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當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已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也。
――歐陽修《朋黨論》節選
提起宋朝，留給後世的精神遺產很是不少，譬如大家熟知的書法、瓷器、繪畫和宋詞。“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和我明之孝宗”。這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朱國楨對前朝兩位帝王的評價。其中宋仁宗趙禎，這位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42年以其“無為而治”，居然落了個“仁宗盛治”的光榮稱號，“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這是史書對他的評價。史實真果如此嗎？客觀點說，宋朝是一個老打敗仗、老出投降派、老沒出息的朝代，就連錢穆老先生也曾由感而發謂之：“唐漢宋明清五個朝代裡，宋是最平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給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宋趙佶《瑞鶴圖》
西夏覺醒後的反撲
公元906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了後周江山，再次重現了中國歷史上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如果你不能保持強大，總有一天，將被取而代之。宋朝從建立到滅亡，一直是外患不斷，始終處於強大的對手的威脅之下，而且是兩次亡於外族入侵。相對於秦、漢、隋、唐、元、明、清等各朝相比，宋朝的外患是最嚴重的。
北宋的外患除了北面的遼國，聯金滅遼後，1125年背信棄義的金兵南下攻宋，最終釀成“靖康之恥”。
北宋的另一個外患，是西北的党項族，北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屬党項政權首領李元昊脫宋自立，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西夏位於我國西北地區，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党項族是羌族的一支。唐朝中期開始佔據下週，也就是今天的陝北地區。党項人不管中原政權如何變化，都始終表示臣服，接受冊封割據一方，但是不宣佈獨立。然而到了宋仁宗時期，党項族首領李元昊可能也意識到了“王侯將相，另有種乎？”憑啥世世代代臣服於宋朝，於是決定“我的地盤我做主”，李元昊宣佈脫離宋朝，獨立建國。李元昊宣佈稱國的消息，經過層層傳遞到達宋仁宗趙禎御案上，此時趙禎的選項裡只有派兵鎮壓了。
被遺忘的傳奇王朝—西夏遺蹟
1040年，有著7000萬人口的北宋，在宋仁宗當了18年皇帝之後，打響了“伐夏”的第一槍。地點就在今天陝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雙方交戰的結果，是以宋軍全軍覆沒，陣亡一萬多人，多員大將被俘而告終。
三川口之戰，讓宋仁宗深感西夏強盛，遂下令封夏竦為陝西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共同負責迎戰西夏戰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吳再次算領十萬大軍南下攻宋。其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今寧夏隆德），另一部分則攻打懷遠（今寧夏西吉東部），李元昊放出假消息說要攻打渭州（今甘肅平涼），目的旨在引誘宋軍深入，以便趁火打劫劫。由於宋軍的長途追擊，糧草供應難以為繼，人困馬乏，戰鬥力自然低下，追至好水川，正好遇上李元昊的西夏軍隊主力伏擊，宋軍潰敗，主將任福戰死，宋軍在此幾乎全軍覆沒。
好水川之戰地形圖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定川寨之戰，宋軍繼續慘敗，主將以下15員將領戰死，士兵陣亡9000餘人。宋軍屢敗屢戰，卻又屢戰屢敗。此時的西夏軍隊自然指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在周邊地區大肆燒殺搶掠，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從1040年到1119年，雙方你來我往打了將近80年，其結果是依然是宋朝勝少敗多，無奈之下，只好於1044年與西夏議和，納貢了事，來了個花錢買平安。
歷久彌堅的“三冗”問題
連續的慘敗讓宋仁宗寢食難安。宋朝軍隊戰鬥力低下，在北宋朝野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影響北宋軍隊戰鬥力最核心的因素，其實是北宋王朝對“軍隊”的定性。宋太祖趙匡胤與趙普等“二三大臣”之間的一次談話，談話的主題是如何才能讓王朝千秋萬代。趙匡胤是這樣闡述的：
“可以利百代者，為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意思是說：唯有養兵這件事，可以讓王朝存續千秋萬代。如果遇上大災之年，只會有造反的民眾，而不會有造反的士兵；太平年歲出了變故，則只會有造反的士兵，不會有造反的民眾。
黃袍加身的宋太祖
上面這段話，聽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意思不免過於模糊。後來宋神宗對此有了一個更全面的說法：
“前世為亂者，皆無奈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各安田裡，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這樣一來，宋太祖及其之後的王位繼承者，軍隊的職能除了抵禦外敵，史無前例地承載了社會上無業遊民、消化國家內部不安分子的職責，逐漸成了北宋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但凡事有利必有一弊，這項基本國策也成了日後抵禦外敵時，逢戰必敗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因為這些無業遊民和地痞流氓的職業精神實在令人堪憂，他們心中怎麼可能有家國情懷呢？很明顯，這項基本國策直接導致了北宋軍人素質的集體低下，同時拉低了武職官員在政治集團中的地位，因而飽受文職官員的歧視。
宋代開國之初，軍隊數量大約在40萬上下，宋仁宗時代，軍隊總人數已達120萬之多，這樣龐大的軍隊必然使得宋朝財政支出比例過於繁重，國家財政70%用來養活軍隊，剩下的就是給各級官僚發高工資。趙匡胤為了王朝的“百代之利”，搞到了“將無常師，兵無常帥”的地步，不惜以犧牲軍隊的對外戰鬥力為代價，由此“冗兵”、“冗官”、“冗費”的弊端開始蔓延。
杯酒釋兵權後的副作用—三冗兩積
沒有有戰鬥力的軍隊，給國家造成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范仲淹在《讓樞密直學土右諫議大夫表》裡向朝廷彙報說，三次戰爭，北宋方面軍民死傷被俘總數超過20萬，面對這樣的局面，除了議和也別無他路。1044年，北宋終於向幾十萬人口的小國低下了屈辱的頭顱，和議內容具體包括以下幾點。
一、北宋每年賜給西夏絹13萬匹，銀五萬兩，茶兩萬斤。
二、西夏戰爭中，西夏所佔領的的宋朝領土，從中間劃界，西夏分走一半。
三、宋朝每年在春節等三個主要節日，每個節日賜給西夏白銀22，000兩，絹23，000匹，茶1萬斤。
宋朝和西夏達成和平協議以後，交了鉅額的保護，本來以為就可以高枕無憂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邊的遼國得知消息，怎麼可能無動於衷？憑什麼給西夏那麼多真金白銀，給了我遼國多少好處？於是撕毀了36年前的澶淵之盟和平協議，發兵南征有的心中的不滿。宋仁宗只好派使者去議和，議和的結果是遼國退兵了。史書說這個使者，嚴厲斥責了遼國撕毀協議的無恥行為，讓遼國君臣羞愧不已。但其實是欲蓋彌彰的鬼話，都兵臨城下了，有那麼容易退兵的嗎？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退兵的前提是加錢，這銀子每年增加十萬兩，絹再增加十萬匹。賠款從原來的二十萬兩白銀，十萬匹絹，增加到三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花了那麼多錢換來的和平，但是換不來內政的清明。
宋太祖重文抑武下的苦果
變革於內憂外患
在宋仁宗統治時期，距離北宋建國不過七八十年，由於社會各種矛盾的日積月累，最終爆發了一連串的農民起義。宋仁宗在位42年的歲月裡，前20年處於矛盾積累期，後20年農民起義就一波接著一波的爆發了。比較大的起義發生於1043年，這一年對於仁宗來說是一個多事之年。慶曆三年（1043年），王倫領導了沂州起義。王倫起義軍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影響很大，進入江淮地區後，以致“江淮州縣頗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院等於樞密院，奏狀不令漏洩，指揮甚嚴”。慶曆三年夏天，張海、郭淼山領導了京西、陝南農民起義。史載“屬歲大飢，群盜嘯聚”，所到之處“京西十餘郡，幅員千里，官吏逃竄”。慶曆三年八月，光化軍起義。邵興是北宋光化駐軍宣毅軍員僚，因其頭領對宣毅軍土兵百般奴役，激起群憤，在張海農民軍的影響下，發動了武裝起義。到了慶曆三年九月，爆發了湖南瑤族人民起義。這起起義，是由反對北宋官府的食鹽專賣政策引起的。之後的慶曆七年（1047年）十一月，爆發了貝州王則領導的宣毅軍士兵起義。
內憂於兵變民反的仁宗朝
仁宗時期的農民起義，一個最突出特點就是有兵變開始，然後逐漸與農民的反封建鬥爭相結合，性質發生變化後演變成農民起義。其中最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宋代推行重文輕武、以文治制政策，武將受到種種限制和防範，其政治地位相對於文官低了一等，而一般士兵的地位就更低下了。宋代實行募兵制，應募為兵者，臉上需刺字，如同對待犯人一般，當時已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說法”。
所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仁宗時期的農民起義，充分的暴露了北宋國策陰暗面，也讓土大夫們感受到了形勢的嚴峻性，諫官歐陽修在給仁宗的奏疏中說：“臣竊見自古國家，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漸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鑑。”樞密副使富弼也是深有同感，他給仁宗的奏疏中這樣寫道：“臣竊謂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使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唯恐不才不賢者怨恨，不早罷去，故以州縣委賊殘害，……今盜賊已起，乃是便滿天下之漸，若朝廷依舊避人怨恨，不早更張，臣恐盜賊愈多，竊據州縣，或稱將軍，或稱太尉，或稱帝王，兵戈四起，所在潛偽，事到如此，生靈如何？社稷如何？自此以往，只憂轉熾，若不早為提備，事未可知！”
曇花一現的變革
宋仁宗慶曆三年，以范仲淹、韓琦、富弼為首的主張改革派的政治新星進入執政行列，這足以表明宋仁宗決心興利除弊、銳意革新的政治態度。
這一年的九月，宋仁宗在天章閣，也就是皇家藏書之地，召見中樞、樞密院官員，詢問治國方略和當前要務，並下手詔給范仲淹、富弼等人，讓他們就國是發表各自意見。其中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宋仁宗的連日催促下，充分總結了自己從政28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路，歸納為十項改革主張：
一、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嚴控官吏升降
②抑僥倖（限制官僚濫進)
③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土)
④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
⑤均公田（土地再分配）
二、富國強兵
①厚農桑（重視農業生產）
②減傜役
③修武備（整治軍備）
三、厲行法治（嚴格執法）
①重命令（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
②推恩信（落實朝廷的會正和信義）
范仲淹的實現改革方案，宋仁宗全部接受。改革開始第一步措施，就是削減吃空餉的規模，規定不滿小5歲的小孩不能吃空餉，結果，這第一步就遭到了激烈的反抗，無法實施下去，彈劾奏章都快把范仲淹給淹沒了。
作為開創“宋學精神”第一人的范仲淹，其主導的慶曆新政是以整飭吏治為首要任務，再輔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兼顧軍事經濟等領域。
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矛頭直指官僚體制的各種弊端，肯定會損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韓琦就預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語必然隨之而來，所以他特別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從振綱紀，實現天下安定。范仲淹早就被守舊官僚們譏為“迂闊”，此番主持新政，更成為這些人攻擊的靶子，他們故伎重演，仍以朋黨之名攻擊改革派，詆譭新政。
此時，若干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暴露了新進士大夫的自身弱點，授人以柄，從而導致了改革派內部爆發了矛盾衝突。凡此種種又被守舊官員及時利用，以致朋黨之議甚囂塵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懷疑新政人士，進而懷疑到新政本身，這些事件中首推臺諫的分裂。
著有《醉翁亭記》的歐陽修是范仲淹最堅定的支持者。慶曆三年，宋仁宗調整諫官人選，以天下名土為之參選標準，歐陽修位列首選，被任命為知諫院。歐陽修上任伊始，表現的十分活躍，遇事必奏，彈劾官吏，無所顧忌。而他在新政之初攻擊最多的，竟然是以彈劾官員為主要職責的御史臺。當時御史臺的長官王拱成，與歐陽修不但是同年進士，同時也是連襟。按常理，這種同年加親戚的關係，最能結成天然朋黨。或許是因為二人都極端自負，誰也不服誰的緣故，他們在新政期間竟然成了死對頭。由此，御史臺成為新政人士的公開敵人，進而形成阻礙新政實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另外一個衝突，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進士，騰、範=人志趣相投，可謂患難與共。後來范仲淹調離西北，利劍行子君接任空缺。然而沒有過多久，監察御史梁堅彈劾騰子京濫用“公使錢”，數額達16萬貫之炬。更有甚者，御史還控告滕子京，在聽說朝廷要派人前來按察後，竟然擅自縫毀了賬本。仁宗接利奏章後非常惱怒，責令御史臺全力追究此事。這件事逐漸演變成了范仲淹與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衝突。范仲淹慷慨陳詞，發表長篇大論堅持認定滕子京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辭去參政之職來力保自己的這位老朋友。王拱成則堅持認為，滕子京貪贓枉法，證據確鑿，應該予以重懲，並且也以辭職相要挾，御史臺其他官員當然站在自己的長官一邊，一時間爭相論奏，你方說罷我登場，朝堂之上熱鬧至極。
宋仁宗最終站在了王拱辰一邊，慶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貶為嶽州知州，在仁宗看來，即便御使們反映的情況有點誇大其詞，但官員涉嫌貪汙，總是不能容忍的。
就在藤子京貪汙案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圍繞著修築水洛城一事，又引發了范仲淹與韓琦這兩大新政領袖之間的矛盾。在經略西北政策方面，范仲淹與韓琦兩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韓琦則主攻。范仲淹離開陝西后，鄭戩主持西北防務，繼續實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穩健防守的策略，支持邊將劉滬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軍隊可以相互應援。而時任陝西宣撫使的韓琦、知渭州尹洙，卻反對修築水洛城。命令劉滬停止修建，但劉瀘不聽，照修不誤。引起尹洙的憤怒，劉滬因此被捕入獄。范仲淹與韓琦雙方由此發生了激烈衝突，韓琦支持尹洙，多次上演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則極力為鄭戩、劉滬等人庇護，要求把尹洙調回京師。范仲淹與韓琦同為新進士大夫的領袖，尹洙是蔡襄歌頌的四賢之一，曾被守舊官僚視作范仲淹的同黨，這一次他們卻在修城事件上，爭鋒相對，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陣營的力量，也進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對朋黨問題的憂慮。
昔日“四賢”為各自的主張，互不相讓。可見，在堅持他們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義方面，士大夫們絲毫不給對手留有餘地。此後這種土大夫的主體意識，更以極端的方式橫空出世，《朋黨論》就是歐陽修當時引起很大爭議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試圖為朋黨正名，結果卻適得其反。
歐陽修自認是朋黨，還把朋黨作為君子的專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結論：凡是主張改革，擁護新政的人，全是朋黨一族。但孔聖人早就說過“君子不黨”，面對如此強大的傳統觀念，歐陽修為朋黨翻案的孤文，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歐陽修直白地把官員分為君子和小人，凡是贊成其觀點者即為君子，反對者則是小人。他甚至要求宋仁宗照此標準“進賢退不肖”。此舉無疑是在公開製造分裂和緊張氣氛，不但使守舊派對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敵意，也讓不少中間派感到了不安，從而給新政帶來了更大的阻力。
慶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產，除了諸多意外，還有來自前朝舊臣夏竦的報復。因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介，寫詩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偽造了一份廢立皇帝的詔書草稿，並散發謠言，將富弼、范仲淹牽扯在內，謠言的重點就是妄圖廢黜當今聖上，而另立新主，目的就是為了推行新政。所謂謊言說了一千遍就是真理，你不信也得信。夏竦的這一招顯然非君子之器，但制敵效果精準。由此反對派對新政的攻擊愈發猛烈，宋仁宗見勢也就站到了反對派一邊，下詔罷免的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的宰執職務，將他們貶出京城，新政首腦人物眨眼之間罷黜殆盡。與此同時，新政的各項措施也相繼被取消，從開始到結束，慶曆新政半途天折只搞了一年零四個月。
後記
一場由新進土大夫，帶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公心，開展了新政改革，並沒有在北宋帝王，與大夫共治天下的頂峰時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對士大夫的寬容與開明政策，最終還是使這些一心報國的文人，能夠施展所長。曾有歷史學家說，觀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著大忠之義的官員，暫時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貶流放，但整個社會，包括皇帝在內，依然會有一天意識到它的價值，讓這些被貶的官員能夠有一天重新發揮餘熱。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宋代著名的理學家，關學創始人，人稱“橫渠先生”的張載，用四句話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與責任，也可以看作是仁宗文治的精彩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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