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才智與品德兼備，以德治國的模範皇帝的功過得失

前提：

康熙皇帝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卓著功績的封建專制帝王。在既定的封建制度框架內就其作為專制君主的才智和品德風範而論，康熙帝可以算作封建君主中的大作為者。

尤其是他在治國中處處滲透著仁政思想，使他成為帝王中的模範標杆。

用人與治世, 這是歷代統治者的必修課程 。可是從古至今, 這一門“功課” 仍然不能說已被世人讀透。回溯 300 年前清康熙帝選人用人的故事, 對於我們今天的選人用人仍有很深啟示。

重視人才的作用

康熙皇帝8歲繼位,接手父親留下的亂攤子。宮內鰲拜專權, 宮外藩王割據, 新疆、黑龍江又有沙俄不斷騷擾。

康熙在位61年, 前30年戰事不斷。也許正因為如此, 他更加重視人才的作用 。

從15歲開始，他內擒鰲拜, 外削諸藩, 遠抗沙俄, 又收復臺灣。很大程度上與他選人用人有直接關係。康熙十八年(1679年), 正是“削藩” 戰事最吃緊的時候, 清軍與西南最大藩王吳三桂打得難解難分。

但也就是在這年3月, 康熙在北京毅然主持了全國大考 。這次考試, 有各省舉薦的 154 名考生應試, 結果取一等 20 名, 二等 30 名考生入翰林。

對於人才的重要, 用人與治世的關係, 康熙深有感觸地說:“治國家者必有治人, 不患無法治耳 。”

調動基層官員的積極性

地方基層官員只要真有本事, 做出成績, 一經核實, 康熙皇帝就會真的及時起用。

極大地調動了基層低層官員的積極性, 使他們能忠心耿耿地為朝廷效忠。富庶的江南, 不僅是魚米之鄉, 並且織造業、運輸業 、商業都很發達, 因此江寧知府的位置, 歷來被看作是個肥缺。即使是京官外放, 若被皇上點了江寧知府, 那也是樂顛顛兒地赴任。

所以, 江寧知府也就常犯貪汙腐敗的錯誤, 撤換頻繁。

可是至康熙年間, 從民間流傳到州府文書, 都說江寧知府于成龍是個難得的清官, 把江寧治理得政通人和。康熙皇帝聽說後龍心大悅, 便在一次南巡私訪中細心考察。江寧州府百姓果然十分擁戴于成龍, 都說他是個清正廉潔的好官。康熙便親賞于成龍手卷一軸, 並很快提升于成龍為安徽按察使, 給地方官樹立了一個直觀的榜樣。

于成龍畢竟是個知府, 因此受皇上欽點提升還算是有可能的事情。而一個七品“芝麻官”居然也能被皇上欽點, 則不能不說康熙皇帝是敢於或善於用才了。直隸固安縣令楊某, 居官清正並頗有才氣, 因此他不懼權貴, 秉性清高耿直。也正是因為如此, 楊某與同僚乃至上司關係難睦, 多有摩擦, 並且也多有“小彙報”或是誣告奏到直隸甚至朝廷。兩樣的信息都傳到康熙耳裡, 他便在出巡時去固安民間查訪,結果固安百姓一致稱讚楊知縣清正愛民。

康熙爺便力排眾議, 仍令楊某為固安縣令, 並且領取知州俸祿, 時間不長又提拔其為光祿寺少卿。此舉, 不僅否定和壓制了那些不幹事、 沒本事的懶官庸官和誣告之詞, 並且讓全國基層官員看到了靠政績升遷的希望。

嚴格管理人才

康熙愛才用才, 他更是一個嚴格甚至嚴厲的皇帝。尤其是在抑制朋黨、 懲辦貪官汙吏方面, 下手是極狠。

因此, 康熙年間不但少有“一任清知府, 十萬雪花銀” 的現象, 並且還訂立了一整套較為嚴密的考核制度, 對朝內外各級官員嚴加管理, 防止腐敗渙散 、促其勤政廉政 。

為革除陋習, 治理渙散, 康熙嚴令“各督撫提鎮, 通行所屬官員, 嚴加申飭, 力圖振刷, 恪勤職守” 。針對辦事拖拉制定“違限處分例”, 規定衙門議覆本章時限, 地方督撫對皇帝交辦事項, 須於規定時限內回覆, 違限按年月處分。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 康熙皇帝制訂的制度尤為詳細。

對於考核內容, 考核時間, 考核方式, 考核後兌現升降獎懲, 都做了明確具體的規定, 以其“刷新吏治”, 使“海內晏然” 。

直至今日, 英國、日本、東南亞乃至我國的以“德 、能 、勤 、績”為內容的公務員考核方式, 仍帶有明顯的前清官員考核制度的痕跡。

康熙時期規定, 無論是京官 、外官, 一律實行三年一次的定期考核制度 。對於被考核的各級官吏, 上級主管衙門根據考語奏明朝廷決定被考核官員的升降去留。

康熙皇帝所生活的時代是封建社會後期，他所代表的階級是沒落、反動的地主階級，他所出身的民族在當時又是帶有較多落後習俗的滿族，兼以其他個人原因，他的一些思想、政策和行動也對社會發展產生過一些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甚至反動作用。

鎮壓人民反抗

由於康熙皇帝出身滿族，政治上集中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因而在處理民族關係和階級關係時，堅持雙重壓迫。

為了統治的需要，康熙在全國各地駐紮重兵，在地方推行保甲法，責成地主、窯主、廠主對所屬佃戶、傭工嚴加管束，限制漢族人民和少數民族人民的互相往來，並制定了保護滿族貴族特權，滿足地主階級窮奢極欲糜爛生活，適合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大清律。

使得勞動人民處於無窮無盡的煩惱和痛楚之中，從而也削弱了自己的統治。

就民族關係而言，儘管他反覆聲稱滿漢一體，不分畛域，但整個康熙年間，滿族始終居於統治地位。

康熙雖然早已採取團結漢族官員和地主階級的政策，但內心對漢人仍懷有戒心，說漢人不如滿人、蒙古人齊心，

對於清朝入關後推行的一些民族壓迫政策，如圈地、逃人法、投充等，他雖然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但並未從根本上加以否定。至於最為漢族人民反對的剃髮、易衣冠，則更是頑固堅持。

在處理階級關係時，他的確曾以封建國家代表者的身份採取 過一些措施緩和矛盾，但他的政治立場始終站在地主階級一邊， 因而對於人民的武裝反抗，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爆發的臺灣朱一貴起義，儘管他明明知道這是由於貪官汙吏橫徵暴斂激變所致，但仍然出動軍隊武裝鎮壓。這充分暴露了他暴戾兇殘的真實面目和反動本性，也對社會發展和進步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為了掩蓋“盛世之瑕”，造成依然“歌舞昇平”的假象，康熙論功行賞，賞賜鎮壓有功的軍官，並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每歲巡視臺灣，察看民間疾苦，並定為制度。

儘管如此，也無法掩飾在清朝封建專制的社會里，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得血淋淋的事實。

重本抑末

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康熙大力推行獎勵墾荒、減免賦 稅、興修水利等措施，這一點值得肯定，但真正獲得實惠的是地主階級而不是勞動人民。

在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的情況下，封建貴族、官僚、地主對人民的壓迫也隨之加強，他們的生活更加奢侈腐化，而廣大貧苦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仍舊處於生活艱難困苦的境地。康熙也推行了一些有利於手工業、商業發展的政策，但是這種手工業和商業主要是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康熙沒有改變傳統的“重本抑末”政策，重視農業和家庭手工業，輕視獨立手工業和商業，對規模大的工礦業加以限制。比如為解決銅貴銀賤問題，康熙曾向天下士子徵詢良策。當雲南總督蔡毓榮提出開礦是“理財兼弭盜一法”後，立即批准實施。並採取了一系列“任民採取”，與民同利的礦業政策，調動了商民投資礦業的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礦冶業的發展。

不僅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對這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但當十幾萬的礦徒聚在一處，“易聚難散”的說法不脛而走時，為了“不生事端”，加上鑑於明末礦徒造反的教訓，康熙動搖了，向禁礦倒退。

執行這一政策的後果，不僅在一定時期內影響了礦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產生和發展，而且一度造成礦業生產的衰落。

這方面與彼得大帝的區別特別明顯。康熙的政策，加速了封建的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卻沒有像彼得大帝那樣，跳出封建經濟的圈子，去為發展近代工商業作出努力。康熙經濟政策加強的是封建經濟，並不是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創造條件。

康熙是封建皇帝，一切從封建利益出發，不能從根本上衝破封建藩籬的束縛，只能在封建秩序允許的範圍內採取措施，進行改良。康熙不及同時期的彼得大帝，主要在對新興資本主義的態度上。

康熙一朝在經濟、文化、科學等方面雖然有可觀的成績，卻始終沒有使中國越過封建國家雷池一步，始終沒有表現出某種使中國跳出落後狀態的獨特嘗試。

並且從那以後，舊中國與舊俄國在近代工業和科學水平上，在將近兩個世紀裡一直保持相當距離。

強化思想統治

西漢中期，漢武帝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接受大臣董仲舒的 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逐漸被封建統治階級確定為正統思想。宋朝以後，由於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運動，封建社會進入了自己的後期階段。

這時，作為儒家學說的變種，強調“存天理”、“滅人慾”的程朱理學代之而興。該學說因具有使廣大勞動人民俯首帖耳，永遠做封建統治者的順民這一作用而頗受封建統治者的賞識，立即奉為正統思想，歷經南宋、元、明，統治思想界達三四百年。由於學術的不斷髮展，兼之人民反抗鬥爭的衝擊，明朝中葉以後，程朱理學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遭到人們的普遍唾棄。爾後明清鼎革，程朱理學又失去政權支持，更加沒落。而其他各家思想卻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一時間思想界出現了頗為活躍的局面。

康熙皇帝由於受漢族影響也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加之尊重這 種傳統觀念有利於籠絡漢人，維護清王朝統治。康熙皇帝從鞏固統治的立場出發，對思想界活躍的局面不是予以支持，而是重新提倡並大力表彰程朱理學，從而使一度頗為活躍的思想界再度沉寂下來。

同時，他本人也受這種思想的支配。雖然他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以實心求實政”的求實思想，但他在全國範圍內維護著儒家思想的統治，其中的最突出表現就是大興文字獄。

康熙五十年（1711年）發生了“《南山集》獄案”。當時， 戴名世著的《南山集》中提到了南明的事蹟，並引用了記有桂王年號的方孝標《滇黔紀聞》中的話，直接觸及了清朝的統治。康熙不允許有人敢於對清朝皇權提出非議，令刑部會同九卿嚴處。牽連被捕的總計有三百人之多，方、戴兩家的親戚故友紛紛被捕拿抵京。

儘管玄燁標榜寬厚仁愛，還是將方孝標戮屍，戴名世處決，不過將戴的凌遲“從寬”改為斬首。方、戴兩家的族人，一律不準逗留京城，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女均被髮往黑龍江地區，配與八旗人家充當包衣（奴隸）。

文字獄到雍正、乾隆時更加厲害，成為清代統治者迫害持有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的藉口。除此之外，康熙也禁止、銷燬過一部分不利於鞏固清朝統治的書籍。這種做法嚴重地桎梏了人民的思想，使人們繼續在這種沒落思想禁錮下，沒有絲毫思想自由，阻礙了當時社會的進步，對此後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也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著從寬免

在歷代帝王中，康熙皇帝以寬仁而著名。康熙前期，康熙皇帝以表彰清官為主，興廉懲貪，吏治相對清明。

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不斷增長，使大量賑濟、蠲免得以實施，一定時期內某些地區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至康熙後期，貪汙大案接連發生，吏治日益寬弛。生產雖有發展，人民生活依然困苦。康熙默認了州縣官取一分火耗，清官非一物不受，大臣收屏風等物，是面對貪汙、賄賂之風的一種退讓。對高級官吏雖重點考察，但處分並不很重，有些竟予寬容了事。

對指責貪官的清官，反而認為是“生事”、“殘酷”、“過刻”。康熙皇帝這種概以寬容為懷的做法，不但對於澄清吏治無益，反而使得吏治迅速腐敗。

據康熙皇帝自稱，他之所以崇尚寬容，是充分吸取了歷史教訓後總結出來的一條經驗。他說：“古之帝王以寬得之多矣，未聞以寬失也”。

顯然，這是不合史實的偏頗之見。正是這些偏頗之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治績，對於社會發展也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影響。

在康熙皇帝的晚年，朋黨之風盛行。內外諸臣各樹朋黨，互相傾軋。主要有明珠（吏部尚書）之黨、徐乾學（刑部尚書）之黨、索額圖（禮部侍郎）之黨。

勇略將軍趙良棟向康熙言及明珠等人朋黨之事，康熙責其器量狹小，在不得已時也只是薄責幾句，迫於諫官的直言明珠之黨才有所收斂。明珠貪汙事發，康熙也只是革職了事。督察御史許三禮多次彈劾徐乾學考試舞弊，納賄置產，康熙也總是袒護。不唯朝臣有黨，諸王亦內結親貴，外招門客，各樹黨羽，以謀奪位。在皇帝周圍的大臣結黨營私，是君主專制制度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現象，但康熙對兩個集團採取袒護包庇的做法，則是他一生治績的一大缺陷。

康熙時期的朋黨之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權，成為康熙晚期政治混亂的主要原因，使得已經腐敗的吏治進一步廢弛。

思想保守

康熙皇帝早年在日講諸臣的指導下，發憤學習儒家經典和各種歷史著作。通過學習，康熙皇帝頗為全面系統地掌握了傳統治國理論，在治績上也大大超出了他的同行前輩，

在他早年，主要表現為盲目摹古仿漢。凡是見之於儒家經典以及漢族王朝曾經實施者，只要有可能，不管是否有用，也不管自己是否理解，概加效法。

清入關後在科舉考試上禁止八股取士，在習俗上禁止婦女纏足，無需丁憂守制，這本是對漢族不良文風、習俗的革除。但因受到漢族知識分子和官僚地主的反對，康熙作了無原則的遷就和妥協，重新提倡八股文，允許婦女纏足，結果不僅漢族婦女遭受摧殘，滿族婦女也仿效之。

滿族以前不限制寡婦改嫁。康熙朝學習漢族習慣，也提倡寡婦不再改嫁，使戰爭中死亡官兵丟下的家屬苦不堪言。清朝舊制，死人進行火化。順治帝生天花而死，屍體火化後埋葬。但受漢人影響，到康熙朝逐漸改變了火化的好習俗，恢復土葬。這種邯鄲學步式的學習方法不但使得一些落後的制度和習俗長期未予革除， 而且丟掉了滿族原來的一部分好習俗，好制度。

到了晚年，康熙又一變盲目摹古仿漢而為因循保守，在政事處理中，明明發現一些問題亟待改革，卻以事無先例而不予辦理。即如耗羨徵收，地方弊端甚多，而康熙皇帝卻以此前各朝皆無明文規定而聽之任之。

公開建儲，在實踐中，他也感到問題嚴重並有秘密建儲之念，但卻格於前無先例，推來推去，遲遲不加改定，以致留下嚴重的後遺症。

雖然就總體來看，這些並不是他思想的主要方向，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倒退，對於康熙朝政治的發展， 這些思想也確實發生過一些不利影響。

教子有缺陷

康熙對皇子教育自幼年抓起，慎選教師，並親自教誨督促， 嚴格要求。教育內容很全面，尤其注重教以治道。康熙寄希望於子孫，要把他們培養成自己事業的優秀繼承人。

正因如此，康熙諸子，能文能武，多為奇英之才

皇子們的老師每天異常辛苦，無論寒暑都得站著為皇子授課，特別是那些年邁的老師，支持不住時，有的竟然昏倒在地。皇子們很少讓老師坐下，眼睜睜看著這些年邁的老師力不從心地站在那裡“斜立昏盹”。老師們不僅得不到學生的尊重， 動輒還要在自己的學生指揮下，忍受杖笞之痛，對於這些博學宿儒，這無異於當眾羞辱，師長尊嚴蕩然無存。而這些皇子們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他們將老師視為奴僕，沒有尊師的觀念，也不會真正的對父兄長輩懷有孝心，這不能不說是康熙教子的一大失敗。

所以日後，皇太子胤礽對病中清瘦、憔悴的父皇甚為冷漠， 毫不關心，“絕無忠愛君父之念”，還當著康熙的面對老師拳打腳踢。

康熙貴妃王氏所生的皇十八子因病而亡，康熙非常悲痛， 可是皇太子胤礽卻顯出對其親兄弟“毫無友愛之意”，康熙對此深加指責，胤礽竟“忿然發怒”。 康熙於是對其大為不滿，決定廢棄太子。眾皇子在太子被廢后，欲置自己的手足（即太子）於死地，皇長子胤褆甚至向康熙進奏說：“胤礽所行卑汙，失人心。術士張明德嘗相胤禩必大貴。如誅胤礽，不必出皇父手。”康熙聽了“為之驚異”。

他們不顧父親的身體虛弱和苦口婆心，激烈爭奪諸位，如此種種固然是由於至高無上權力的誘惑，但康熙的不當言行給皇子們造成的不良影響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缺陷，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禁海

康熙擔心“海寇”與西方殖民者相勾結，鑄成大患，危害清王朝統治，加之漢人由於開海而流向海外，可能與海外漢人聯合起來推翻大清王朝，因此開始禁海，併為他的子孫留下了不開明的“樣板”。

康熙的禁海政策，對暫時防止“海寇”氾濫，以及“海寇” 與西方殖民勢力勾結，鞏固清朝統治有一定意義。

但對我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卻十分有害，從長遠的意義上考察，它是落後的、保守的政策。雖然它並未中斷對外貿易，但卻使中外貿易受到很大限制。中國商人和漁民已不能自由外出；外國商人雖然能自由來華，但也不能與中國商民自由接觸，而是在嚴密監視下，由洋行等中間機構代辦。並且，出口的商品也有嚴格的限制，除禁止硝磺、軍器、火藥、鋼鐵、糧食、馬匹、書籍出口之外，後來生絲也被列入禁項。

因此，禁海對我國東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及沿海人民的生活都產生一定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實行禁海政策，並非康熙首創。但清政府後來的閉關自守政策卻與康熙這一次禁海政策一脈相承。

清代限制與禁止海外貿易，限制與禁止中國人出洋經商或從事其他事業以及居住國內外的自由，限制與禁止外國人與中國人交往。這些， 在康熙的禁海令中已開其端。閉關自守政策是落後的封建經濟的產物，是對比封建主義進步得多的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關門，把自己禁錮在小天地裡，孤立於新興的資本主義世界之外。

總之，禁海政策，是康熙在歷史上的倒退，表明康熙晚年不夠大膽有為，思想趨於保守。

【簡短的結語】

康熙皇帝是一個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傑出帝王。

但是在他統治時期，當時的西方世界已開始步入資本主義文明，中國也已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康熙帝在歷史馳道上本來有可能看得更廣些，走得更遠些，他的視野卻沒能突破封建主義的藩籬，為資本主義關係的增長創造條件，開闢道路，以給封建國家注入新生產關係的生機和活力。

圍繞封建剝削制度和貴族專政制度的狹陋的階級利益和民族偏見，主奴式的君臣關係，灌瀆式的思想教養，都大大限制了他的步伐。

【參考文獻】：《清史稿》、《康熙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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