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俏彬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副部長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這是疫情之後開第一次現場會，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今天，我發言的題目是《從“短期救助”到中長期恢復”的財政政策選擇》。
新冠疫情是我們2020年最大的黑天鵝，正在全世界蔓延，對全世界、中國經濟的衝擊前所未有。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認為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全球經濟衰退。但這個預測很多人認為還是偏樂觀了一點，說明情況確實很嚴重。
為了拯救經濟社會，各國緊急出臺了大規模的財政救助計劃。對近我對這些國家出臺的財政刺激政策進行了梳理，特別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國家。總的看，各國用於財政救助的金額的確非常大，美國是2.36萬億美元，日本108.2億日元。按2019年佔GDP規模來算，德國和日本都佔到2019年GDP 20%，美國大概在10%左右，其他國家比如澳大利亞佔的比例也挺高的。總的來講規模很大，有人說這是二戰以來或者有史以來該國最大的財政救助計劃。
除了政策規模比較大，還使用了“所有合適的政策工具”，或者說常規政策工具或非常規政策工具，能想到的都進行了使用。除了貨幣政策一再打破常規之外，財政政策這次也被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而且多國央行承諾為政府提供無上限的流動性。很多人在討論國外大規模財政救助時，看到的是政府花了多少錢，很少有人問政府這些錢從哪裡來。實際這些錢主要來源於中央銀行開閘放水，所謂無上限流動性相當於拆除了財政與中央銀行之間的防火牆。這在我們國家的老一輩學人記憶中是非常大的禁忌，也是現在對我國的一個非常大的考驗。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除了大家觀察到的“直升機撒錢”，各國也大量使用了財政和金融之間的工具，包括定向貸款、政府擔保、財政貼息以及設立SPV等等。
各國窮盡心力，甚至不惜冒著巨大風險實施財政救助，其意圖是什麼呢？我們必須努力要讀懂這些政策背後的意圖與出發點，才能對我國自己的政策選擇有幫助。
經分析，我認為大多數國家對於新冠疫情的定型是一次巨型的自然災害，一個遲早會過去的短期衝擊。在這樣的情況下，政策的出發點就是為經濟社會製造出一個保護墊和緩衝區，以防止經濟體系分崩離析，防止社會動盪並尋求最快恢復。這相當於面對巨大沖擊時，像母親保護孩子一樣形成保護墊，一旦疫情過去之後，整個體系可以快速恢復。這是各個國家在出臺大規模財政救助政策的基本初衷。“短期”和“保護”，是理解各國財政救助政策的兩個關鍵詞。
但政策效果會怎麼樣？這高度依賴於疫情持續的時間，比如開動“直升機撒錢”，央行印鈔機嘩嘩地印鈔，一定是隻能在短時間這麼做，不可能長時間，甚至稍長都不行，所以很多國家都急急忙忙地復工復產。另外，在大規模刺激政策之後，一定會形成鉅額債務，這會大大增加後期經濟體系的脆弱性。所以在羨慕其他國家出臺慷慨救助政策的同時，還要知道它背後深層次的意圖、代價和相關政策後遺症。在這個基礎上再討論我們的政策。
疫情對中國的衝擊我們做過一個圖，就是將有五波衝擊。當時做這個圖時疫情還沒有在全球蔓延，但即使現在全球蔓延了，也在這個圖的第四波和第五波，這當中既涉及到對供給的衝擊，對需求的衝擊，既有從國內到國外，也有從國外到國內；既有從服務到製造業，也有從製造業再到服務業這樣一個全面的衝擊……現在仍然還在過程當中。
疫情重創我國經濟。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長負6.8%，是1976年的第一次負增長，也是改革開放將近40年以來第一次負增長。可以看到新冠對我國經濟衝擊非常嚴重的。疫情也重創我國財政，一季度財政收入下降14.3%，稅收下降16.4%，而且這次中央和地方一起下降。十幾種種稅收中，除了環保稅其他的稅收全部都是負增長，而且比例都相當得嚇人。但面對疫情，財政一直堅守職責，盡全力做好防疫方面的支持工作。從疫情一開始，財政就不停地出政策，不停地給各地加強防疫物資投入等等。大概算起來，相關減收增支已經超過1萬億元。
現在，我國最艱難的防疫時期已經過去了，整個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體系恢復沒有想象得那麼快，而且由於全球疫情的蔓延，外需處於崩塌狀態，反而加深了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那麼，政策上現在應該怎麼做？
中央政治局指出，要出臺一攬子政策。財政政策方面，有所謂“三箭齊發”之說：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專項債和發行特別國債。現在大家都在揣測規模有多大，很多人看到各國出臺大規模的財政救助政策時，也希望我們這三隻箭的力度更大一些。我們也等待有關方面什麼時候給出一個具體的數據，從現在的情況分析來看，這個數據應該不會小。
假設很不小的中國版財政救助政策出臺，政策在執行運作應當掌握什麼樣的要點？我個人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供需雙向發力。長期以來，我們習慣在供給方面多發力，需求方面發力不夠，希望這次在需求方面多一些發力。
第二，普惠性和針對性並重。救助的重點是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地區、行業、企業和困難群體，但同時也可以推出一批更具有普惠性質的中長期改革措施。
第三，短期需要和長期發展並重。
第四、不同階段，不同政策。我國和歐美國家相比，處於疫情不同發展階段，按世衛組織的說法，大多數歐美國家處於疫情第一階段“遏制”階段，政策目標是以保護為主，保護整個經濟體系和社會基本穩定，保護是它的主要目的。現在中國的疫情防控處於第二階段“放緩”，因此政策主要以中長期恢復為主，因此政策的力度、著力點和政策的手段都和保護階段有很大的不同。
第五、國情不同，政策重點不同。國外大量的企業都遇到了資金流的問題，所以財政救助政策當中，有相當一部分通過設置SPV來收購資產，給企業短期注入資金。但我們有龐大的國有企業，相當於經濟穩定之錨，所以我國也有直接購買企業資產的需要，但有龐大的國有企業做穩定器，這類需要不像西方國家那麼強烈。我們可重點集中在一些重點行業，重點區域以及民營企業、重點頭部企業等關鍵領域和環節上。
第六，要努力提高財政資金的槓桿效應，要“四兩撥千斤”。換句話說，即使通過“三隻箭”提高赤字、提高債務，還是要想辦法提高財政資金金融化使用的比例。
第七、強化救助政策與就業的關聯度。接受財政救助的企業要附加一些條件，比如不裁員。
第八，政策要留有餘地，多以“改革救市”。
總之，新冠疫情對全世界、全中國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機和考驗，在危機當中我們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但即使如此也要考量怎麼把事情做對做好，根據我們自己的疫情階段，自己的國情和後期的發展需要，共同來考慮財政政策設計。
以上是我彙報的主要內容，謝謝大家！
（此為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2020年第一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暨《負利率》新書發佈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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