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閣是瀋陽故宮西路主要建築之一，始建於乾隆46年，文溯閣的建築彩繪以冷色調為主，層面琉璃瓦以黑色為主，輔以綠剪邊各條屋脊的玻璃構件採用海水流雲雕刻紋飾。亭正中置乾隆帝御製石碑一筒，碑文對興建文溯閣的意義及其命名的根據。走進文溯閣，我們就得從這塊石碑說起。
文溯閣
建造時間。文溯閣的營建時間，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開工，至翌年七、八月竣工，歷時一年多。《清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乙卯記：“諭：由內庫撥銀七萬兩，交榮柱等帶往盛京建蓋文溯閣應用。”據此可知，興建文溯閣之決定並具體規劃及預算在乾隆四十六年即已作出，四十七年起開始正式實行。又據嘉慶七年（1802）盛京總管內務府呈報的《乾隆三十三年起應入之案》中的記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內，於舊有宮殿西奉旨建立文溯閣一座”。這是正式開工的時間，其前應有拆挪原址舊房、平整場地、建造地基等準備事項。此項工程的竣工日期，在次年乾隆帝東巡至盛京之前。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文溯閣工程“辦理工程處”奏文稱：“奴才等恭查，建蓋文溯閣各座殿宇房屋工程俱已如式修竣。所有油飾彩畫顏料並木石、磚瓦、灰斤等項，以及各座匠役工價……共計實用過銀六萬九千六百二十八兩七錢一分七釐，已於內庫發銀七萬兩項下動用外，尚節省三百七十一兩二錢八分三釐，請交盛京內務府查收歸入正項。……文溯閣各座殿宇大小房屋現有一百六十餘間，系與宮殿相聯，最為緊要，必須責成專員管理，方昭慎重。奴才即於內務府佐領內揀派一員，帶領能事官四員專司文溯閣一切事宜。”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辛卯，發聖諭：“文淵、文源、文津、三閣四庫全書。前已派員逐分校閱，將錯誤處所詳晰籤改。至文溯閣全書一分，現在應往盛京。原勘之陸錫熊等業已差滿，俟到齊即行前往校辦，其薈要二分，尚未重加校正。著派懋勤殿翰林、會同紀昀、悉心勘校。以期並臻完善。”
樣式。文溯閣仿照寧波範氏藏書樓“天一閣”之制而建，外觀為兩層，硬山式，面闊5間，加西側樓梯間為6間，進深3間。黑琉璃瓦、輔以綠剪邊，黑色屬北方玄武，壬葵水，含避火之意。除屋脊用吻獸外，各垂脊僅用雕刻海水雲裝飾，寓水從天降，以水滅火之意。閣下層前後均出簷廊，額枋繪畫“河馬負圖”、“翰墨冊卷”等蘇式彩畫圖案，使用的是蘭、綠、白等“冷調”色彩，上以白色書卷，藍色封套為圖案，又間繪河馬負圖，喻“河出書，洛出圖”，表明中國圖書淵源流長。內外廊柱都用綠色油飾。前簷兩側山牆各有卷門，其上懸砌綠琉璃垂花門罩，門下各有四級踏跺。閣內則為3層式建築。在閣內上下兩層中間的東、北、西三面，另外加有一層迴廊式的格局，俗稱“仙樓”，其北面約佔2米多寬，東西兩側各佔1間之地，使閣內正中3間形成兩層高的敞廳。上層平面全部是藏書空間，書架沿軸線方向並列佈置。另外，在閣內下層靠北，又以隔扇分出近2米寬的過道，形成高低錯落前後掩映的多變佈局。文溯閣後面，有抄手殿廊連接著仰熙齋，齋後為九間房，其中有芍藥圃、梧桐院等。這是乾隆皇帝“東巡”時的讀書之所。縱觀整個西路格局，院落層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亂，花草樹木點綴其間，的確是讀書作畫的理想“仙界”。
故宮一大怪：門額卻懸掛在下層簷下。文溯閣門額形體碩大，高約七尺五寸、寬約五尺，比瀋陽故宮其他門額大出好幾倍，顯然與瀋陽故宮建築規制不符。文溯閣是單簷建築，其底層前後又增添了通廊廊廡和抱廈。於是，文溯閣又多出一個二層簷。如此結構的建築，門額理所當然地應該懸掛在頂層簷下。北京故宮文淵閣、杭州西湖文瀾閣，都是珍藏《四庫全書》的建築，這兩座書閣的樣式與瀋陽故宮文溯閣相同，它們的門額，都懸掛在頂層簷下。然而，文溯閣。如果從遠處觀看文溯閣，根本看不到門額。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春，乾隆皇帝委派北京總管內務府造辦處，將文溯閣“雲龍毗盧帽鬥匾”門額送到盛京，同時還一併送來一份安裝文溯閣門額的圖樣。按照安裝圖樣要求，文溯閣門額的確應該懸掛在頂層簷下。但是，北京的設計師在設計文溯閣門額時，違犯了一個嚴重錯誤：設計師誤以為北京文淵閣，與盛京文溯閣體量大小相同，便閉門造車，按照北京文淵閣體量製造了文溯閣門額。誰料想，北京文淵閣與盛京文溯閣體量相去甚遠，以致文溯閣門額送到盛京後，因為門額體量過大，文溯閣頂層簷下根本無法懸掛。
施工者安裝不上文溯閣門額，盛京內務府官員們也無計可施，只好報請當時的盛京將軍永瑋。永瑋來到施工現場視察後，也是一籌莫展。他思來想去，最後決定給北京總管內務府造辦處行文，請他們按照盛京內務府提供的圖形和尺寸，重新制造文溯閣門額。
北京總管內務府大臣、當朝一品和珅得知此事後，也焦急萬分、坐臥不寧。因為製造文溯閣門額失誤，他應該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更令和珅焦急的是，再過幾個月，乾隆皇帝就要赴盛京東巡祭祖。如果重新制作文溯閣門額，時間肯定來不及。百般無奈，和珅只好硬著頭皮，將此事奏請乾隆皇帝。
據《總管內務府檔》記載，和珅原以為乾隆皇帝會大發雷霆。然而，乾隆皇帝不僅並未“龍顏震怒”，還和顏悅色地下旨，讓和珅按照圓明園內文源閣門額的掛法處理。於是，按照乾隆皇帝口諭，和珅命有司將圓明園文源閣畫成圖樣，派人火速送往盛京，命盛京將軍永瑋，將門額懸掛在文溯閣下簷。從此，這塊巨匾就懸掛現在的位置上了。
御製文溯閣記
文溯閣之東建有一座方形碑亭，盔頂翹脊，四角為曲尺形紅牆，其間各有欄杆。亭正中置乾隆御製文石碑，正面文《文溯閣記》，背面文《宋孝宗論》，均滿、漢文合璧書刻，是對文溯閣的興建過程及命名的記載。
御製文溯閣形制。記青石質。碑首高120釐米，寬168釐米，厚73.5釐米。碑身高288釐米，寬137釐米，厚58釐米。碑座長173釐米，寬92.5釐米，高125釐米。豎式，首身分裂。碑首陽陰雕刻雲雷紋。額題陰刻篆書“御製”。碑陽碑陰邊框雕刻雲雷紋。
碑文。輯四庫之書，分四處以庋之。方以類聚，數以偶成。文淵、文源、文津，三閣之記早成，則此文溯閣之記亦不可再緩，因為之辭曰：
權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蘊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繼堯舜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為世。夫豈鉛槧簡編云乎哉？然文固不離乎鉛槧簡編以化世，此四庫之輯所由亟亟也。茲則首部告成，綱紀已定。與之暇以究其核，督之勤以防其忽。乙夜幾暇，亹披覽怪僻側豔，滌濯剗磢，犁然理明，裒然文顯，所餘三部，惟鈔胥之事，然而豕亥陶陰猶不可不讐校也。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範氏天一閣之為。亦既見於前記矣。若夫海、源也。眾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閭何洩。則仍運而為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竊源之徑而溯之。是則溯也津也。實亦迨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是，文之體用顧獨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溯澗求本之義。而予不忘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四庫全書》與文溯閣
《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獄”的背景下親自組織的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1772年開始，經十年編成。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該書共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編纂過程毀書則更多。“四庫”之名，是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四庫全書》入文溯閣。在盛京皇宮儲存寶物和書籍，是清朝時的成例。乾隆皇帝明確規定，凡內務府刻印之書，每一種均以一部或數部送至盛京收藏。其用意一是供皇帝祭祀儀典時所用，一是藉此提高盛京皇宮的地位，以示不忘祖宗之意。乾隆四十八年春，入藏盛京皇宮文溯閣的《四庫全書》先後共分五批陸續運抵盛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第一批《四庫全書》1000函和《古今圖書集成》576函由北京運抵盛京皇宮；一個月之後，第二批圖書由京運到，計《四庫全書》1491函；乾隆四十八年正月，第三批《四庫全書》1500函運到；二月，又運到第四批1500函；三月，運到第五批260函，另有空書匣364個；同年九月初，又由京送到《四庫全書總目》20函、《四庫全書簡明目錄》3函、《四庫全書考證》12函。至此，36000冊“文溯閣藏本”《四庫全書》已全部運送完畢，正式入藏文溯閣，並按經、史、子、集各部擺放在文溯閣的藏書架上。文溯閣內藏書架按建築結構分置於閣內3層，每個木架上標刻有“《四庫全書》×部第×架”，以利於查閱者能儘快找到所需書籍。閣之下層存放著《四庫全書》“經部”20架共960函及《四庫全書》之《總目》、《考證》和《簡明目錄》35函；閣之中層“仙樓”內存放《四庫全書》“史部”33架共1584函；閣之頂層存放《四庫全書》“子部”22架1584函、“集部”28架共2016函。除《四庫全書》而外，文溯閣下層還存放著《古今圖書集成》12架共576函書籍。
《四庫全書》系乾隆時期由內府督辦的精品寫本，圖書裝幀十分精美，每冊書函之外盛以特製的楠木書匣。全書所有卷冊皆為軟麵包背裝，各冊封面採用不同顏色絹料以區別內容之不同，其中“經部”採用綠色絹，“史部”採用紅色絹，“子部”採用青色絹，“集部”採用灰色絹，而《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考證》及《古今圖書集成》則採用黃色絹。《四庫全書》在內部裝幀和版式設計上也十分考究，全書用紙均採用潔白堅韌的開化榜紙，書頁的框界為硃色細欄，版心上欄題寫“欽定四庫全書”，頁中題有各冊具體書名，每種書卷之首冠以內容提要，每冊在首、尾二頁均鈐有“文溯閣寶”和“乾隆御覽之寶”璽印。全書雖有數萬冊之多，但各卷均以絹秀的工筆楷書細緻繕寫。
乾隆御製詩。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七十三歲高齡的乾隆第四次來到盛京，看這裡新建的宮殿和文溯閣中盈架而陳的《四庫全書》後不勝感慨，揮毫命筆，寫下了一首長詩：“老方四庫集全書，竟得功臣莫幸如。京國略欽淵已匯，陪都今次溯其初。源寧外此園近矣，津以問之莊繼者。搜秘探奇力資眾，折衷取要意廑予。唐函宋苑實應遜，荀勒劉歆名亦虛。東壁五星斯聚朗，西都七略彼空儲。以雲過洞在滋爾，敢日絡民合是欽。敬免天聰文館闢，必先敢懈有開餘。這首詩的墨跡至今仍高懸於文溯閣中。乾隆帝同時又御筆親題了兩部楹聯。北側的一幅是：“古今併入含茹萬象滄溟探大本，禮樂仰承基緒三江天漢導洪瀾”，中有橫額“聖海沿回”。南側的一幅是：“古鑑今以垂模敦化川流區脈絡，本紹聞為典學心傳道法驗權輿。”
兩次大規模的覆校。文溯閣《四庫全書》入藏後，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覆校。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五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莊翻閱文津閣《四庫全書》時發現錯訛，遂命將“內廷四閣”重校。五十五年（１７９０）三月，《四庫全書》總纂之一陸錫熊帶領總校和分校赴盛京，並將部分《四庫全書》底本直接帶入盛京，由陸錫熊“總司校籤，仍兼分閱，與詳校之劉權之、鄭際唐、關槐、潘曾起、翁方綱等，每人應分一千餘函，謹將各書逐段均派，按股鬮分，以專責成而均功力”。在覆校過程中，當地官員對書籍管理十分嚴格，校勘人員所校閱書籍，由盛京將軍指派專人“查照總裁官開列書名圖記清單，赴閣照單查出書籍，登記冊檔，用黃盤連匣盛貯，派官敬謹押役抬交收發所查收。校畢發回時，仍令照前敬謹押回”，查對明確後再“歸架銷檔”。此次覆校，歷經4個月之久，至七月方才校畢，“計閱過書六千七百餘函，此內點畫訛誤，隨閱改處，查出謄寫錯落、字句偏謬書計六十三部，漏寫書兩部，錯寫書三部，脫誤及應刪處太多應行另繕書三部，匣面錯刻、漏刻者五十七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紀昀帶人對文源、文淵二閣進行第二次覆校，又查出不少問題。陸錫熊等人見此情狀，擔心文溯閣《四庫全書》雖經覆校，恐難免有錯，便上奏請再赴盛京。經乾隆皇帝允准後，陸錫熊等於翌年正月即前往盛京。然而陸錫熊一到盛京，即“以病寒卒”。遂由禮部侍郎劉權之接替，開始了對文溯閣《四庫全書》的第二次覆校。劉權之將原應由陸錫熊校閱的1000餘函，與校勘人員認真複核，並“每人各付一冊檔，填寫姓名其籤改之處，並令詳載各書卷數及某頁某行，以便按籍抽核。”同時對照文源、文淵二閣的核閱清單，“隨時核對繕補”。奉天府丞亦表示對校勘人員“交出各書歸架時逐函抽看，如查出缺誤，即撥回令其另校，務其詳慎無誤。”此次校書工作進行了兩個月。結束後，盛京地方官員將“所有校出各書，逐卷詳查，照依次敬謹上架。”
《四庫全書》三次轉移
第一次轉移：民國成立初期《四庫全書》被轉移到北京。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有設立國立博物館之議。1914年，古物陳列所建立，從盛京皇宮調撥11多萬件珍貴文物運往北京，劃歸古物陳列所收藏展覽之用。第二年，瀋陽故宮文溯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也全部運京，歸屬古物陳列所，陳放於紫禁城保和殿。《奉天通志》記載：“文溯閣《四庫全書》於民國四年由都督段芝貴移運北京。”《奉天通志》還寫道：文溯閣《四庫全書》移運北京，“本省人士至以為憾。”按照清帝遜位優待條例的規定，這些運北京的原藏瀋陽故宮珍寶文物還是屬於小朝廷的財產，古物陳列所展覽的文物是“借用”的性質。所以在1922年，溥儀小朝廷因經費困難，準備將文溯閣《四庫全書》以120萬元售給日本人。消息傳出，輿論大譁。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於4月22日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對此事。迫於社會各界壓力，溥儀賣書東洋之事遂作罷。
1925年“北平事變”後，奉天省教育會會長馮廣民等人於當年6月赴北平參加“清室善後會議”。他們在參觀古物陳列所時，見到部分陳列於保和殿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甚為感嘆：“《四庫全書》，有清一代文獻集古藝文之大成，我奉文化之所繫也，人遺之而我不能保之，士君子之恥也，轉而東之，餘之責焉。”於是，馮廣民等人先赴天津求助於張學良，又至北京，求助於在北京的奉籍要員如參議楊宇霆、農商部代總長莫德惠和古物陳列所會辦梁玉書等，“擬將庫書收還，深蒙贊同。”回沈後，馮廣民請奉天省省長王永江出面與北京政府磋商。他說：“溯此書搜海內古今典籍，蔚為大觀，實我國文化上之淵藪，未曾有之鉅製也，”如能速將還奉，“以全國粹”，將對東三省教育事業“功德無量”。王永江電告在天津的張作霖，向他說明《四庫全書》的重要價值和索還的必要性，同時電告在北京的楊宇霆、莫德惠等人，請他們在民國政府中斡旋。張作霖接到王永江電函後，立即回電，要王永江放心，說此事定可辦到。楊宇霆致電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稱文溯閣藏本為“奉省舊物，仍歸奉省保存”，並言辭懇切地說：“務請諸公秉公持論，允賜發還，將來東省文化日興，皆出諸公之所賜也，無任感盼之至！”章士釗接電後即提出閣議。1925年7月，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國務會議議決，令古物陳列所將文溯閣《四庫全書》運回瀋陽，貯置於原閣。王永江得到內閣會議通過議案允許將書運回的消息後，立即派馮廣民等人進京，辦理接受事宜。馮廣民等邀集旅京的奉天省人士30餘人，用8天時間將全書檢收包裝，共裝了810箱。於8月7日將36000餘冊《四庫全書》和5000餘冊《古今圖書集成》全部運回瀋陽。《奉天通志》有此記載：《四庫全書》“由京運回，庋置原閣時，尚缺欒城集一部”，乃請人“照文津閣本抄錄補足，乃成全帙。”1926年11月15日，文溯閣修繕工程完工。1927年初，復將《四庫全書》入藏閣中，結束了10餘年書閣分離的歷史，得以“書閣合一”。1931年6月，奉天省教育會為紀念《四庫全書》運復回歸，並告誡後人，遂撰文《文溯閣四庫全書運復記》，鐫於磚刻，嵌於文溯閣圍牆東壁，以志紀念。
第二次轉移：朝鮮戰爭爆發《四庫全書》被轉移到黑龍江省訥河縣。1949年，東北圖書館（後來的遼寧省圖書館）接收了瀋陽博物館的圖書館的全部藏書，文溯閣《四庫全書》亦歸其管理，仍存放於新閣。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東北圖書館於當年10月，將文溯閣《四庫全書》，連同在瀋陽故宮院內所存宋元珍善本圖書，再一次運出瀋陽，運到黑龍江省訥河縣，存放在訥河城外一所已改造成小學校的關帝廟裡。1952年夏，訥河發生水災，又將《四庫全書》遷運到北安。朝鮮停戰後，1954年1月，《四庫全書》運回瀋陽，存放在瀋陽故宮院內的新閣裡。此後的十幾年中，《四庫全書》存放在瀋陽故宮院內“新閣”，而隸屬關係則是遼寧省圖書館，省圖書館一直派有專人負責保管工作。１９６４年１月，瀋陽故宮博物館曾提出“請將《四庫全書》歸還故宮”的申請報告，但沒有下文。
第三次轉移：“文革”前《四庫全書》被轉移到甘肅省圖書館，至今。1965年，遼寧省圖書館以戰備為由，請示省文化廳將《四庫全書》調離遼寧。省文化廳又請示中共遼寧省委，省委批示同意後，由文化廳呈文給文化部，建議將遼寧省圖書館收藏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撥交西北地區圖書館收藏。國家文化部黨組於同年9月4日以“（65）文黨153號公函”告知遼寧省文化廳同意撥交，說已經報請中央宣傳部並中央文教小組批准，經與中共中央西北局商定，指定由甘肅省圖書館收藏。文化部辦公廳於1966年3月7日以“（66）文廳圖字24號”給遼寧省文化廳下文，做出“基於備戰需要，將遼寧省圖書館收藏的文溯閣《四庫全書》一部撥交甘肅省圖書館收藏”的決定，並指示兩省文化廳（局）直接聯繫辦理交接。1966年9月13日，遼寧、甘肅兩館正式開始點交，分成5個小組，由兩館各1人組成。交接地點就是在瀋陽故宮院內的新閣書庫。交接以藏書為主，對照遼寧省圖書館文溯閣《四庫全書》卡片目錄逐函、逐種、逐冊進行清點。並且根據遼寧省圖書館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檢查紀要》，依次從斑點、汙染、蟲蛀、長毛、水溼、破損等方面考核記錄是否準確，同時還翻書頁，檢查原記錄是否有遺漏。兩館點交人員用了兩個星期時間完成了點交和裝箱工作，包括《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及有關資料在內，共裝了兩種規格的大小木箱963箱。《文溯閣四庫全書檢查紀要》也一併交於甘肅省圖書館。9月29日，經遼寧、甘肅兩省文化廳（局）商定，由遼寧省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在瀋陽簽訂了《文溯閣〈四庫全書〉交接書》。在瀋陽鐵路局的精心安排下，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於10月7日開始啟運，共裝了3個車皮，遼寧省圖書館派兩人與甘肅省圖書館5人共同押運，10月13日安全護運到蘭州土門墩貨場。10月15日，由遼寧省文化廳、甘肅省文化局共同給中央文化部報送了《關於文溯閣〈四庫全書〉交接情況報告》。自此，文溯閣本《四庫全書》便長久地離開了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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