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諸侯紛爭,秦國君主憑什麼六代相傳不斷政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是的。這個問題,相信很多朋友會和我一樣,一開始也很迷惑。相傳六代而不斷政,在封建社會,尤其是2000多年以前的時代,確實是非常少見。有的人會第一時間想到一定是商鞅變法起的作用,還有的人會覺得,和秦國所處的國際格局有一定關係。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對,但也不都對。如果說讓我選擇其中一個,我或許會選第一種關於商鞅變法的解釋。因為秦國六代相傳而不斷政,就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但是商鞅變法只能是促使秦國國力增強,對於它本國君主的傳承,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戰國時期,諸侯紛爭,秦國君主憑什麼六代相傳不斷政

那具體的又是什麼原因呢?當然了,這個原因肯定是跑不出秦國。其實秦國能保持六代相傳而不斷代,是和秦國自己的歷史有很大關係的。只有這種歷史關係才能決定秦君的傳承,簡而言之就是秦國立國的基本國情。如今,我們回看秦國崛起時的歷史,就能看清楚這其中的真相。

首先。秦國在立國過程中形成了典型的先軍治世思維,不堅持這種思維就會滅亡。

秦國自秦非子起家伊始,嬴氏就一直處在中原與西部的交界之處,戰亂頻仍那都是家常便飯。天然的地理環境和地緣政治環境與山東諸侯所面臨的局勢有極大不同。立足地區土地不如山東諸國肥沃,人口不如山東諸國眾多,周遭勢力格局也沒山東諸國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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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國如晉國或是楚國均與西方化外之地產生過多次衝突,自然的,秦國就不自覺的充當東西之間的緩衝地帶。

作為地緣緩衝力量的秦國,處在文明銜接、周遭皆敵的生存環境之下,自然的就產生了獨特的生存思維,以戰爭獲得生存空間。在國力增強方面,與其埋頭耕耘,不如戰爭掠奪。戰勝就可以獲得一切,諸如城池、土地、人口、物資、武器等等,不然,就無法獲得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戰鬥帶來的甜頭使得秦人優先考慮武力,生存法則不同於山東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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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這種思維的持續貫徹,秦國至穆公時,已經向西益地千里,向東抵達到關外,關中沃野盡在盤中。且逐鹿中原,參與大國爭霸。

其次。秦國的先軍治世思維,與商鞅變法不謀而合。

商鞅變法打擊奴隸主貴族的井田制和世卿世祿制,鼓勵農民墾荒,承認土地私有,同時又支土地買賣。在全國推廣郡縣制。這樣一來秦國在謀求爭霸東方的道路上就擁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人力基礎。加上,獎勵軍功爵制的全面貫徹,秦國上上下下,團結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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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變法不僅解決了秦國的經濟問題,同時也加強了君主的中央集權能力。在某些方面,商鞅變法的農戰思想與秦國的先軍思維非常契合。

再加之秦國君主的無上權力,其他事力量不可干擾的特性,秦軍就可以做政令通達,意志貫徹。一經試煉,山東諸國必無人不為之懼,天下諸雄必無人不為之驚。

在獎軍功爵的號召下,秦國的貴族、地主、農民、家奴等紛紛變成戰車的一分子,從孝公開始,戮力同心,圖強爭霸。東取河西,南並巴蜀,北擊義渠。削韓魏,攻齊楚,戰長平,威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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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商鞅變法的成功,就使得秦國擺脫了東周列國傳統的治國之道,走上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在依法治國的新國情下,徹底激發先軍治世的力量,使秦國在與六國的混戰形勢上,逐漸佔據上風。

最後,秦國獨特的治世制度,要求秦國君主必須堅持,否則就會亡國。

商鞅變法與秦國起家的歷史國情相結合,這就造成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如果秦國君主不堅持自己的先軍治世戰略,那麼商鞅變法就會死亡,或者是商鞅變法的結果為秦國所打開的積極進取的局面,就會不復存在。

反過來如果秦國君主不繼續堅持貫徹持商鞅變法的成果,秦國的奴隸主貴族集團就會再次反撲,那麼秦國君主自身的安危,以及秦室的安危就難以得到保障。且秦國通過變法所得來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以及對外取得的戰果,都將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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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孝公之後,六國對秦國的一致排斥,即使秦國不主動攻打山東諸侯,他們也一樣也要反過來攻打秦國,甚至會想消滅秦國一同瓜分秦國。所以在這種局勢之下,始終貫徹商鞅變法,以及保持國君相傳不斷政非常必要,不將山東六國徹底消滅,秦國就永無寧日。

結語

自秦國起家到商鞅變法,以及後世六代人不斷的堅持,其實從本質上看,秦國一直奉行著自己自立國以來始終不變的治世思路。商鞅變法將這種思路進行總結、提煉、昇華,以法制的形式將其確立下來。

並與君主個人的政績掛鉤,這就導致了秦國的未來,其最大的責任與君主相關。所以孝公之後的其他君主,不堅持也是不行的。在這一方面山東六國是根本做不到的,這也決定了秦國能統一天下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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