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鑑 ——《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著讀後感

十九世紀的中國處在了一個特殊的時期，從前的世界，可以一分為二的表示為東方的亞洲和西方的歐美，而二者的聯繫往來實屬時有時無，可有可無。在東方，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以優越的地位享受著八方朝拜，偶爾與周邊的國家或者民族有些許摩擦，但領袖地位是無法撼動的。而到了十九世紀，屬於中國人真正的麻煩來了，西方世界的破門，給了當時的中國沉重的一擊。然而亂世出英雄，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挽救民族於水火之中。前赴後繼、推陳出新，拯救了當下也留給後人無限的思考。

本書的作者蔣廷黻是“書生從政”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他的歷史觀也受到了他政治思維的影響。他與梁啟超是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利用假期和講學的機會去到當時中國各地參觀訪問，考察研究。正是這些經歷讓他體悟到先進與落後的差距，現實與歷史的矛盾。這本《中國近代史》寫於1938年這個民族危急存亡的年代。全書從鴉片戰爭寫到抗日戰爭前夕，以思辨的風格向讀者展現了近百年的歷史。蔣廷黻在本書前面部分的《總論》中寫道：“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正是由著這種“以史為鑑”的思想，蔣廷黻在此書中從四個大方面傳達了他觀念與辦法。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分為七個小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英國人作鴉片買賣；東西對打；民族喪失二十年光陰；不平等條約開始；剿夷派又抬頭；剿夷派崩潰），主要討論了道光、咸豐年間來自外來的禍患。以鴉片戰爭為背景，講述了當時清王朝遭遇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入侵，尤其是鴉片的問題，“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論，那次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而在兩次的鴉片戰爭中大部分的國人卻不思進取、目光短淺，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中國的落伍，直到道光咸豐末年因英法聯軍攻打北京，才有少部分人覺悟，就這樣中華民族白白喪失了二十幾年的光陰。即使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還是缺少了高度的改革，繼而開始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剿夷派雖興起，但因局勢以及各種不可抗力最終還是面臨崩潰瓦解。

第二章——洪秀全與曾國藩分為四個小節（舊社會走循環套；洪秀全企圖建新朝；曾國藩刷新舊社會；洪秀全失敗），主要研究了道鹹年間中國的內政。十九世紀的中國不論是社會、政治還是經濟都已經腐朽不堪，新文化的強行接受和舊政的振興使得當時的中國面臨巨大的難關。由於當時的社會條件，便出現了太平天國運動這個產物，在洪秀全的領導下強烈地衝擊了清王朝。而此時曾國藩領導的湘軍，以中國的舊禮教作為軍隊的精神基礎，並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加強軍隊的團結力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到了後期，洪秀全的心思卻偏移到了建設新朝代上，起了內訌後，整個隊伍也算是苟延殘喘了。曾國藩則是革新與守舊同時舉行，對中國的近代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三章——自強及其失敗分為五個小節（內外合作以求自強；步步向前進；前進遇著阻礙；士大夫輕舉妄動；中日初次決戰），當時的中國在恭親王及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時代人物的帶領下吸取教訓並開起了自強運動，從咸豐十一年到光緒十四年間增強國防、大力發展輕重工業、拓展交通、開設學堂等等。這個運動也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來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的方案。但即使路線走的不錯，卻不能因此救國救民，蔣廷黻認為其原因在於他們自身的不徹底以及時代不允許他們徹底，“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擎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復興分為七個小節（李鴻章引狼入室；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頑固勢力總動員；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軍閥割據十五年；貫徹總理的遺教），甲午戰爭以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的第二個方案；拳匪運動則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但其內容是反對西洋化和近代化，這完全與前兩個方案相反，最終的失敗也是必然。由於自強、變法、反動接二連三地失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作為第四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也終於在歷史舞臺上脫穎而出並站穩腳跟。成為了我國民族唯一復興的路徑。

蔣廷黻從總論開始就著眼於中西文化的對比，列舉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復興富強的例子，突出表明十九世紀的中國需要近代化發展的必要性。並由此出發，按照時間順序將整體分成了二十二小節，向讀者展示了四個當時中國救國救民的方案。這本《中國近代史》篇幅不大，卻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給予讀者廣闊的思考空間。蔣廷黻有著對中西近代史學的深入瞭解，他明確點出了未開發國家雖然易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但是與此同時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源來開發自身，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正是因為作者有著透徹的歷史研究以及強烈的愛國熱忱，由此再深入地分析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吸取近代史的教訓，以史為鑑，才帶給讀者更高境界的精神啟迪，為後世引導良性的發展。

十九世紀的中國民眾大部分是麻木、守舊、迷信的。要改變這種大面積的民族惰性，需要經歷從物質到精神層面的徹底改革更新。動亂的年代雖已遠去，留下的教訓卻應銘記於心。落後就要捱打，優勝劣汰的法則自然也受用於國家民族的發展命運，閉關鎖國、停滯不前的發展也會被世界淘汰，被欺負，被侵略。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身為新時代的青年，理應居安思危、以史為鑑，豐富自己的知識並有更深遠的思考，不要重蹈覆轍。把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放在心上，為當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