氏《宅铭》的目的。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李兴写《碣文》的时间，前述在永兴元年(304年)，准确无误。再过60年左右，只有升平(357—361年)和太和(366—370年)两个年号有五年。从升平至太和时，习凿齿恰好在桓温荆州府任职。也就是说，李兴为文后50余年至60余年，习氏均在荆州。他一直反对桓温篡晋，作《汉晋春秋》尊蜀汉为正统，追思诸葛亮忠于蜀汉而作《宅铭》，以抒发情怀，符合其心志。习氏若在升平五年(361年)作《宅铭》，则在李兴作《碣文》后58年，离60年差二年；若是在太和五年(370年)作《宅铭》，则在李兴写《碣文》后66年，正合“六十余年”。《水经注》在北宋以前，靠抄写流传，在传抄中经注文混杂，错行错页，甚至某些篇残缺不全，年号和年数尤多错讹，本不足为怪。李兴和习凿齿所写《碣文》和《宅铭》尚存，白纸黑字，岂能否定。至于习氏《宅铭》写于何年，这是另一回事，不能因写《宅铭》的年号或年数有误，便将写铭文的事实也加以抹煞。当我通读“南阳宛县说”的文章后，总觉得其中多杂有感情用事，从而对许多重要史料，或轻率地予以否定，或随心所欲，凭臆妄解，至于带常识性的错误，俯拾皆是。这种不严谨的学风，应是史家所不取的。
综上所述，从魏晋时的文献记载，当时所存遗物，襄阳和南阳的政治军事地理条件，诸葛亮在躬耕时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他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作全面的考察，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南阳邓县隆中，即今襄樊市隆中，绝不可能在南阳宛县。如果他不是在离襄阳很近的邓县隆中躬耕，便不能得到襄阳地区那么一批出类拔萃的师友的教诲帮助，以及对当时全国形势全面透彻的了解，从而也就很难产生《隆中对》中的政略战略思想，而且也没有机缘同刘备见面，至于辅佐他建立蜀国，也将不可能成为事实。
应当指出，作为诸葛亮躬耕的准确地点，必须辨析清楚，使其符合历史真实，这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但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襄樊和南阳两地武侯祠和文物，都是中华大地上闻名遐迩的文化遗产和游览胜地，都应当充分发挥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如重此轻彼，或互争高下，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妥当的。
注释：
（1）前说以丁宝斋《‘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集邮》1989年4期），唐明礼《“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南都学坛》1998年1期）为代表；后说以李兆钧等〈诸葛亮躬耕地质疑》（《中州今古》1988年4期），张福增等《诸葛亮受“三顾”处答或人问》(南阳《活动月报》1988年6月)为代表。
（2）《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裴注引。
（3）《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裴注引。
（4）《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居处部》五。
（5）《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居处部》五。
（6）《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裴注引。
（7）《晋书》卷八二《王隐传》。
（8）参阅曹书杰《王隐家世及其晋书》，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9）《晋书》卷八二《王隐传》。
（10）《晋书》卷八二《王隐传》。
（11）（《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
（12）《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
（13）《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
（14）《三国志·魏书》卷六《刘表传》。
（15）《三国志·魏书》卷六《刘表传》裴注引《搜神记》。
（16）《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襄阳》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
（17）《晋书》卷一《宣帝纪》。
（18）《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
（19）《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
（20）《三国志·魏书》卷二一《王粲传》。
（21）《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
（22）《三国志·魏书》卷六《袁术传》。
（23）《三国志·魏书》卷八《张绣传》。
（24）《资治通鉴》卷六二《汉纪》献帝建安二年至三年。
（25）《三国志·蜀书》卷二《刘备传》。
（26）《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
（27）《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裴注引《献帝春秋》载：“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陈寿不采此说。他治史谨严，当另有实据。玄可能于建安二年西城民反后去荆州依刘表。
（28）《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
（29）《三国志·蜀书》卷七《庞统传》裴注引《襄阳记》。
（30）《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
（31）《三国志·蜀书》卷七《庞统传》。
（32）《三国志·蜀书》卷一二《尹默传》、卷一二《李误传》、卷一一《向朗传》裴注引《襄阳记》、《三国志·魏书》卷二一《刘寡传》。
（33）《后汉书》卷八三《庞公传》裴注引《襄阳记》。
（34）《三国志·蜀书》卷九《董和传》。
（35）参考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蔡瑁》条，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6）《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三国志·吴书》卷三《三嗣主传》。
（37）张福增等《诸葛亮受“三顾”处答或人问》，载南阳《活动月报》1985年6月。
（38）张晓刚等《“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载《集邮》1989年第lO期。 ：
（39）《续汉书》卷三二《郡国四·南阳郡》，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魏·荆州》，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版。
（40）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
（4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地图出版社1985年新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新版东汉部分虽仍沿旧，谭先生在有关学术座谈会上表示，再版时将予以改正。
（42）张晓刚等《“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载《集邮》1989年第lO期。
（43）《晋书》卷一OO《张昌传》。
（44）《晋书》卷六六《刘弘传》。
（45）《资治通鉴》卷八五《晋纪》惠帝永兴元年。参考《晋书》卷四《惠帝纪》、《晋书》卷六六《刘弘传》、《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魏书》卷九六《赉李雄传》。
（46）《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
（47）张福增等《诸葛亮受“三顾”处答或人间》，载南阳《活动月报》1988年6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社科院 为什么专门就躬耕地做结论，因为某地无耻学者在没有任何史书记载诸葛亮到过宛城，无任何史书记载躬耕卧龙岗的情况下，凭个人意淫，强拉硬扯，要把诸葛亮拉倒南阳卧龙岗去躬耕。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已影响到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决策，所以社科院邀请专家，经过两年多认真查阅，给出此结论。可惜某地年轻人沉迷谣言不自知，还在拼命为躬耕卧龙岗背书，简直拉低南阳形象！
看清楚，这个结论出台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南阳卧龙岗说最为猖獗的时期。因为改革开放大潮初起，旅游经济方兴之初，某地被金钱利益冲昏头脑。全面否认南阳历代方志记载和七十年代南阳官方认可（南阳宣传部出的《诸葛亮小传》为证），否定原卧龙岗景区门票上简介。请了几个丧失文人气节的所谓“砖家”，在各大媒体肆意撰文，妄图颠覆史书记载。特别是石小生这个货色，随意编造几十篇文章，（直接拿卧龙岗证据的没有一个，因为他知道卧龙岗说的死穴，拿不出来）。就是他们的胡作非为，影响到邮政总局的邮票发行。所以，社科院召集专家，历时两年多，做出以上结论。
看看南阳人在抢夺躬耕地时所用手段：
1、意淫“宛，中隆”（本意是“山中央高”）说卧龙岗才是真真的古隆中。
2、南阳说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张晓刚撰文考证“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时，直接把刘弘304年驻襄阳篡改成304年驻节宛城（赤裸裸的篡改）
3、杜撰了：《晋书 习凿齿传》中有此文字记载:“齿好著述,而文辞散乱,矛盾相冲。其书意可观者,皆父兄所代,文体混漫,羞涩难解者,齿之撰也。”（赤裸裸的造谣诬陷，晋书中全是对习凿齿的称赞，无任何贬低之词）
4、直接把社科院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结论第一条说成：历史文献关于卧龙岗躬耕地的结论向来一致。恰恰相反结论说躬耕地就是襄阳隆中。
5、把谭其骧的“诸葛亮躬耕于今襄阳隆中”结论直接在报纸上篡改成谭其骧说“诸葛亮躬耕于今南阳市”，直接颠倒黑白，造成了香港容若先生错批谭其骧。
6、造谣襄阳五上北京，搞定教科书事件。教科书事关教育大计，不以史书为依据，还以南阳卧龙岗的传说为依据？
7、造谣欧庙遗址是东汉襄阳城。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也无引用任何资料。只一句话就把襄阳城换个地儿。难道别人不知道，襄阳因位于襄水（今南渠）之阳而得名？还有无知的货色说东晋才有的北津垒，知道楚（秦统一六国之前）之北津戍是比东汉早多了吗？
8、杜撰卧龙岗最早由黄权建祠。我们看看真相，《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中发现这样一段文字：“侯初亡，所在求为立庙，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后为立庙沔南。事见三国志通鉴。蜀亡，故将如黄权等先已在宛，其他族当多相依，故南阳有侯祠所谓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之类。”意图以此证明武侯祠是黄权最早建立的，这段历史无任何史书记载，且晚了诸葛亮时代1000多年，可信度本来就不高。加上之前飘逸的历史网友已指出“这句话并不是《明嘉靖南阳府志》的正文内容，而是民国三十一年为《明嘉靖南阳府志》作的校注内容，也就是说这是一份近现代民国时期资料，而且在明清两代的南阳府志中都没有发现类似的记载。”（http://mini.eastday.com/a/171009121845505.html有图有真相）。还有蜀亡之前黄权已死。这段文字内容就是假的。
9、对孙筱祥的《古隆中诸葛亮草庐及自然村模拟规划设计构想》一文进行掐头去尾的引用，把第一段肯定诸葛亮躬耕隆中的描述删除，当做证明自己主张的例证。
下面是孙筱祥的《古隆中诸葛亮草庐及自然村模拟规划设计构想》的原文开头
再看看南阳人篡改后的引用截图
两项一对比，就看出某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10、造谣襄阳隆中是阿头山改名而来，却不拿任何证据。实际上史籍记载阿头山最少距离隆中10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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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元明清时代，大部分南阳地方志、碑刻都认为卧龙岗“据传”躬耕地，只能当个传说，显然不是正史，卧龙岗武侯祠主要是纪念功能，就从上世纪90年代起，南阳部分无良文人丧失文人气节编撰史籍，造谣惑众。在天涯网上和襄阳网友展开强烈的辩论，在襄阳方强大的证据面前，这些谣言一个个 被粉碎，这些始作俑者一败涂地，但他们这些编造的谎言还在网上流传，继续在荼毒南阳人，因为余毒未清，部分南阳愤青不辨真伪，再次在头条上兴风作浪，意图为“卧龙岗躬耕地”争取名分，套用南阳方的话“历史不是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这些不实事求是的行为显然不利于南阳名声和地方发展，也是无用功。
明眼观世界
怎样篡改无非是改变原样，改头换面以新的面貌出现来代替原来的，只有这些才能为我所用，为争躬耕地篡改的还少吗？驴头对不上马嘴都能安上，本来诸葛亮叙述躬耕南阳，也变成了南阳邓县襄阳城西二十里，南阳盆地一下过汉水到襄阳城西二十里地方，隔汉水夸地区隔山也挡不住，葛亮是三国时期，习凿齿是东晋时期，中间隔着西晋，不管是隔朝代两个人叙述还能对接上，改过草庐对算什么很容易，有人说草庐对和隆中对都是后人提出的，真是这样吗？只是不敢面对诸葛亮叙述，出师表有三顾茅庐，隆中内也盖个草庐，襄阳三国遗迹不少，不管真假，就是后来盖的也都是砖瓦房，唯独隆中一草庐，还是超越不了诸葛亮出师表，改成隆中对移花接木成襄阳。要按诸葛亮叙述南阳和草庐想扯也扯不上襄阳。
用户wgq1212
襄阳人老说南阳是指南阳郡，那襄阳庞统应该叫南郡庞统
闲但是不疼
某些人又开始编造谎言，颠倒黑白了。《草庐对》从来都不是原名。而《隆中对》之名使用时间最早，使用范围最广，接受度最高。
公元207，刘备到隆中三顾茅庐时与诸葛亮有一段著名的“对答”，后人将其命名为“隆中对”。南阳卧龙岗方面对此有异议，认为：“陈寿曾编有《诸葛氏集》，收录有该‘对答’，原名应该是‘草庐对’，‘隆中对’之名是后人取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这不过是南阳卧龙岗方面为抢夺“躬耕地”而杜撰出来的说法！
其实，陈寿根本就没有对该“对答”进行过命名，不论是‘隆中对’也好‘草庐对’也罢，都是后人的命名。
- 西晋陈寿在编撰其《三国志》时，同时还编撰有《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虽然其内容早已秩散，但是这二十四篇篇名却收入了《三国志》中。有兴趣的读者翻翻《三国志》就知道，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草庐对”或“隆中对”。而该“对答”内容是被陈寿记入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并未单独成篇，自然也就无从命名。所以所谓“草庐对”也自然不是陈寿的命名。
此后，历代收录的《诸葛亮集》，包括《隋志》、《旧唐书》等都延续了陈寿的做法，把该“对答”内容记入诸葛亮传记中，没有单独成篇。
流传下来的如：
- 明嘉靖年间王士骐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该书将“对答”内容收入卷一“陈寿国志”中，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因此没有单独命名。
- 明万历年间杨时伟编撰的《诸葛忠武书》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卷二“传略”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
- 明崇祯年间张溥编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丞相集的本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 明崇祯年间诸葛倬编撰的《诸葛孔明全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亮“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实际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后，南阳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对答”内容单独做为一篇文章收入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现“草庐对”或“隆中对”的名称。南阳卧龙岗方面所谓“‘草庐对’之名是陈寿在《诸葛氏集》中的命名”显然是子虚乌有！
那么除了《诸葛亮集》以外，有没有其它文献为该“对答”命名呢？当然是有的！
最早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可能出现于宋代！而且是以“隆中”为名！
- 南宋淳熙二年进士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 这可能是最早用“隆中”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
- 此后，明万历时期的文人杨时伟在他的《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这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语”。
- 再后清乾隆四年进士沈德潜的诗《读三国志偶作》中云“连吴拒魏隆中语，遗恨吞吴戚是雠。”
- 还有清道光《济南府志》中有“……尝读诸葛隆中语嘅然太息天启……”
- 而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将该“对答”命名“隆中策”。在他的诗《书怀》中有“一剑横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勋名几误乘槎客,意气全轻执戟郎。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
- 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刘墉在他的诗《读三国志二首和韵》中有“隆中策已劳三顾，函谷封难效一丸。”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清道光十二进士李星沅在他的诗《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诵出師文，慷概高歌泣暮云。汉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龙破壁將軍垒，桧栢春山帝子坟。咫尺庙堂瞻未得，成都车马日纷纷。”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收有一首诗《汉中》云：“秦蜀咽喉古战场，南通剑阁北陈仓。楼船烟水连襄邓，鸟道风云接䍐羌。百尺将坛余壮气，千年天狱几眞王。兴亡楚汉无多日，尚有隆中策短长。”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清朝同治时期的文人李希圣在他的诗《酬樊按察见赠》中也说：“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终烦更一挥。”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骆问礼则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在他的诗《冬日漫兴次周通政与鹿韵》中有“曝日小亭边，神游太古前。懒因闲愈习，事与俗相沿。诸葛隆中略，欧阳颖上田。蹉跎俱负却，黙看鸟飞还。”
- 清乾隆年间的文人黄达在他的诗《书文信国集后》中有“出师慷慨隆中略，击楫飞腾江上心。”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 清道光十三年进士桂超万在他的诗《同九弟子谷曁吴铁香登南岳四首》中有“何人怀抱隆中略，出润苍生与尔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可见，起码从南宋以来“隆中”就成为该“对答”的名称，此后历朝历代也认可用“隆中”命名该“对答”。
而“隆中对”一词最早明确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代。
-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遗民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云“饶介字介之号芥叟……诸体书纸高尺许,长丈余.第一段临右军,第二段临章草,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第四段仿颜平原正书写陈寿作武侯赞……”
- 同一时代的还有明末至康熙年间的吴升的《大观录》中有“纸本高七寸三分，长一尺。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末仿颜平原正书陈寿武侯传赞……”
- 此后清康熙年间刑部侍郎卞永誉在他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饶介之四体书卷…第二段书诸葛武侯隆中对”。
- 而同一进期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说：“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纸本髙七寸三分长一丈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
- 此后，明崇祯元年进士蒋灿在他的诗《题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 此后“隆中对”一词就频繁被使用。
- 清康熙九年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编的《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史”中：“通鉴扵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卷二十二历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着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
- 清康熙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蔡世远(1681~1734年)在其所编《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将该对策单独成篇并冠以“隆中对”之名。
- 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势，动皆了了，韩淮阴登坛对、诸葛公隆中对是也。”
- 清乾隆元年进士蔡新在《缉斋文集》中云“……三代以后，若贾谊治安策、诸葛亮隆中对以及陆贽李纲之奏议，韩范司马之论……”
- 清乾隆年间林良铨在《林睡庐诗选》里有“‘长吟梁父拟躬耕，鼎足图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梦觉，秋来原上骨寒生。星臺风起吴江冷，斗帐灯光汉月明。余恨不随炎气尽，惠陵终古杜鹃声。’隆中对千古奇文，此诗又属千古奇句。”
- 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赵翼(1727年~1814年)他的诗《读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筹。草草隆中对，后来语皆酬。”《淮阴钓台》“登坛何减隆中对，背水宁同㶚上军。贱日流离艰一饭，时来功业陋三分。”
- 清乾隆五十五年状元石韫玉在《独学庐稿》中收有文章曰“诸葛孔明在隆中时，早定三分之业，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变……”曰“武侯一生以管仲乐毅自比，未尝自命为王佐也。其隆中对曰伯业可成，未尝以王业许先主也。其以曹操为不可与争锋，其以孙权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韩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
- 清嘉庆四年进士陈寿祺在《左海文集》中云“......诸葛武侯隆中对策了如指掌其后事业莫不合符......”
- 清嘉庆七年进士梁章鉅在《退庵随笔》中云：“……若说文人则何以独载杜子美,若论资治又何以不载隆中对乎……”
- 清嘉庆十六年内阁学士斌良在他的诗《沔县拜汉相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业隆中对，两表忠诚汉上留。”
- 清嘉庆二十八年进士汤鹏著作《浮邱子》中云“诸葛亮《隆中对》，无过数十言，而汉用之，于是跨荆益而成霸业。”《海秋诗集》中云“百年成大木，巨室谁能贷。不见武乡侯，慷概隆中对。”
- 清嘉庆年间李祖陶在《国朝文録续编》中云“自古一代开轫之君，云龙风虎翘首攀附。盖莫不有才略过人之士首定大计决策数言，为他日奏绩，收功之左劵。淮阴侯登坛发策，楚汉大势了如指掌；诸葛武侯隆中对，三分鼎足之业已定于三顾草庐之中…..”
- 清道光二年进士黄恩彤在《鉴评别録》中云“……朴此策颇似诸葛之隆中对于天下大势如示诸掌……”
- 清咸丰年间朱琦在《怡志堂诗初编》中有“……不然隆中对数语已可了,胡为许驰驱付托重元老……”
- 清咸丰年间刘景伯在《蜀龟鉴》中有“论曰凡事豫则立。抚军此议与武侯隆中对、王朴平南策皆见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于巴蜀也宜哉。”
- 清咸丰年间左宗植的诗《隆中谒武侯草庐二十四韵》有：“太息隆中对，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门颠。感慨兼怀古，沈吟一泫然。”
- 清光绪二年进士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对，一样伤心白帝城。”
- 清光绪年间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尘》中有“又有读隆中对，有怀诸葛忠武侯一作云：‘淮阴南郑登坛日，诸葛隆中定策时。’”
- 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在《拙尊园丛稿》中有“昔贾太傅之陈政事疏，诸葛武侯之隆中对，范文正之上宰相书，文信国公之殿试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内之年……”
- 清光绪年间王先谦在《虚受堂诗存》中有诗云“当年隆中对，侯也实国章。世局定三分，筹略何精详。”
- 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诗《韩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陉，怜君智略独知兵。登坛岂减隆中对，齿剑方思走狗烹。
至于草庐对则最早出现于清康熙年间。
- 南阳知府朱璘在他的《诸葛丞相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将该“对答”首次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这可能是该“对答”在《诸葛亮集》中单独成篇的最早记载，也是“草庐策对”这一篇名的首次出现。
- 此后，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伯行有他的《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将该“对答”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 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其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单独成篇，并正式冠以“草庐对”的篇名。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以“隆中”命名该“对答”不但历史远远早于“草庐” ，而且被接受程度也远远大于“草庐”！
可见历代主流社会都认可“隆中对”的命名！“隆中对”才是那段伟大“对答”最正确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