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禁於征:乾隆修撰《四庫全書》是功是過?

一、為什麼要修《四庫全書》

盛世修書,這是中國的傳統。宋太宗命令大臣學士修《太平廣記》500卷、《太平御覽》1000卷、《文苑英華》1000卷。宋真宗進一步繼承這個傳統,修《冊府元龜》1000卷。稱為宋代四大書。明代永樂皇帝詔修《永樂大典》,成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非常值得驕傲的一部大書。

寓禁於征:乾隆修撰《四庫全書》是功是過?

清代康熙皇帝詔修《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康熙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成親王胤祉讓他的門客陳夢雷修了一部10000卷的大書《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用銅活字排印5020冊。

乾隆皇帝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帝王,有所謂“十全武功”。怎樣在文化上超越宋明,怎樣超越他的祖父?這個問題自然會提到乾隆皇帝面前。修一部大書,已成為某種客觀需要。

二、修《四庫全書》這個想法是怎樣來的

(一)周永年為修《四庫全書》作了理論上和框架上的準備

周永年是山東省歷城縣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他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因為在200年前乾隆年間,他就想辦一個圖書館。他聯絡曲阜的大學者桂馥,北京大興縣的大學者翁方綱,把家裡的書拿出來,辦了一個借書園。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上,願意借書給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願借書給人看的,卻佔絕大多數。

寓禁於征:乾隆修撰《四庫全書》是功是過?

有的人在書上蓋上一方印,告誡子周永年是山東省歷城縣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他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因為在200年前乾隆年間,他就想辦一個圖書館。他聯絡曲阜的大學者桂馥,北京大興縣的大學者翁方綱,把家裡的書拿出來,辦了一個借書園。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上,願意借書給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願借書給人看的,卻佔絕大多數。有的人在書上蓋上一方印,告誡子孫,叫作“借與鬻人為不孝”。可是周永年不同,要主動借書紿人看。

他自己這麼辦還不行,還想出個辦法加以推廣,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說》。文章緣於明代學者曹學佺給藏書家的信,信中說:“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為《儒藏》。”曹學佺是想編刻一部大叢書,叫《儒藏》。周永年則認為《儒藏》應當作為一種類似圖書館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內有《儒藏》數處”。好學之士可以到這裡讀書。各處《儒藏》內容一致,也就是一個固定的藏書體系,然後備活字一套,一個地方少了什麼書,剛另一個地方的書排印補上,各處互相呼應,互相補充,永遠也不會讓書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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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年寫成《儒藏說》,就到處宣傳推廣。當然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他是不可能辦成這麼大的事業的,但是他倡導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經、史、子、集的大叢書,與後來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庫全書》有驚人的相似,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另外還有一個史實,那就是《四庫全書》的纂修者有三百多人,但骨幹分子只有七八個,為主的四人是紀昀、戴震、邵晉涵、周永年。所以我們說,周永年《儒藏說》為《四庫全書》作了理淪和框架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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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筠是《四庫全書》的直接引發人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下了一道渝旨,要求各地總督、巡撫、學政,蒐集古往今來的著作,獻到朝廷。目的是為了豐富皇家藏書,供學習研究之用,沒有明確要修一部大書的意向。

乾隆的諭旨下去以後,官員們理解為不急之務,所以沒怎麼當回事。乾隆皇帝這回是認真的,所以,在十月十七日下文批評了。他說,下旨快一年了,“曾未見一人將書名奏錄”,要求快快辦理。各地總督、巡撫這才認真起來,同時也就有人積極提出建議,其中安徽學政朱筠提出了最重要的意見。那是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一次遞了兩個摺子,一是彙報辦理蒐集圖書事宜,一是建議開館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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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建議主要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各地獻書,由官方抄寫副本收藏,原書發還;二是每校一書,要寫提要一篇,仿照西漢劉向、宋代曾鞏的老辦法;三是建議把明代《永樂大典》中所收不經見的書,抽出來,重新編成一部部單獨的書,抄成副本,使丟失的書重新恢復起來。朱筠的建議經軍機處討淪,開始執行,而且從《永樂大典》入手。乾隆皇帝不斷增派專門官員負責,由軍機大臣劉統勳直接管理。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下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二月二十八日開始對辦理《四庫全書》之翰林等官專門開飯,派福隆安辦理。這樣,四庫館就算正式開起來,成了常設機構了。所以朱筠是修《四庫全書》的引發人,但乾隆皇帝仍是《四庫全書》的直接促成者。

三、《四庫全書》怎樣修法

由於清初以來屢興文字獄,更由於私人藏書世代相傳,不願外借,所以各地官員動員起來了,還不足以辦成,還要做私人藏書家的工作。乾隆皇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再宣稱,抄完副本原書發還;獻書的,他挑選善本題詩作跋,敲鑼打鼓送還原藏書家;派地方官員到家中動員說服;對獻書多的如浙江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兩淮馬裕,賞《古今圖書集成》內府銅活字印本各一部;《總目提要》註明原藏書之家等等。經過一系列措施,終於把各地圖書陸續集中到翰林院,解決了圖書來源問題。

四庫館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才,經過艱苦細緻的挑選,終於從10000多種書中選出約3500種,抄寫成一部龐大的《四庫全書》。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庫全書》即《文淵閣四庫全書》告成,大約用了9年的時間。其後又陸續抄成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三部,合起來稱北四閣。接著又抄三部,分藏於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浙江西湖聖因寺文瀾閣。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南三閣才全部發下,距開始已近18年。

後來又經過幾次返工、抽改、補空函,直到嘉慶初年才結束,實際經歷了20多年。這期間在四庫館任職的官員先後達360多人,謄錄人員先後有2800餘人,這個統計不全,實際至少3000多人。這樣龐大的工程,對清朝的財政也是巨大的挑戰。清政府採取種種辦法節約開支,比如謄錄人員是白備資費,抄滿一定數量,可以議敘加官。再比如總校官陸費墀,因工作出現錯誤,罰給南二閣《四庫全書》裝潢,結果傾家蕩產。《四庫全書》修築過程,至為複雜,乾隆皇帝經常抽查,對館臣紀昀等動不動處分、罰俸。但也經常賞賜表揚,新疆進呈哈密瓜,也送到四庫館讓翰林們嘗一嘗。

恩威並重,賞罰兼施。館臣也非常認真,為了解決資料問題,翁方綱等人經常到琉璃廠書店借書。最後終於完成了這一曠世文化工程。根據對文津閣《四庫全書》的統汁,共有3503種書,79337卷,36304冊,近10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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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庫館裡的幾位重要人物及其命運

修《四庫全書》,劉統勳、于敏中、紀昀等都起到關鍵作用,不再細說,這裡講幾個普通館臣。

戴震,他進四庫館是靠學問,因為他總是考不上進士,進了四庫館還是考不上,乾隆就賞他參加殿試,這才考上了進士。他在四庫館是幹細活的,《水經注》、《大戴禮記》、《九章算術》等,都是他的拿手戲,他的書總是作樣板,是個高手。據說他是經部的主持人,其實他在史部地理、子部算法,都是大專家。後來他腳有毛病,不能上班,就在北京的家中修書,不久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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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年,他在四庫館裡最賣力,開始從《永樂大典》往外輯佚書,近萬本大書,盡是灰塵,許多館臣幹煩了,報告皇上,精華已挑完了,剩下的是糟粕。可是周永年太實在,說裡頭還有很多好東西。於是大家說周先生您去幹吧。周永年就盡心盡力去幹了。章學誠說,周永年目盡九千餘冊,從中輯出了大量好書,蘇軾的小兒子蘇過,曾隨蘇軾流放南方,年紀輕輕死去了,有一本《斜川集》,後來亡佚,周永年從《大典》中輯出來,才得以傳世。有人說,周永年是子部的主持人,陳垣先生也說他是四庫館唯一的佛學專家,總之足個主幹人物。

程晉芳,江蘇江都人,出身鹽商家庭,為人特別大方。乾隆十七年考上進士,後來進了四庫館。由於大手大腳,晚年在北窮得開不起飯。乾隆四十九年,他告假去陝西投奔畢沅。因為畢沅喜歡門客,程晉芳希望老了有個依託。誰知到了陝西一個月就去世了,棺材還是畢沅為他置辦的。

朱筠,作為《四庫全書》的引發者、方案的設計者、他對《四庫全書》有特殊貢獻。四庫開館時他在安徽當學政,還特別上奏摺,說他在大興家中的藏書,託門人程晉芳管,讓四庫館找程晉芳,代他把書獻出來。不久,朱筠犯了錯誤被撤職了,乾隆說他學問還好,到四庫館服務吧,授他翰林院編修。但是朱筠早年受劉統勳賞識。劉去世後,于敏中接班。朱筠堅決不肯去拜訪。所以于敏中在皇上面前說朱筠辦事太慢,不重用他。乾隆四十四年命朱筠為福建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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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天又派朱筠的弟弟朱珪代替朱筠為福建學政。兄弟在交接期內,床對床住了半個月。白天朱筠出去應酬,晚上兄弟倆淡到半夜。臨別,朱筠流下眼淚。他弟弟宋珪安慰他,三年後又可相見了。可是,第二年朱筠就病死在北京家中。朱筠是個好客之人,樂於幫助他人。王念孫因為避禍,投奔朱筠;汪中因脾氣不好,在老家呆不住,也投奔朱筠;黃景仁在北京窮困潦倒,朱筠收留他,見他惦念母親,朱筠又為他賃屋,接他全家來北京,聯絡北京朋友接濟他們一家。當時北京的文人有這樣一種說法:“自竹君先生死,士無淡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

還有一些館臣的遭遇也不是太好。我們平常只看到他們輝煌的一面,不知道他們的難處。我覺得當時的待遇不高是一個主要的客觀原因。

五、《四庫全書》的命運

四庫底本:四庫底本本來要發還,也確實發還過,但微乎共微。乾隆晚年還不斷催促,但抄完七份書,許多已破爛,有些書封皮掉了,還有丟失,難以發還。所以大臣一再支應,終於不了了之。這是客觀原因。其餘的進呈本都放在翰林院,管理混亂,不斷流失。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庚子事變,6月22日翰林院被放火,所有四庫底本被毀。

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毀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文宗閣、文匯閣兩部咸豐三年毀於太平軍,片紙不留。文瀾閣書咸豐十一年毀於太平軍,丁氏兄弟奮力搶救,戰亂之後,連年借抄,幾乎補全。文淵閣書1933年遷上海,後到重慶、南京,最後到臺灣。現存臺北“故宮”。丈溯閣書1914年遷京,1925年遷回瀋陽,1966年遷甘肅。文津閣書1914年運京,1915年移交京師圖書館,現藏於國家圖書館。

七部書只餘四套。其餘三套都毀掉了。所謂內憂外患,《四庫全書》的命運跟我國的重大事件無一沒有聯繫,太平天國、義和團、八國聯軍、英法聯軍,這是近代史教育的活教材。

六、對《四庫全書》的歷史評價

對《四庫全書》褒貶不一,非議很多,甚至有人認為乾隆皇帝“寓禁於征”。我覺得抽毀是修書中出現的,開始還沒有這種計劃或預謀。《四庫全書》抽毀篡改原書,自應批判。但功大於過,應充分肯定。

第一,纂修《四庫全書》是偉大的文化工程。一是編成一部大書。二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了大批象《續通鑑長編》、《舊五代史》等珍貴典籍。三是它保存了部分罕見書併產生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考證》等副產品。中國的傳統文化主要保存在書籍中,象《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就是中國典籍中的代表性大書,對他們的認同,也就是對我們傳統文化的認同,這是我們的自豪,我們的國寶。

寓禁於征:乾隆修撰《四庫全書》是功是過?

第二,《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大總結,是中國傳統目錄學第一大書,第一大成果,至今是無與倫比、難以超越的典範,這是修《四庫全書》的一大成就。

第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續修四庫全書》等都導源於《四庫全書》。“四庫學”這門學問也是以《四庫全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歷史上以一部書、一項文化工程、一個人形成專門學問的並不太多。“四庫學”已成為專門學問,這是客觀事實,也應當是纂修《四庫全書》的歷史影響之一。

總之,纂修《四庫全書》是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其成果《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非常值得自豪和驕傲的文化遺產,應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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