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豐臣秀吉花了不到一年時間修建起來了名護屋城址，該城堡被作為他進攻朝鮮的基地。展示豐臣秀吉強大權力的名護屋城規模很大，給人一種無比的壓迫感。
也正是因為剛看完中世紀的其他城堡，所以我們才能切身感受到豐臣秀吉剛剛建立的統一政權的力量是多麼巨大。統一政權的誕生
可能因為統一了日本列島，豐臣秀吉得以集中全日本所有諸侯的財力，才有可能建造如此規模的城堡。但是，豐臣秀吉建造的不僅是名護屋城，他還建造了京都的聚樂第和伏見城、大阪城等豪華絢爛的大型建築。這與鎌倉、室町幕府時期的統治者主要修建規模較小的寺院相比，其規模不可同日而語。此外，豐臣秀吉更是投入巨資，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
豐臣秀吉擁有如此巨大的權力，無疑是以令人無法想象的巨大經濟實力為背景的，他的經濟實力和石見白銀的生產以及16世紀非常活躍的海外貿易不無關係。在葡萄牙人和耶穌會成員開始與日本列島保持關係的16世紀後半期，日本列島迎來了政治、經濟、社會大變革的時代。 自戰國時期以來，社會動亂隨著政權的統一而迅速結束。
1582年，織田信長在本能寺遇難。之後，豐臣秀吉消滅了明智光秀和柴田勝家等織田信長的舊部，令德川家康臣服，並統一了紀州和四國。其後的1587年，他又征伐九州的諸侯島津並大獲全勝。在織田信長死後僅僅五年時間內，豐臣秀吉就統一了日本列島西部地區。
1590年，他又消滅了小田原的諸侯北條，平定了日本列島東部地區。至此，除了北海道，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列島的大部分地區。離1580年範禮安報告“本州共有53個王國”還不到十年的時間，日本就已經統一成一個國家了。 在這之後，豐臣秀吉開始了長達八年的侵略朝鮮戰爭，這是對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觀念性國際秩序的重大挑戰。日本軍隊和支援朝鮮的明朝軍隊直接交戰。 這意味著豐臣秀吉統一後的日本破壞了通過朝貢關係所建立起來的與明朝之間的君臣關係，繼而脫離了明朝想象中的國際秩序。
1598年，隨著豐臣秀吉死去，侵略朝鮮戰爭告一段落。經過關原之戰，德川家康坐上了統一政權的寶座。德川家康試圖和明朝改善關係，但都不順利。結果直到1644年明朝滅亡，兩國外交關係一直都比較疏遠。德川政權和明朝之後的清朝也沒有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日本邊窺視著中國，邊走自己的道路。
朱印船貿易的意義
這條自己的道路通過朱印船貿易、鎖國、禁止天主教等一系列政策完整地表現出來。 16世紀前半期興起的中日貿易熱潮一直持續到了16世紀後半期乃至末期。這是因為日本需要中國的絲綢，而中國需要日本的白銀。但到1551年大內政權滅亡後，中日兩國間的勘合貿易遂告中斷。即便明朝在1567年放寬海禁政策，但在官方貿易層面還是不允許華商前往日本或日商訪問中國。
因此，中日兩國間的貿易就只能通過走私商人或者在澳門設置據點的葡萄牙人來進行。此外，由於明朝允許華商前往東南亞各地，所以日本商人只要抵達東南亞，就可以在那裡與華商直接做生意。這就是所謂的“出會貿易”。
在統一全國之後，德川家康向出航海外的船隻頒發新的朱印證，並請求東南亞各國保障攜帶朱印證的船隻的安全和貿易。此外，他還命令獲得朱印證的船也即朱印船必須從長崎出港。只要是在日本設有據點的人，不論其“國籍”如何，均可獲得朱印證。這或許是德川幕府在對海外貿易活動進行管理的同時，優先考慮穩定進口商品的結果。
自德川幕府從明朝的觀念性秩序中脫離出來後，就不得不以自己的意志管理貿易，並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地區秩序。在當時大陸政權管理海上貿易及其從業人員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東亞海域，這是唯一的選擇。 1616年，歐洲船隻的停泊港被規定為平戶和長崎。
1635年，華商船隻的停泊港被限制在長崎。這些海外貿易管理政策的最終目標是禁止日本人和日本船隻前往海外、來航的外國船隻僅限於荷蘭船隻和中國船隻、外國船隻的停泊港僅限於長崎，也就是所謂的“鎖國”政策。毫無疏漏地管理海上貿易正是德川政權樹立權威的上策。
禁止天主教
遵從歐洲天主教文化圈的安排，耶穌會在和葡萄牙國王的傳教保護權保持表裡如一的關係的同時，大力推動在日本的傳教，但其中也包含了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的矛盾。那就是，只要日本不成為葡萄牙領地，那麼讓日本人改變信仰的事業就無法完成。例如，如果日本人改變信仰的工作不斷取得進展，日本人信徒逐漸增加的話，就必須要在日本某地設置天主教主教職位。從傳教保護權這一角度來考慮的話，有權選擇主教並向羅馬教皇推薦的是葡萄牙國王。
此外，準備修建主教教堂的土地以及修建教堂的也是葡萄牙國王。這當中反映不了日本人的意見和要求，日本也就成了葡萄牙的一部分。即便如此，另一方面，更現實的問題是，就算葡萄牙國王非常關心在日本的天主教傳教活動，但兩國之間在地理上遠隔重洋，葡萄牙國王是難以派遣大軍征服日本並獲得土地的。 在這一背景下，耶穌會成員應該是內心充滿矛盾地在日本傳教。 他們對這一事情的本質有多大程度的瞭解我們不得而知，但對於必然和葡萄牙國王的領土佔領發生關聯的耶穌會的傳教活動，日本的統治者無疑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威脅。
1587年，豐臣秀吉從耶穌會手中收回長崎並對其進行直轄管理，同時首次發佈驅逐傳教士的命令。導致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耶穌會準教區負責人卡斯帕·科埃略在博多當面拜訪豐臣秀吉時，試圖以武裝船隊司令官的姿態施加壓力。這雖然是科埃略的無心之舉，但卻讓之前隱約覺得天主教傳教活動帶有危險性的豐臣秀吉切身體會到了這一危險。在確信無疑之後，
豐臣秀吉採取了上述強硬政策。 除此之外，讓日本統治者認為天主教危險的確切原因還有很多。例如，統一後的幕府政權採取的基本政策是“王法為本”，即世俗權力優先於宗教權力。此外，當時日本的社會秩序是以“神國”意識為基礎的，而天主教教義與此完全不相容；佔日本總人口3%到4%的日本天主教教徒瘋狂的反社會的行為；荷蘭人和英國人告誡日本，稱天主教傳教和葡萄牙、西班牙的領土野心之間有莫大關係；等等。另外，也有學者指出，天主教教徒以外的普通日本人大多信仰被稱為“日本宗”的宗教。由於他們所重視的“天道”與天主教教義互不相容，大部分人都支持統治者的政策。上述原因疊加在一起，使得幕府開始驅逐傳教士，禁止天主教的傳播。當統治者看到不斷有傳教士乘坐從東南亞來的船隻試圖潛入日本時，甚至廢除了朱印船制度。
當然，這也是因為有了其他的代替進口海外商品的方法，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川幕府是下了很大決心來禁止天主教的。 誕生禁止天主教的不單是日本的統治者。儘管事態的表現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取代明朝的清朝、朝鮮，還有越南也採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在17世紀到18世紀的東亞海域周邊各國，禁止天主教成了一種共同的政策。支撐東亞地區政權的理念和社會秩序，與天主教教義和以傳教為前提的天主教教會的世界觀之間的深深隔閡難以調和。對於東亞海域的政權而言，天主教傳教士的存在是一種極大的威脅。
結語
”鎖國“政策讓日本的基督徒銳減，並且維持了國內的統治和安定，為日本民族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而且大大降低了日本成為殖民地的可能。
參考文獻：
《日本歷史》
《日本國家概況》
《日本鎖國新論》
閱讀更多 阿離講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