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准备去评判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应该先了解历史背景，最好能融入到历史中，去感受和体验，如果仅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评价，就难免失之偏颇。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西方环保理念，例如，我国早就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这些年来，更是严格按国际标准来保护环境，有的甚至是国际最高标准。过去四十年来，给我的直观感受是，人与鸟的距离近了。
例如，每年冬季，来自俄罗斯的红嘴鸥会到昆明栖息，在洱海的堤坝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给红嘴鸥喂食，场面和谐；而在70-80年代，连麻雀都成为人们抓捕的食材。不过，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今后可能还会颁布禁止喂食的规定——以保护野生动物的自我生存能力。
到昆明滇池越冬的红嘴鸥
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大家的环保意识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讲一个佛罗里达石蟹的故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佛罗里达盛产一种拉丁文名叫Menippe mercenaria的蟹，当地人叫石蟹，其实不属于石蟹科。据说佛罗里达海边的当地人原本不吃石蟹，上世纪20年代，来了一位鱼类学家，他让一家餐厅尝试着煮熟石蟹卖，大家吃了后觉得石蟹味道鲜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销量大增。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后来每年的10月份蟹肥之际，佛罗里达很多地方都会不约而同地大肆庆祝，举办热闹非凡的石蟹（海鲜）节。
20世纪早期，各国的海洋生物都可以任意捕捞，后来，随着渔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欧美政府对于捕捞渔业品种都有具体规定，总的原则，就是不准捕捞非成年的生物。如对螃蟹、贝壳等的捕捞尺寸都有明确规定。
由于佛罗里达石蟹的钳子具有再生功能，后来法律就禁止捕捞整只石蟹，且只允许捕获成年雄蟹，可将蟹钳掰下，然后将蟹放生。而且具体到蟹钳必须长达7厘米（2.75英寸）以上才能掰下来作为渔获物，否则一律放生。至于掰一个蟹钳还是两个，法律上是允许掰两个，但据统计，掰掉两个钳后，石蟹的成活率只有53%，故捕捞者一般都选择只掰掉一个蟹钳。
佛罗里达石蟹蟹钳成为美食
或许正是因为采取如此严格的资源保护举措，才使得佛罗里达石蟹资源不会枯竭。
反观我国，由于资源保护的立法滞后，眼下很多海河生物物种都早已面临枯竭的窘境。例如，黄河鲤鱼在进入80年代以后就开始枯竭了，长江中的鲥鱼、刀鱼、河豚鱼等也基本如此。据《中国海洋发展报告》，渤海和黄海有记录生物物种原本有300种，东海有760种。然而1997年至2000年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渤海和黄海的生物仅剩180种，东海也只剩620种，海洋生物物种的种类分别减少40%和30%。
我的家乡镇海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而舟山渔场是全球四大渔场之一，与俄罗斯的千岛渔场、加拿大的纽芬兰渔场、秘鲁的秘鲁渔场齐名，也是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的特产之一——舟山大黄鱼，无论是美味度还是知名度，都远胜于佛罗里达石蟹，因此，舟山大黄鱼被授予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但很遗憾的是，野生的舟山大黄鱼也早已枯竭了。
记得1980年念高中时，有一天语文老师给我们念了一篇《人民日报》当天的文章，标题就叫《救救黄鱼》，可见刚跨入80年代时，大黄鱼的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了，如果那个时候下决心采取举措限制捕捞黄鱼，或许我们现在还可以吃到正宗的舟山大黄鱼。可惜那个时代缺乏强有力的举措，没有休渔季，不去制止细网捕捞，任其竭泽而渔。
如今，野生黄鱼的价格已经涨到令人咋舌的地步，70年代初的时候，大黄鱼的价格只有1-2毛钱一斤，如今，一斤多点的野生大黄鱼价格近千元。即便如此，现在这种所谓的野生黄鱼也是打问号的，或是大黄鱼育苗增值流放，或是从网箱养殖中逃脱的漏网之鱼。真正的舟山大黄鱼（或称“岱衢族”大黄鱼），恐怕已经绝迹。
如今绝大部分大黄鱼都靠人工养殖
作为一个自小生活在海边的我，见证了野生大黄鱼从多到泛滥成灾乃至当地政府提倡“吃鱼爱国”，到如今几乎灭绝的过程，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地球上一些生物物种的灭绝，一般都与极端气候的出现有关，为什么偏偏在我所处的年代，在我周边，会有那么多我所熟知的生物被滥捕而濒临灭绝呢？
或许是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冷冻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使得我国各地居民对海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因为在80年代之前，黄鱼价格之所以如此便宜，是因为交通不发达、无法实现长途运输，而且没有冰库，因此只有捕捞地的居民才能吃得到。
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冰箱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过去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当交通运输和冷冻技术发展之后，冷链物流变得越来越发达，使得靠山的可以吃海，靠海的可以吃山了，于是黄鱼从当地几百万人的需求变成全国亿万居民的需求，长期滥捕之下供给却越来越少，于是价格飞涨，进一步刺激了断子绝孙式捕捞的动力。
80年代至今，正是中国经济步入腾飞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阶段，
开放政策使得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几百年来形成的落差，形成的信息不对称，成为中国改革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释放了超大能量的需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全国的人口流、货物流几百倍地扩大。因此，80年代既是我国经济开始腾飞的十年，又是自然界很多常见食用生物被滥捕至濒临灭绝之时代。当我们现在指责为何当初不立法来保护这些水产品时，必须正视历史背景，因为我国的温饱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直至2009年。80年代，我们还在使用粮票、油票，在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真的很难顾得上对这些水产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西方国家之所以那么早就开始重视环保，重视动物保护，是因为他们早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科技领先优势明显、劳动生产率高，可以用工业品去换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还因为他们占有了全球太多的资源。例如，西方人几乎不吃河鱼，因为刺多、河腥味重，他们有更多的可替代食品。但中国的淡水鱼产量接近全球的一半，大部分靠养殖。
众所周知，欧洲列强向全球大规模扩张，可以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算起，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接着英国、法国、荷兰也走上了殖民掠夺的道路。
在美洲，欧洲殖民者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建立种植园的同时，肆意地屠杀和奴役印第安人，如现在美国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在3000万以上。由于被大量屠杀，几乎到了灭绝的境地，到在20 世纪70年代，美国的印地安人集聚区总人口还剩下还不到80万人。
注：1814年，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下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皮，奖励50—100美元
20世纪前，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亚洲的诸多国家也都沦为列强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尽管二战之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美洲、澳洲及亚洲与非洲的部分地区，仍被欧洲人所占有。
倒推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很荒诞的逻辑，土地强占成为合法，移民却成为非法。200年前，美国即出台了针对特定民族的排华法案。面对现实，你又会发现一个同样荒诞的逻辑：通过武力瓜分导致的资源不平衡是合理的，而自由贸易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却是不合理的。
说白一点，当前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主要是因为全球资源配置不平衡，中国太多的人口拥有太少的自然资源，美国太少的人口却占有太多的自然资源，于是，全球耕地最多的美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全球劳动力最多的中国，向美国出口服装、鞋子。如果美国可以放任移民的话，那么，中国可以大量向美国输出中低端劳动力，就像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流向东部沿海一样。
当然，美国高科技发达，可以出口飞机和芯片，中国则出口中低端的机电产品，这就是基于各自资源禀赋的自由贸易，而且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决定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合理性。
因此，中国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其实可以看成是移民替代，是对于全球资源配置不平衡的一种对冲。同样的案例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也属于资源匮乏的国家，以人均耕地面积拥有量为例，美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6.2倍，中国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日本和韩国，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全球四个制造业大国中韩德日经济状况与耕地比较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资源相对匮乏国家都可以成为制造业强国或出口大国，这需要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来促成。比如，二战之后成功转型的国家就只有两个，日本和韩国，它们都属于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受宗教影响较小。相比之下，中东及南亚国家受宗教影响较大，经济发达程度也相对低些（如印度的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差无几，但商品出口仅排全球第20名），除非靠石油发家（如伊朗、沙特等）。
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勤劳，这也是中国成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的重要原因，我们经常听到“中国劳工”这个词，说明中国从17世纪开始，不仅是全球商品贸易的最大顺差国，也是劳动力的净输出国。如今，中国人的平均工作小时仍是全球领先的，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7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5小时，远超发达经济体。
中国与OECD国家劳动者年工作时长比较（Hour）
正因为勤奋，在海外的华裔收入水平一般也在该地区的平均水平以上，如2017年在美国的华裔家庭收入中位数约7万美元，高于美国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96万美元。在英国，2018年税前每小时总收入中位数统计数据显示，华人员工的时薪最高，平均每小时的税前收入为15.75英镑，比白人员工高出约30%。当然，上述统计中均未考虑学历因素。
在全球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民族能够在原土地上延续至今，为何如此，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说到文明，我们不得不承认，海洋文明胜过内陆文明，这也是我们坚持走开放之路的根本原因。
不过，要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制定同一标准法律，也是强人所难，更不能按自己的标准希望别人臣服。例如，美国在独立之后，宣称人生而自由的杰斐逊总统及以后几位伟大总统，都是极力鼓励残杀印第安人的。如今，当我们欣赏堪称经典的《独立宣言》，或者学习美国法律是如何保护佛罗里达石蟹时，也不能忘记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从历史的维度去思考当今出现的问题。例如，当今很多人都在指责计划生育政策的失误，或者认为其反人性，但在70年代的时候，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正是“地球将无法承载日益增长的人口”，“将出现粮食危机”，罗马俱乐部的经典之作便是《增长的极限》。在当初，谁能预料到随科技进步，粮食产量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呢？
当今的全球经济，在经历了漫长和平阶段后，结构性问题日趋严峻，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机制遇到阻力，如资本的自由流动、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人口的迁徙都越来越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使得未来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放缓。
但
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的重心肯定会落在人口最多的亚洲，这是一种均值回归，因为19世纪以前，全球的经济重心就在亚洲。过去200多年，亚洲的经济增速大大落后于北美和欧洲——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列强侵占）造成的。如今，人力资本这一要素资源的权重正变得越来越大，不管你如何去阻碍它，通过加征关税、阻止移民或限制投资，只能增加交易成本，却无法阻止这一趋势。閱讀更多 李迅雷宏觀金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