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經濟下行時尤其如此。消費的重要性，源於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終點。市場經濟中，生產的東西賣得出去，是一切企業存在的前提。消費低迷，會逆向傳導至零售商、批發商、製造商、供應商，各行各業都會受損，業績下滑，失業增加，再次加劇消費低迷，形成惡性循環。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與抗疫工作同樣重要的就是穩經濟、穩就業，鑑於多數國家都是消費驅動型經濟體，穩經濟、穩就業的關鍵是穩消費。
從各國救市政策看，在央行降息放水拯救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同時，各國財政部門相繼出臺“直升機撒錢”政策，直接向中低收入群體發錢，以確保消費不滑坡。直接給錢簡單有效，但畢竟會加重財政負擔；相比之下，發揮市場力量，借消費金融之力促消費，更值得期待。
疫情之下，警惕消費貸款滑坡
長期以來，我國屬於典型的投資驅動型經濟體，經濟衰退時，大家更關注投資，以及與投資相關的企業貸款；但當前消費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對消費及拉動消費的消費貸款，應給予更多關注。
疫情之後，多地政府出臺了扶持中小企業政策大禮包，但很多市場調研顯示，企業最關心的還是訂單和銷售。沒有銷售，稅費減免是無本之木，貸款優惠也很難落地——銀行沒有膽量給營收下滑的企業發放貸款。同時，疫情的國際蔓延，讓大量的外貿型中小企業陷入困境，出口轉內銷，同樣需要藉助消費的力量。
穩消費的重中之重是穩就業，但僅僅穩就業還不夠。穩就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就業關係到消費者的收入預期和消費傾向，但從收入角度看，短期之內，消費貸款的影響並不亞於薪資收入——消費貸款既是一種可供消費的“收入”來源，更直接關係到很多高負債群體的現金流。
一般而言，經濟衰退會加劇金融機構慎貸情緒，產生順週期的收縮效應。具體來看，疫情之下，逾期率上升，金融機構擔心資產質量惡化主動降規模、提門檻；借款人對未來悲觀，借貸需求下降。而大數據模型強調實時風控，外部環境變差時，也會自動降低審批通過率。
種種因素下，若不進行積極干預，消費貸款會傾向於快速縮水。2020年2月末，金融機構家庭貸款餘額55.5萬億元，較2019年末微增2196億元；其中，短期貸款餘額13萬億元，縮水2.4萬億元。短期貸款，主要就是消費貸款。
消費貸款縮水會加劇借款人資金鍊緊張程度，導致更多的逾期，形成惡性循環，繼而對消費復甦構成威脅。具體機制可用經濟學家歐文·費雪的“債務—通縮”循環來解釋。
簡單來說，負債家庭收入下降，但還本付息壓力不變，這種情況下，只能大幅度地緊衣縮食。當負債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現在就是），借款人的緊衣縮食會在宏觀層面產生顯著影響，導致總需求萎縮，大量企業沒有訂單，破產倒閉，更多人失業，更多人緊衣縮食，產生惡性循環。
同時，高負債家庭也多是易失業的中低收入家庭。經濟衰退時，他們面臨降薪失業、信貸斷糧的雙重打擊，會加重問題的嚴重性。
站在經濟學視角，消費是收入和消費傾向的函數。一般來講，收入越高，消費越多，但消費不會隨著收入等比例提升。舉例來說，年收入10萬時，7萬用於消費，3萬拿去儲蓄；年收入100萬時，可能30萬用於消費，70萬拿去儲蓄。隨著收入的提高，消費佔比從70%降至30%，這就是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效應。
由於存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效應，收入下降時，相比中高收入群體，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所受影響更大。疫情之下，受影響最大的恰恰是低收入群體，這是各國政府第一時間“直升機撒錢”的重要原因，國內多個城市也積極發放消費券——只有穩住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才能確保宏觀層面消費不滑坡。
問題是，中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來源有兩個：工資收入和消費貸款。直升機撒錢只是對沖降薪失業影響，若不阻斷消費貸款滑坡，依舊於事無補。
阻斷“債務-通縮”循環
從我國居民負債結構看，2017年之前，個人貸款高增長主要是房貸驅動；2017年之後，房貸增速開始下行，消費貸接棒，成為居民槓桿率持續高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
粗略來看，房貸借款人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而消費貸則以中低收入群體為主。從人群結構看，2017年以後，中低收入群體已成為驅動居民槓桿率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
中低收入群體槓桿率的快速增長，部分用於消費，也有部分用於償還貸款。正常情況下，貸款消費和以貸還貸並不值得大力提倡，甚至需要加以控制；但疫情之下的特殊時期，阻斷消費貸款滑坡應成為監管政策的重中之重，潛在問題和負面影響等經濟趨穩後再說。
不妨拿美國次貸危機做例子。從微觀層面看2008年金融危機，沒能及時阻斷“債務-通縮”機制，被很多經濟學家視為危機升級的核心原因。
2001年之後，美國住房貸款大放水，很多低收入群體得以通過貸款買房上車，這部分貸款被稱為“次級貸款”。2004年起，美國進入加息週期，利率上升，於2006年刺破樓市泡沫，房價開始下跌，在“債務-通縮”機制下，次貸危機演變成金融危機（具體見《美國百年危機史：這一次，美聯儲也不靈了》）。
房價下跌讓一些房產變成負資產（房屋售價低於購房貸款未償還本金），貸款人不再還款，房屋被金融機構收回並通過拍賣公司拍賣。為追求快速回款，拍賣價格通常低於平均價格，而較低的拍賣價格又會拉低平均價格，加速房價下行，讓更多的房產變成負資產，更多的房子加入拍賣市場，此時，房價下跌的滾雪球效應產生了。
房價下跌會產生嚴重的財富縮水效應，在“債務-通縮”機制下，貸款購房家庭大幅降低消費支出，讓經濟深陷衰退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危機發生後，很多房貸家庭個人信用分受損，再貸款能力下降，現金流緊張，消費支出遲遲難以恢復。
數據顯示，直至2011年，美國每4套住房抵押貸款住房中仍有1套處於負資產狀態。家庭消費的持續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美聯儲的放水政策有效性。結果是，儘管美國股市於2009年初即恢復漲勢，但經濟復甦持續乏力，直至2015年底，美聯儲才敢放心地步入加息週期。
事後反思，美國一些經濟學家提出，08年金融危機期間若採取諸如“強制破產”“本金減記”政策降低債務負擔，同時暢通高負債家庭的再貸款機制，將大大加快美國經濟復甦進度。
“以人為鑑，可明得失”，就當前國內情況看，促消費需阻斷“債務-通縮”循環，扭轉消費貸款縮水趨勢應成為第一要務。
五大舉措，激活金融機構放貸積極性
疫情之後，監管機構普遍放鬆了監管要求，如提高小貸公司的槓桿率上限，加速批覆消費金融公司設立申請等。把韁繩放鬆，有助於創造一個寬鬆的放貸環境，但現在問題出在主觀層面——金融機構主觀上不願意放貸，借款人主觀上不願意借錢——單純靠放鬆監管，效果有限。
就好比疫情期間，很多國家取消防疫用品關稅，卻並不能有效解決防疫物資緊缺問題，因為瓶頸不出在關稅上。特殊時期，需要猛藥，試舉如下：
一是適當放寬利率定價權。36%的上限仍應堅守，但是否仍要對24%設限，不妨酌情考慮。在不確定的環境下，客群風險上升，適當放寬利率定價權，能有效激活貸款機構的放貸積極性。
二是發放“免息券”，精準促消費。財政部門可以發“消費券”，金融機構也可以發“免息券”。疫情之後，蘇寧任性付聯合十餘家銀行推出“24期免息分期活動”，用戶在蘇寧易購平臺購買手機、家電、3C、珠寶、箱包等商品，最高可享受24期免息分期優惠。金融機構出資金、零售企業出場景，精準促消費，效果很好，不妨全行業推廣。
三是釐清責任邊界，激活線下場景分期。疫情之下，線下場景歸零，教育分期、裝修分期、旅遊分期等線下分期也接近歸零；當前，線下消費場景開始復甦，但線下場景分期卻未同步復甦。
近年來，線下場景分期屢屢爆出場景方跑路問題（長租公寓、教培機構等），金融機構屢屢受牽連，對線下場景開始敬而遠之。其實問題關鍵就是責任邊界不清晰，金融機構承擔了不應承擔的責任，只要能明確責任邊界，讓金融機構無後顧之憂，就能重新激活線下場景分期的活力，為線下消費復甦貢獻力量。
四是放寬不良貸款口徑，鬆開金融機構手腳。2019年以來，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口徑全面收緊，從防控風險的角度看是好事；但當前環境下，過嚴的不良貸款口徑只會加劇金融機構順週期效應，加重金融機構慎貸情緒。
僅就消費金融來講，雖然借款人逾期率攀升，但主要是疫情短期衝擊所致，中長期看，勞動力緊缺的宏觀背景下，借款人不難找到工作、償還貸款，逾期轉化為真實損失的概率很低。此時放寬不良貸款口徑，既能激活金融機構放貸積極性，長期看又不會惡化真實損失，值得嘗試。
五是暢通金融機構資金獲取渠道，鼓勵銀行開倉放糧。穿透來看，銀行已成為各類消費貸款機構的主要資金方。疫情之下，危與機並存，多數機構選擇關上閘門、提高門檻；也有機構願意逆勢擴張、做大市場份額，但苦於無米下鍋，沒有錢。作為資金方，銀行或基於資產質量擔憂，或憂慮數據合規影響，普遍提高資金合作門檻，掐住了很多消費貸款機構的資金管道，這些機構恰恰是服務低收入客群的主力軍。
在此背景下，監管機構可出臺專門政策，鼓勵銀行與非銀行消費金融機構合作，對於一些含混不清或以訛傳訛的潛在合規風險，予以清晰解讀說明，解除銀行後顧之憂。
市場失靈與調控之手
危機之下激活金融機構放貸意願，一直是各國貨幣政策的難題。
如花旗集團前CEO查克·普林斯所說，“只要音樂奏響，你就必須起身跳舞”，金融機構放貸行為往往存在羊群效應——如果每家銀行都在放貸，那麼你的銀行也不得不放貸，否則你的市場份額會被搶了去；但是當音樂停歇，大家都停了下來，你也不得不停下來，否則你接手的就是各種不好的資產，成了其他抽貸者的接盤俠。
疫情之下，逾期率攀升，一些金融機構提高了放貸門檻，為避免成為接盤俠，於是，更多地金融機構不得不提高放貸門檻。在行業層面，就出現了個人短期貸款的快速縮水。從危機應對的角度看，市場是“失靈”的，需要有形的調控之手扭轉趨勢。
2019年末，我國居民槓桿率已升至55.8%，雖然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2018年末為72%），但過快的增速已積累不少問題，如特定群體的過度借貸、以貸還貸等。2019年下半年起，監管全面趨緊，大量不合資質的互聯網放貸機構退出行業，整改形勢一片大好，趨緊是對的。但是，新冠疫情出現後，宏觀形勢大變，消費金融的政策重心也應及時調整，前期趨緊的政策理應鬆一鬆。
當前放鬆監管，也並非沒有憂慮。比如，前期的嚴監管政策是否會功虧一簣？過度借貸的問題怎麼辦？居民槓桿率的快速上升怎麼辦？一方面，應著重進行結構性調整，以促消費為導向制定政策細則，有保有壓；另一方面，還是凱恩斯那句話，“長期看，我們都是要死的”。當一個人心臟病發作時，並不是向他說明應該少吃紅肉的最佳時間。
1、[美]阿蒂夫·邁恩，[美]阿米爾·蘇非，《房債：為什麼會出現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轍》，中信出版社，2015.
本文由“洪言微語”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薛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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