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類不平等議題的討論因為不平等問題的歷史延續，一直沒有中斷過。韓國電影《寄生蟲》是最新的表達。
對貧富差距的深度揭示，應是《寄生蟲》獲得今年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根本原因。據媒體報道，該片版權已經海外輸出到202個國家及地區，位列韓國電影海外輸出排行榜榜首。
該片原計劃於昨日（7月28日）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的第13屆FIRST青年電影展閉幕式上上映。
當該屆FIRST青年電影展公佈《寄生蟲》為7月28日影展閉幕片後，網上售票情況如同上海電影節時展映的《小偷家族》一樣，瞬間被搶光。
但是，由於“技術原因”，昨天該片取消上映。有的專門奔著《寄生蟲》去西寧的影迷流露出了遺憾：“枯了！”
對於《寄生蟲》反映的韓國貧富差距，導演奉俊昊坦言影片充滿他對未來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的思索和看法。他認為“描繪社會持續兩極分化和不平等的方式，是一種悲傷的喜劇。”“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表面上沒有地位之分，但現實仍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階級。”悲極喜來，悲劇的最高表達，就是喜劇。
在人口約5100萬的韓國，《寄生蟲》的觀影人次約佔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堪稱是一次奇蹟。韓國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應是誕生這個奇蹟的最大動力。
據世界經合組織2018年統計，韓國的貧困人數佔總人口數的13.8%，尤其是65歲以上的韓國人貧困率，佔到了45.7%，而微薄的養老金只能覆蓋16%的最低生活費。據韓國國際廣播電臺(KBS)報道，今年1月初，以“財富的不平等”為主題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5%的回答者認為“韓國財富不平等現象非常嚴重”，認為“不太嚴重”的人僅佔3%。
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這符合馬克思所說的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論點，自然的平等只是抽象的平等，毫無現實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種意識形態。所謂意識形態，既蘊含了理想性，也蘊含了虛假性。
如果說《寄生蟲》是今年影視界反映不平等問題的代表作品的話，那麼，對於中國讀者來說，美國斯坦福大學古典學系教授沃爾特·沙伊德爾的新著《不平等社會》（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6月出版）一書，則是今年學術界探討不平等問題的代表作品。
在這本書中，作者對當今世界不平等的描述，富含幽默的意味：
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個人所擁有的私人財富淨值，就與人類較為貧窮的那一半，即超過35億人擁有的一樣多了。如果他們決定一起去野外旅遊，一輛大客車就可以把他們全部裝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個億萬富翁才能達到這一門檻，也許一輛更寬敞的雙層巴士才能容納他們。在不久前的2010年，這類人要不少於388個，他們的資產才能相當於全球較為貧窮的那一半人擁有的資產，這就需要一個小型車隊，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或者空客A340飛機。
沙伊德爾引用的是《福布斯》雜誌的數據：全球排名前62（5年前這個數字還是388）位的富豪財富總值就相當於人類較窮的那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值，而其中男性有53位，女性有9位。即使在富豪群體，男女不平等也有所體現。
《福布斯》似乎也在有意製作一部“悲傷的喜劇”。
在眾多全球性問題中，財富佔有狀況的嚴重不平等是首要的一個。正因由全球範圍內貧富分化的加深，關於不平等的反思和檢討已經逾越了思想界。
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透露出這樣的警告：現在世界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在諸多的反思和檢討中，比爾·蓋茨2007年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由於以不平等為主題，成為“本世紀最經典的演講之一！”
他說，我離開哈佛的時候，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不平等。人類在健康、財富和機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們使得無數的人們被迫生活在絕望之中。
在演講中，他提到了因生病而致死的50萬孩子：在那些貧窮的國家，每年有數百萬的兒童死於那些在美國早已不成問題的疾病。麻疹、瘧疾、肺 炎、乙型肝炎、黃熱病、還有一種以前我從未聽說過的輪狀病毒，這些疾病每年導致50萬兒童死亡，但是在美國一例死亡病例也沒有。
他找到了殺死這些孩子的“兇手”：在市場經濟中，拯救兒童是一項沒有利潤的工作，政府也不會提供補助。這些兒童之所以會死亡，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在經濟上沒有實力，在政治上沒有能力發出聲音。”“那些價格還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藥劑，並沒有送到他們的手中。
財富沒有消解比爾·蓋茨的道德和良心，反而賦予他對於全人類福祉的關注和思考，這是比爾·蓋茨的偉大之處。在他看來，人類最大的進步並不體現在發現和發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們來減少不平等。減少不平等始終是人類最大的成就。
比爾·蓋茨說：“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樣一種方法，既可以幫到窮人，又可以為商人帶來利潤，為政治家帶來選票，那麼我們就找到了一種減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他太理想主義了！社會進步論並不是在每個時候每個階段都能找到社會存在的實踐依據。而且，比爾·蓋茨只是看到了財富上的不平等，其實還有基於財富不平等的諸多不平等及其社會後果。
可怕的現實在於，當今世界，各國精英們只是熱衷於對民粹主義的批判，卻有意或無意忽視了對產生民粹主義根源的反思。今天的人們也已經習慣於討論馬雲等富人們在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位置的變化，卻大都忽略了這個排行榜蘊含的意識形態色彩。996不是一個加班的概念，而是對不平等的生產機制的一種描述。
問題的關鍵是，不能只停留在針對結果的技術化或科學化處理的討論上，比比爾·蓋茨關於美好的資本主義的想象雖然有歷史的階段表現，但終究不符合資本的初心。
沙伊德爾在《不平等社會》一書中認為，全球範圍內的經濟不平等從未以和平方式的減弱。在他看來，能夠“撫平”不平等的事件或情形只有全民動員戰爭、徹底的革命、國家失敗、致命傳染病。前三種是人禍，後一種是天災。
但是，他也指出，這些方案目前都在沉睡中：“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幾率很低，徹底的革命也沒有跡象顯示將會出現，大多數國家不會輕易解體，傳染病防治措施越發先進。這些變化確實說明發生強力削減經濟不平等的難度非常高，甚至勞動自動化、人口老齡化乃至人類胚胎基因設計等新趨勢還可能進一步加劇不平等。
韋伯說過，不平等是社會確保最重要的職位由最合格的人來承擔的一種無意識發展起來的手段。這是從積極的角度而言的，而且對不平等的理解有明顯的侷限。今天，不平等的全球展開，已經越來越呈現出其消極的意義，《寄生蟲》的控訴和聲討是一種有力的證明。
控訴和聲討似乎改變不了不平等的“實在”特徵。在資本主義無力解決的當下，我們也只能陷入“悲傷的喜劇”之中，求得靈魂的解脫和暫時的安慰。
但這只是表象，悲觀和沮喪並不是情感的全部內容。對《寄生蟲》的嚮往中，有一絲自己可能都無法察覺的超越性，這些超越性力量最終一定會匯聚在一起，創造出一個漸進的社會主義方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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