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是没有资格为沈津先生写学术传记的，因学识浅陋，对沈津先生学问的精奥知之甚少。但是几月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与沈津先生相识于天津的一次研讨会。自那以后，一一研读沈先生著作，并时时得以聆听先生畅语天下。沈先生的严谨治学、苦学力文、博学洽闻、谦逊典雅，如同一幅多彩的画卷，在我面前一一展开。适逢杜泽逊先生向沈先生约稿，沈先生于是鼓励我尝试为之。沈先生曾将自己的书丛生涯称作“ 蠹鱼”的岁月。我遂不揣简陋，以“蠹语流年”为题，撰写此传，希望将先生之学术经历与学术成就，浅析于次，以飨同道。
（ 一）幸遇名师，玉汝于成
沈津祖籍安徽合肥，祖父名沈曾迈（1900—1969），字竹群，号斐庐，曾师从张子开学书法。张子开为合肥最有名的藏书家，善本、名帖、不下数千卷，尤以书法闻名。而沈曾迈青出于蓝胜于蓝。据郑逸梅《艺林散叶》记载：“ 沈斐庐从张子开文运学书，子开仅工真行，斐庐于四体书无所不工。”沈曾迈在天津办私塾期间，很多名门子弟都曾跟随学习，李鸿章之子李经迈也请他到家里作家庭教师。其后沈曾迈师从书画家吴昌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天津和上海办书法展，一时洛阳纸贵。他的篆字曾被人当作吴昌硕的字拿到市面上卖，因为足以乱真。沈津生于 1945 年，幼年时期曾跟随祖父临帖、描红，学习书法，对书法颇有领悟。
与多数出身于学院派的名家不同，沈津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前身为合众图书馆）、报刊图书馆、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人民图书馆都合并到上海图书馆，很多书集中在一起，需要找临时工帮忙整理。1959 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沈津，由于家中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毅然辍学进入上海图书馆。从那时起，他的一生，便再没与书分开过。
作为临时小工，说与书结缘，原本以为只是搬书上架下架而已。但生活是残酷的，也可以是幸运的。1960 年 3 月，历史赐予了沈津一段良机，上海市委宣传部要求文化系统的老艺人、老专家收徒传承技艺。沈津由于有文史基础和书法功底，又勤奋好学，有幸被选拔成为青年学员，成为时近六旬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座下弟子，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从旁辅导。
顾廷龙先生是版本目录学泰斗、图书馆学家、书法家；潘景郑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吴梅的学生，也是潘祖荫滂喜斋后人，家有宝山楼，富藏书，精鉴别；瞿凤起先生为清代四大藏书家铁琴铜剑楼后人，家学渊源深厚，对于宋元本鉴定颇有研究。沈津跟着三位先生，如入芝兰之室，学习熏陶达30年之久，实是书林一大罕见和幸福之事。
沈津在上海图书馆继续练习基本功，学习古文、练习书法、熟悉名家。顾廷龙先生要求他每天临池一小时，写大小楷，临摹碑帖。顾老认为，鉴定古代抄本、校本、稿本，以及题跋、尺牍真伪，一定要接受书法训练，“ 一般来说，藏书家或学者在书上写题识、跋语，都是事先想好的，或有草稿，然后一气呵成，笔墨自然，而且连贯。如果是作伪，那么作伪者的心态就是尽量摹仿逼真，就似临帖一般，也就没有气，所以写出来的字必定有破绽”，“自己搦管操翰熟了，很容易就辨认出来什么样的起笔落笔是自然的”。沈津按照顾师教诲，通过临摹名家字帖，用心熟悉和比较名家手迹，将笔迹印在脑子里，以后对这些人的字体一看就知道真伪，“ 比如纪昀、王士祯的字，本来就不怎么好，碰到端端正正的，就得要引起注意”。沈津临帖大约有三年多时间，临过唐代欧阳询、褚遂良的字，其中褚遂良的字帖大概临摹有一年多。宋代书法家黄庭坚，清代梁巘、顾莼的字也都临过。顾莼的字帖是潘景郑先生从家里拿来的潘家宝山楼影印的珂罗版小本。“ 顾先生有时站在旁边看我临摹，性起时甚至还亲自作示范，我至今留有一两张顾师改动过的作业”。
此外，顾廷龙先生还要求沈津阅读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面的书，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叶德辉《 书林清话》、钱基博《 版本通义》、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等。潘景郑先生和瞿凤起先生则每个星期要给沈津和其它几位青年学员集中讲课，讲课的内容不固定，也没有教学大纲，每次一般讲一个半小时，讲《 纲鉴易知录》，讲上海的地方志，也讲《 唐诗三百首》和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等。
顾廷龙先生习惯每周日上午去长乐路书库，也就是原合众图书馆，在那里思考问题，写一些东西，沈津也跟着一起去。于是每周日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长乐路书库顾先生办公室，师徒二人对面而坐，有不少时光是沈津聆听顾先生讲过去的事情，如清末民初遗老的掌故、张元济、叶景葵北平沪渎的访书趣事，以及节衣缩食、穷搜坟典、勤俭办馆的旧事等等，有时顾先生也让沈津查书或抄材料。周末在长乐路的时光极大地拓展了沈津的见闻。
除了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老师，沈津在上海图书馆还遇见不少颇有名气的老师，如夏承焘、胡道静、汤志钧、周芜等等。他来到图书馆时年龄尚小，又只是初中毕业，必须在文化上有所进修。当时上海市文化局有一个夜校性质的“职工业余学校”，一星期大约二三个晚上有课，请来授课的都是很有水平和名气的老师，比如语文课就由《 上海戏剧》主编，著名编剧和文艺评论家何慢讲授。因此，沈津在拿到高中文凭的同时，也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和文学艺术功底。今天和沈津接触，可以轻易感受到他不俗的审美水准，以及精准典雅的文字表达，这应该与他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化艺术熏陶不无干系。1963年，沈津又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班，系统学习图书馆学、目录学、分类法、读者工作、工具书使用等方面的课程。函授班教材由武汉大学寄到上海，授课的大都是上海图书馆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例如副馆长韩静华、方法研究部主任陈石铭，以及其他部门的主任如陈柱麟等。这些老师精熟业务，因此讲起课来很有针对性，比起全日制大学生，少了很多空谈的理论，学到的更多是实实在在的实践知识。
学习版本鉴定，实践经验很重要。从1961、1962年开始，沈津所在的上海图书馆善本组，最主要的工作是编制《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每天瞿凤起先生会交给沈津一沓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的卡片，沈津拿着卡片推着书车到书库把书一部一部取出来，交给瞿先生，瞿先生和潘先生负责用书核对卡片。
每张卡片上面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稽核项，遇有不对之处，就在上面用毛笔修改，有时也在卡片背面增录一些原来没有的信息，比如钤印、行款、鱼尾、刻工以及其它比较特殊的如牌记、扉页上的文字等。潘先生、瞿先生对卡片上所作的修改，沈津和当时的同事吴织都会再看一遍，仔细揣摩，了解修改和增减的原因。就这样逐渐地积累起版本著录的经验，慢慢地对版本的鉴别有了心得。善本书库涉及保卫工作，沈津比较年轻，又没有家室之累，领导就安排他住在那里晚上值班。因此沈津不光是白天看这些古籍善本，晚上也看，当天的书必须当天看完，因为第二天瞿先生又会给一沓新的卡片。这样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告一段落。在那几年时间里，上海图书馆所有的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善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活字本、套印本，大约一万四千部，包括名人题跋等，沈津都来个“兜底翻”，学会了辨识各代版刻，明清名家批校题跋及各种钤印。
除了学习版本鉴定之外，沈津也跟随潘先生和瞿先生去古籍书店选书买书，参与查重，这个过程也是很好的训练。另外上海图书馆还承担上海古籍书店出口图书的鉴定工作，凡出口到香港的图书，或是供海外学者选购的线装书，都要经过鉴定，确定符合出口的标准，打上火漆印之后才能出口。当时的标准是1911年以前的不能出口，1911年以后的才可以出口。潘先生、瞿先生看过这些书后，就由沈津来盖火漆印。每一次沈津都会经眼几百种线装书，即使十部里只记住一部，也积少成多了。除了善本书，沈津也要去看普通线装书和旧平装书（1949 年以前的出版物）、新书（1949 年以后出版的书），了解这些书的用处。沈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这些实践经验沉淀在脑子里，使得他后来撰写书志能够旁征博采，信手拈来。
生活看似平淡如水，沈津却已在名师的熏陶和自己的苦读中养成了腹内乾坤。文革期间上海图书馆整理陈清华的郇斋藏书、朱学勤结一庐的旧藏，都由沈津张罗整理编目的具体事宜。他把工作生涯当作学术生涯，从图书馆的青年学员逐步成长为一名古籍版本整理编目鉴定的专业人员，在脚踏实地中沉淀出独有的自信与勇气，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蜕变。
（ 二）参编大典，奋发有为
1975 年，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时提出“ 要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1977 年，顾廷龙先生挑起这副重担，任《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编纂这部书目是对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所藏中国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作为顾廷龙先生的大弟子，沈津全程参与了编纂工作。
第一次工作会议是1978年3月的南京会议，这是一次国内图书馆学界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编纂《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一思想的大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文化局的负责人几乎全都到了，古籍整理方面的不少专家也到场参与讨论。南京会议是古籍整理界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开这么大的会，沈津担任会务组组长。会议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统一著录条例，二是确定收录范围，三是制订分类法。南京会议结束以后，以大区为单位分头行动，有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六个地区，由各大区的重要图书馆牵头开展工作，沈津负责上海地区。因为工作关系，他和很多大馆的馆长，以及不少特藏部门的负责人都熟悉起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委员的扩大会议，沈津基本上都参加了，并在专题讨论中作了关于古籍版本鉴定的专题报告。
划分大区以后，普查工作开始展开。所有图书馆馆藏的善本书卡片，都要进行书卡核对，上海图书馆尽管基础比较好，但还是每一部书都要以卡片来核书，重新校对。各地图书馆提供的善本卡片陆续汇总到北京香厂路国务院招待所，共有十三万张卡片。这些书目卡片要先经过初审，初审的时候是大兵团作战，几十个“片子手”集中在一起，编委会成立了经、史、子、集、丛五个编辑室，沈津是经部副主编，每天就是跟卡片打交道，在香厂路招待所工作了八个月。接下来是复审、定稿。复审是小范围作业，经部、史部由顾廷龙先生负责在上海复审，子部由潘天祯先生在南京负责，集部由冀淑英先生在北京负责。最后集中在上海定稿，除了正副主编之外，沈津和丁瑜、沈燮元、任光亮、陈杏珍都是主要参与者。
各地交上来的书目数据标准不一，有的图书馆尽管也是地区大馆，但缺乏古籍方面的专家，著录版本常有错误。比如某大学图书馆提交的一个数据，说是《 洪武正韵》的明初刻本，让人生疑，沈津就写信去请他们把复印件寄过来，发现原来是万历刻本，他们只是从洪武年间的序来认定的明初刻本。
各个基层单位的数据都要集中到省里，经过省里专家审核，所以编委会工作人员每天要审核很多卡片，在卡片中发现问题。当时不如现在这样方便，没有网络，发现问题只能发函外调，索取书影，通过比对确定版本异同。省馆还好办，有些小图书馆、文化馆没有配备复印机，就很难办了，沈津和同事们得到国内的不少图书馆去鉴别版本。这种实践虽然辛苦，且多是“云烟过眼”，但是经验却不会忘却，对沈津来说也是不错的锻炼。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书收录中国大陆近八百家文化机构所收藏古籍善本六万种，约十三万部，从酝酿到出版，整整干了十八年。直到1993年3月，才全部出版完成。沈津从头到尾参与了《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汇编、整理、定稿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并起草《 书目》的前言，这在冀淑英先生撰写的后记里有记载。通过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整天跟目录卡片打交道，学习怎样去判定、辨别书目记录的正误，且又是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的大工程，得以把之前多年的所学所想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进一步巩固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同时也拓宽了学术人脉。经过这次大规模的训练，沈津对全国图书馆的古籍馆藏有了大致了解，版本鉴别的本领也更加精深独到。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中，这名年轻学者已从上海图书馆走向国家大舞台，受到了业界普遍的赏识和认可。
（ 三）飘洋过海，博采穷搜
沈津的幸运，还表现在 1980 年代中后期即赴美国做了近两年的访问学者，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走出国门寻访海外汉籍的大陆学者。1986 年 2 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邀请沈津前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做访问学者，杨振宁教授当时主持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文化交流协会，给了沈津很多帮助。一年期满后，又继续支持他到美国各地参观不同的图书馆，访查中文古籍，这次访学一直持续到1987年10月。沈津四处打探寻访中文古籍，先后去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犹他州族谱图书馆等。说起初到美国的感受，沈津记忆犹新：“ 对各个馆的工作方法、领导方式我不感兴趣，我想看的是被带到美国的那些中国古籍到底怎样了？还在不在？保管得如何？哪些是中国没有的。”当时国内对流失海外的中文古籍的情况所知甚少，沈津暗想，一定要努力将这些藏于大洋彼岸的宝贝“解密”，让国人知道。
除了访书，访学期间沈津也讲学，鉴定版本。他受牟复礼先生邀请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受钱存训先生邀请在芝加哥大学作关于《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的演讲；去犹他州族谱图书馆，在杨百翰大学图书馆作关于中国大陆古籍收藏的演讲；受王冀先生邀请到纽约的美国亚洲学会图书馆年会作关于图书编纂的演讲；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看书，国会馆存放中文善本的地方是一个装有密码锁的大铁笼子，每天沈津就一个人待在里面看善本，主要看王重民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会图书馆馆时没有看过的部分，以及二战以后美国从日本得到的大批中文古籍。两个星期之后，他写成了200多种古籍的版本鉴定记录交给国会馆亚洲部中文组的负责人王冀。
沈津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交往，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在美访学期间，沈津一共去过哈佛燕京图书馆四次。第一次是佩斯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培凯教授陪着去的，那时候善本书库任何读者都可以进去，沈津就在书库里到处看，整整看了三天，见到难得的好本子就记录下来。“ 哈佛燕京”的吴文津馆长知道以后请沈津吃饭，就这么互相认识了。以后的三次都是受吴文津先生邀请，帮助鉴定“哈佛燕京”所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沈津后来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 哈佛燕京访书记》，讲“ 哈佛燕京”善本的来源、特点，发表在 1987 年香港《 明报月刊》第 6、7、8、9 期，反响很不错。吴文津见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认为沈津为“哈佛燕京”作了宣传。沈津到美国寻访中文善本古籍的事情，国内《 参考消息》《 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汇报》等大报，以及当时美国两大中文报纸之一的《中报》都有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1987年10月，沈津结束美国访学回到上海图书馆。由于已在《中华文史论丛》、各种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以及香港的《 明报月刊》《 九州学刊》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且完成了《 翁方纲年谱》的初稿 45 万字，在美国访书也成效显著，1988年沈津顺利评上研究馆员。那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文博、图书馆系统的从业人员评定职称，沈津成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并接任了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一职。
1990 年 4 月，沈津离开上海，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图书馆工作，主要还是和图书及目录打交道。当时中国文化研究所正在编纂关于先秦典籍的逐字索引，沈津在那里的工作主要是选择好的版本作为编制索引的基础。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他的工作则主要是写善本书志，这些书志相当一部分收入《书城挹翠录》。香港中文大学是1963年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三所学校合并成立的，图书馆的古籍主要来自一些藏书家的捐献或出售。沈津调查了馆藏，挑出其中的善本，建议馆方把善本书集中起来，但当时囿于条件未能实现。若干年后，香港中文大学和上海图书馆达成协议，让上海图书馆派陈秉仁和周秋芳将香港中大图书馆所藏全部善本写出善本书志出版。周秋芳后来告诉沈津，他们写书志时“ 把《 书城挹翠录》常备案头，作为参考”。
1992 年 4 月，沈津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Patrick Hanan）的同意和资助，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做访问学者。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希望沈津用两年时间写出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宋、元、明部分的中文善本书志。美国节假日比较多，除了周末双休日，还有圣诞节、感恩节、老兵节、国庆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日、马丁·路德金日等节日，工作日只有200多天。沈津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每天平均撰写书志三篇以上。这种写作基本上是一蹴而就，怎么写、格式怎样，都由他自己决定，没有回头修改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沈津反倒创立出一种书志写作的模式，后来被称作“哈佛模式”。具体来讲，就是规范了书志的结构，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著者生平、内容介绍、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和宗旨、前人对这部书的评价、版本特征，存藏情况、钤印等等。沈津花了两年时间，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宋元明部分），1433 种，共计152万字，1999年交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沈津在上海图书馆时也曾经挑选上图所藏珍稀宋元明别集写过一些书志，在《 文献》上发表，这次撰写书志，他在上图鉴定古籍版本、撰写书志的经验，参编《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时当“ 片子手”的功夫，全都派上了用场。
两年的访学生涯很快过去，沈津也正式成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员，并且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他心里有了更清晰的计划：“ 哈佛燕京是全美最重要的东亚图书馆，收藏了那么多的中文古籍，许多都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我一定要把国内所没有的珍贵文献通过合法的方式回归到中国去，为学界所用。”
编纂《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便是沈津的计划之一。他遴选出珍藏于该馆的稀见中文古籍67种，都是国内没有的珍稀善本，其中宋代珍本 3 种，元代 2 种，明代 62 种。涉及经传、音韵、宗谱、方志、兵法、中医、文学、佛教、戏曲等，隶属经史子集四部。每种书一一撰写提要，介绍作者、内容、版本、源流，为读者提供丰富、准确的考证材料和线索，对中国古籍版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于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37册。编这类大型汇刊，在国内一般需要成立一个十几人的编委会来承担，但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就沈津一个人，花了半年时间自己编，自己写提要。说起这份艰苦，沈津乐呵呵地：“ 通过写作过程，我知道了要怎么来立意，怎么做凡例，怎么实际操作，学到了很多东西。”
撰写书志的工作继续进行，《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的清代部分提上日程。这次沈津邀请了严佐之、谷辉之、刘蔷、张丽娟四位中国学者合作撰写。按沈津要求，访问学者需具备一二十年的专业训练基础；到美国之前，需熟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宋元明部分），以便他们到哈佛的第二天，就可以动笔。他们的撰写照例遵循沈津的“ 哈佛模式”，四位学者每人完成两百篇善本书志，二十多万字，“ 这种‘ 赶鸭子上架’的方式，让他们最后都成功了”。业师顾廷龙先生的严格、严谨影响了沈津，沈津也逐步影响着后来人。这部书志将哈佛燕京馆除方志之外的所有中文古籍善本悉数囊括，总计3098种，400万字，四位学者共撰写100万字，沈津一个人完成了300万字的任务。为了与之前的宋元明部分有所区别，这部书志取名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书名中增加一个“ 藏”字。洋洋 6 册，皇皇巨著，2011 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荣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出版范畴的最高奖，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持评定，每三年一次，旨在嘉奖国内出版界的优良出版物、出版单位和个人。获此大奖，是实至名归，是对沈津工作和学术水平的肯定。
至此，沈津完成了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撰写书志揭示馆藏的任务。他是迄今为止古籍版本学界撰写书志最多的学者，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评论沈津道：“ 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后来吴文津先生在撰文纪念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韩南时说到，韩南教授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二个大贡献，其一是申请资金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的卡片目录转化为电子目录，第二就是“邀请沈津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来编辑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由此评价，可以看出吴文津馆长对沈津的工作相当满意。在“哈佛燕京”，除了撰写书志，沈津还和台湾的潘美月教授合编《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潘美月负责在台北“国立编译馆”申请经费，沈津因为在学术圈人脉甚广，就由他出面约请大陆古籍界的朋友写文章介绍每个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情况，并用自己的工资垫付稿费，最后集中到潘美月处报账。
其中北京图书馆（ 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古籍的重头，由于各种原因，约请的几个专家都未能最后执笔，沈津遂以“ 慕维”为笔名来亲自撰写北京图书馆的概况。他搜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介绍北图馆藏的文章，经过仔细阅读分析，统计出北图所收藏的宋、元、明、清的版本、抄本、校本、稿本、活字本、套印本等的数量，再根据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目，逐条款目分别列表统计，又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北图藏的方志数量全部统计出来，一共 6066 种，并弄清了北图所藏重要典籍的价值，比如《 西厢记》在明代刻本中有多少不同版本，所藏清代升平署戏曲资料的情况，郑振铎专藏的稀有版本等等。写完这篇《 概述》，沈津无疑已成为北图编外人员中比较了解北图善本馆藏的学者。他统计的一些确切数字，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过时。
2011 年 2 月，沈津从哈佛大学退休。同年受聘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2017年又受聘为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沈津在两所大学开班授课，也利用闲暇时间到各大高校和图书馆讲学，将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传授给莘莘学子，为祖国培养古籍版本学专业人才贡献力量。
（ 四）厚积薄发，名满天下
沈津幼承家学，除了有书法功底之外，也喜欢文史知识。进到上海图书馆，更像一块海绵一样自由舒展地吸收知识。看得多了，有了想法和体会，也跃跃欲试，渴望表达自己。但业师顾廷龙教诲他不要急于写文章，要打基础，多读书，多收集资料，“ 这对你将来有好处，要大器晚成”。沈津一直记住顾师的教诲，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过了而立之年，才开始写作古籍版本与鉴定方面的文章。至于独立发表论文，已是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第一篇《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新发现》，题目还是老师顾廷龙起的。他的著作则基本都是去到美国之后才开始动笔，真正属于厚积薄发。然而这一发，竟如同滔滔江水，气势磅礴，奔流不息。
目前，沈津已出版撰著十三部：《 书城挹翠录》，33 万字；《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52 万字；《 翁方纲年谱》，45 万字；《 顾廷龙年谱》，72 万字；《书城风弦录》，40 万字；《书韵悠悠一脉香》，43 万字；《中国珍稀善本书录》，73 万字；《 老蠹鱼读书随笔》，14 万字；《 书丛老蠹鱼》，20 万字；《书林物语》，12 万字；《书海扬舲录》，29 万字；《伏枥集》，30 万字；《 沈津自选集》，50 万字。辑录《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一部，110 万字。
主编或合编的著作六部：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6册，400万字；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汇刊》37冊；与顾诵芬、高桥智合编《顾廷龙书题留影》；与潘美月合编《中国大陆古籍存藏研究》；与卞东波合编《 日本汉籍图录》9 册；与卞东波合编《 清代版刻图录》约 10 册也出版有期。
成就多了，名气大了，各种头衔也纷至沓来。1988年4月19日沈津被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8月1日被聘为政协上海市委办公厅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88年12月被聘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1988年被聘为中国族谱研究会理事；1988年为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组组长；1990年被聘为上海图书馆学术咨询委员；2015 年 10 月 16 日被聘为《 广州大典》编委会和学术委员会顾问等等。各大媒体也争相采访，经粗略统计，大众媒体有关沈津的采访报道，大约有 60 余篇。
虽然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但沈津对自己的学问一直看得低，常把“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句话挂在嘴边，说自己“ 这辈子都是和古籍善本打交道，想做的事情无非有三，一是将所见善本书的部分写成书志；再是将一些难得之本写成书话之类的小文，尽可能写出点所以然；三则想把这些年中目之所接、耳之所闻，与古籍版本有关的人和事，或自以为有点心得的感想写出来，或可补文献学史、印刷史、出版史之所遗”。
几十年书丛生涯，沈津始终孜孜矻矻，坚定而从容，他一直记着顾师的话：“ 火车只要开出，就一定会到站的”。如今他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既定目标，“ 火车”算是完美“ 到站”了。沈津毕生的治学，紧紧围绕着书而展开，堪称书文化的巨匠。他的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撰写善本书志，利用自己多年来对于古文献学、版本目录校勘方面深厚的积累，撰写书志，评论善本的优劣，揭示古籍的精华。通过撰写书志，让深藏秘阁的文化瑰宝展示人间，让大家能够了解古代珍品的真实面貌。所以，在揭示古籍内涵方面，沈津是当之无愧的功臣。第二是在美国抢救重要文献珍宝，沈津广征博览，以多年经眼古籍的老道经验，发现许多从未被人发现的清人手稿，明代重要学者的手札，大陆未存藏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文献数十种，以及一些重要学者的书信等等，使许多行将被埋没的古籍文献得以发掘，重现人间。所以，沈津是抢救文献的功臣。
第三是在书写书的文化和历史方面，揭示中国古籍的研究过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嬗递，以及书林轶事、人情掌故等等。沈津也善于利用新兴媒体传播书文化，他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在新浪网开通“ 书丛老蠹鱼”个人博客，迄今为止发表学术博文497篇，博客访问量达734893人次，这在专业的学术博客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数据。他将自己对书的深厚情感融入博文，感染更多学人。所以沈津是书写中华书文化的功臣。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梳理沈津的学术成就时，我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如此瞩目的成就？通过仔细爬梳沈津60年学术历程，我认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有三。其一是师缘，沈津从青年时期即师从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这样的大师，且三十年相随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这是其它学人所不可能具备的条件。其二是书缘，饱览汉籍藏书精华，是成就版本目录学大家的先决条件，上海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赋予了沈津发挥潜能的舞台。其三是勤奋，六十年坚韧不拔，与奋斗一起飞翔，加倍的努力给予了沈津加倍的赏赐。
流光容易把人抛，作为一枚“ 书丛蠹鱼”，与流年不相负的只有春诵夏弦，黾勉珍惜。直至今天，沈津依然笔耕不辍，新作蓄势待发。《 新书林清话》预计 2020 年出版；《 老蠹鱼书话》将于 2020 年完成；《 顾廷龙年谱长编》2019 年底即将付梓刊行……“ 蠹鱼”的书缘、书事、书趣，让人充满期待。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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