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 《四庫全書》與評點之學

明清以來，在文學批評上形成評點與反評點兩大理論陣營。本文以《四庫全書》的編纂以及對評點著作的評價，考察清代官方對此問題既有一定傾向又比較曖昧的學術立場及其形成原因、文化內涵和學術影響。

中國古代評點淵源久遠，到南宋已初具規模，至明清而極盛，形成一種流行的大眾文化批評形式。明代中後期，評點開始受到批評。至清代，評點與反評點形成鮮明對立的不同立場。在民間與大批文人那裡，評點擁有大量受眾，是一種喜聞樂見的批評方式。然而，在一批志趣高古、反對時尚的批評家那裡，評點之學卻頗受攻擊。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沒有哪一種批評形式本身像評點之學這樣引起如此激烈的爭議。以往文學批評史學者多注意到文人之間對於評點之學的不同觀點，但忽略了官方的學術立場。《四庫全書》的編纂與批評為我們考察清代官方文學與文化立場提供了特殊視角。在《四庫全書》的編纂整理過程中，涉及到對於評點著作的評價與處理。代表當時官方與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四庫全書總目》①對於評點學這種流行文化的態度與立場是很重要的，瞭解這種官方的立場也是研究中國文學評點學史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②。

一、論宋人讀書法與評點

《總目》對於評點學的研究與評價是通過對評點學史上一些史實與個案來進行的。《總目》對於評點之學的考察是從宋代著作開始的。舊本題“宋蘇洵評”《蘇評孟子》提要謂：“宋人讀書，於切要處率以筆抹。故《朱子語類》論讀書法雲：先以某色筆抹出，再以某色筆抹出。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迂齋評註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謝枋得《文章軌範》、方回《瀛奎律髓》、羅椅《放翁詩選》始稍稍具圈點，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連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斷非北宋人筆。其評語全以時文之法行之，詞意庸淺，不但非洵語，亦斷非宋人語也。”（《總目》卷三十七）這段簡短的提要實際上提出了評點學史上一系列重要的問題。一、宋人評點與宋人讀書方式關係密切。按：《朱子語類》記載了一些朱熹與其他宋代學者標抹讀書法：

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硃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③

嘗看上蔡《論語》，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裡尋到那精英處，方是。④

他們所用的已經是五色標抹讀書法了。朱熹的標註讀書法對於其門人乃至對南宋文學評點方式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朱熹的門人黃幹（字勉齋），也有一套標註的方式。元人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二就引了“勉齋批點四書例”。黃幹的標註方式是對朱熹讀書標誌法的發展，而他的標註方式又被他的學生何基繼承下來。據《宋史》四三八卷《何基傳》載，何基“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這裡的“標點”，就是“圈點”。何基的學生王柏（字魯齋）也得此真傳。這幾位儒家學者的圈點之法，與朱熹的讀書方式一脈相傳。《總目》認為宋人評點學之形成與宋人讀書法有直接關係的說法是有道理的⑤。二、《總目》認為宋人的抹法早於圈點，圈點是到了南宋末年才開始興盛起來的。然《朱子語類》說：“某曾見大東萊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隻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⑥依此似乎圈點並不一定晚於抹法。這方面尚需根據文獻進一步考定。三、《總目》認為《蘇評孟子》以時文之法評點，不是宋人所為。換言之，以時文之法評點是後人所為，故此書可斷為後人偽造之作。

《總目》往往以宋人評點與明人評點作比較，並以此作為書籍真偽的判斷根據。舊本題宋謝枋得《批點檀弓》提要：“書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鑛等評書之法，不類宋人體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範》，依託為之。又題楊升庵附註，而與慎《檀弓叢訓》復不相同。據齊伋序，稱匯註疏、集註、集說諸書，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簡端，則齊伋之所加，非慎原注也。蓋明季刊本，名實舛互，往往如斯矣。”（《總目》卷二十四）提要認為《批點檀弓》雖然題宋人所著，但“不類宋人體例”，這種說法只是推斷⑦，但它提出宋代、明代評點的體例之差別問題，具體而言，就是“宋人體例”與“孫鑛等評書之法”的區別。而“孫鑛等評書之法”的特點就是圈點甚密，標出章法、句法等字。

總體上，《總目》對於宋人評點著作持比較寬容、理解的態度，宋謝枋得編《文章軌範》提要謂：“各有批註圈點。其六卷《岳陽樓記》一篇、七卷《祭田橫文》、《上梅直講書》、《三槐堂銘》、《表忠觀碑》、《後赤壁賦》、《阿房宮賦》、《送李願歸盤谷序》七篇皆有圈點而無批註。蓋偶無獨見，即不填綴以塞白，猶古人淳實之意。其《前出師表》、《歸去來辭》，乃並圈點亦無之，則似有所寓意。其門人王淵濟跋，謂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會也，前有王守仁序，稱為當時舉業而作。然凡所標舉，動中窽會。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總目》卷一百八十七）四庫館臣認為：《文章軌範》各有批註圈點，其圈點運用非常重要，甚至是評點者“有所寓意”的。《總目》引用王守仁“凡所標舉，動中窽會”的評語，應該是贊成其說而肯定該書評點的。呂祖謙《古文關鍵》一書提要謂：“此本為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鄭鳳翔序。又別一本，所刻旁有鉤抹之處，而評論則同。考陳振孫謂其標抹註釋，以教初學。則原本實有標抹，此本蓋刊板之時，不知宋人讀書於要處多以筆抹，不似今人之圈點，以為無用而刪之矣。”（《總目》卷一百八十七）這裡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宋人的“筆抹”與今人“圈點”不同，而後人“以為無用而刪之”。這裡實際上隱然包含有對宋人筆抹（有用）與今人圈點（無用）的一個價值評價在內。

劉辰翁是當時的評點大家，評點著作很多，對後人尤其明人影響很大⑧。《總目》對他的批評比較多。如對宋羅椅、劉辰翁所選《放翁詩選》提要：“椅間有圈點而無評論，辰翁則句下及篇末頗有附批。大致與所評杜甫、王維、李賀諸集相似。明人刻辰翁評書九種，是編不在其中。蓋偶未見此本。詳其詞意，確為須溪門徑，非偽託也。”（《總目》卷一百六十）認為該書表現出一種“須溪門徑”，故非偽託。何為“須溪門徑”？在吳正子箋註，須溪劉辰翁評點《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提要中說，“辰翁論詩，以幽雋為宗，逗後來竟陵弊體。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禎顧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惟評賀詩，其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總目》卷一百五十）可見“須溪門徑”就是“以幽雋為宗”，“舍其大而求其細”，認為劉辰翁的評點開了明代竟陵派弊體的先河。《總目》在批評明人一些評點著作時，也認為它們受了劉辰翁的影響。

《總目》對於宋代評點主要是做歷史事實的敘述，除了對劉辰翁之外，總體上沒有持明確的批評態度⑨，但是也沒有熱情的肯定。只是在與明代評點相比較時強調宋代標抹是出於表示讀書體會的需要，而非無用的形式。

二、論孫、鍾評點與晚明文風

《總目》對於明人評點批評甚多而激烈，明顯比對待宋人苛刻，批判的鋒芒集中在孫鑛與鍾、譚評點之上。

孫鑛(1542-1613)字文融，號月峰，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是明代評點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所著的評點著作甚多。據《孫月峰先生批評札記》書首所載之《孫月峰先生評書》的目錄所載，孫鑛評點了如下著作：《書經》、《詩經》、《禮記》、《周禮》、《左傳》（杜林合注、釋訓）、《國語》、《國策》、《劉向校定戰國策》（舊評）、《六子》（老、莊、列、王、荀、楊）、《韓非子》、《管韓合刻》、《呂覽》、《淮南子》、《史記評林》（合新舊評。一評馮公巨區新評本、一評餘公同麓舊評本）、《漢書》（合新舊評）、《後漢書》、《史漢異同》、《三國志》、《晉書》、《宋元綱鑑》（一評王宗沐編、一評薛方山編）、《文選》、《古文四體》、《選詩》、《李太白詩》、《杜拾遺詩》、《李杜絕句》、《五言絕律》、《七言絕律》、《杜律辨體》、《杜律單注》、《杜律虞趙注》、《手錄杜律五七言》、《高岑王孟詩》、《韓昌黎集》、《柳河東集》、《六一集》、《蘇東坡詩集》、《東坡絕句》、《今文選》、《周人輿》、《食飲琢》、《漱瓊瑤》、《會心案》⑩，共四十三種，內容相當廣泛，而且影響很大。

王夫之對孫鑛已有尖銳批評：“孫月峰……批點《考工》、《檀弓》、《公》、《谷》，剔出異語以為奇陗，使學者目眩而心熒，則所損者大矣。萬曆中年杜撰嬌澀之惡習，未必不緣此而起。”（《姜齋詩文集•外編》）指責他開啟了晚明文壇的不良習氣。四庫館臣評《孫月峰評經》(11)說：

是編《詩經》四卷，《書經》六卷，《禮記》六卷，每經皆加圈點評語，《禮記》卷前載其所評書目，自經史以及詩集，凡四十三種。而此止三種，非其全書。然《詩經》前有慈溪馮元仲序，稱其舉《詩》、《書》、《禮》鼎足高峙。蓋元仲所別刻者，以三經自為一類也。經本不可僅以文論，蘇洵評《孟子》，本屬偽書，謝枋得批點《檀弓》，亦非古義，鑛乃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鍾譚流派，此已兆其先聲矣。（《總目》卷三十四）

《總目》認為，“經本不可僅以文論”。孫鑛不但以文章之法論之，且“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以為“鍾譚流派，此已兆其先聲矣”，實沿用王夫之之說。《總目》除批評孫鑛之外，對類似以文章之法評點經書的著作也加以批評。如批評明凌濛初《言詩翼》“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詩傳》、《詩序》次序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雜採徐光啟、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遣調造語煉字諸法論《三百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真可謂無所不有矣”（《總目》卷十七）。批評明程明哲《考工記纂注》“是書主於評點字句，於《經》義無所發明”（《總目》卷二十三）。評明林兆珂《檀弓述注》“惟《經》文加以評點，非先儒訓詁之法”（《總目》卷二十四）。

事實上，以文體說經並非始於孫鑛，也非始於明代。《總目》卷十五談到唐代成伯璵的《毛詩指說》時說該書“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體例，皆臚舉而詳之，頗似劉氏。《文心雕龍》之體，蓋說經之餘論也”（第121頁）。俞樾(1821-1907)在《九九銷夏錄》卷二《以後世文法讀經》一節中亦引申此說：

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凡四篇，其四曰“文體”，凡詩中句法、字法、章法，皆評論之，似非詁經之體。有明一代，風尚纖佻，盛行此派。嘉靖間，戴君恩著《讀風臆評》，取《國風》諸篇加以評語，於文章妙處用密圈、密點，則真以後世文法讀之矣。……明凌濛初著《言詩翼》一書，採徐光啟、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六家之評，以句法、字法、章法論三百篇加以圈點，明季說《詩》陋習略見於此。明林兆珂有《考工述注》二卷，於記文皆旁加圈點，綴以評語。郭正域有《批點考工記》一卷，體例相同。孫鑛評經史以下四十二種，今所存者《詩》四卷、《書》六卷，《禮記》六卷，各有圈點評語。鍾惺《周文歸》二十卷，刪節《三禮》、《三傳》、《家語》、《國語》、《逸周書》、《楚辭》以時文法評點之。國朝王澍《大學》、《中庸》皆有圈點本，蔣家駒《尚書義疏》於經文亦有圈點，皆明以來陋習。(12)

可見，以文法讀經始於唐人而盛於明代。其實，古人認為“文本於經”(13)，經書也是文章寫作的典範，所以以文法讀經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詩文評中，有大量對於五經文法、句法的分析，以文體說經不足多怪，至於講究字法、句法，這是宋以來詩文評之風氣，絕非評點之獨有。

四庫館臣對於評點著作最為激烈的批評對象是竟陵派鍾惺、譚元春評點《詩歸》。他們批評《詩歸》“大旨以纖詭幽渺為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元妙。又力排選詩惜群之說，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於是盡亡。至於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總目》卷一百九十三）。“天門鍾惺更標舉尖新幽冷之詞，與元春相倡和。評點《詩歸》，流佈天下，相率而趨纖仄”（《總目》卷一百八十譚元春《嶽歸堂集》提要）。四庫館臣批評《詩歸》評點主要在於：一是它所標舉的“纖詭幽渺”詩學宗旨；一是其評說詩的方式：“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元妙。”“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影響又很壞：“評點《詩歸》，流佈天下，相率而趨纖仄。”在批評其它書籍時，也常連帶把問題歸罪於《詩歸》的影響。如萬時華《詩經偶箋》提要謂：“蓋鍾惺、譚元春詩派盛於明末，流弊所及，乃至以其法解經，《詩歸》之貽害於學者可謂酷矣。”（《總目》卷十七）

明末清初，孫鑛與鍾、譚的評點影響很大，而且被一些權威認為主要是負面影響。錢謙益認為：“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鐘氏。……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為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餘愚且賤，老而失學，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見其不知量。”(14)“越之孫氏、楚之鐘氏”，指孫鑛（餘姚人）、鍾惺（竟陵人）。此序作於崇禎九年(1636)，而錢謙益說“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世方奉為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可以見出孫鑛與鍾譚在當時的影響。

四庫館臣批評孫鑛最終的目的還是指向鍾譚竟陵派。它批評孫鑛是因為“鍾譚流派，此已兆其先聲矣”。評明郭正域《韓文杜律》“是編選錄韓愈文一卷，杜甫七言律詩一卷，各為之評點，大抵明末猖狂之論。……是公安之驂乘，而竟陵之先鞭也”。此前在對劉辰翁評點《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提要中說，“辰翁論詩，以幽雋為宗，逗後來竟陵弊體。”實際上，批判竟陵派幾乎是清初各種文學陣營的共同行為。竟陵派不但是由明入清的文人反思的批判對象，也是清人批評明人文風的靶子。竟陵派在清代成為明代惡劣文風的代表性符號，甚至被視為“亡國之音”，罪名之大，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罕見的。事實上在明人的評點學著作中，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影響應在孫、鍾之上，而且許多學者批評過該書的評點。黃宗羲《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謂：“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15)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有皎然《詩式》而後無詩，有《八大家文鈔》而後無文。立此法者，自謂善誘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荊棘，正在於此。”(16)但是四庫館臣對它的態度比較寬容。雖然《總目》也批評：“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卷一百九十《御選唐宋文醇》提要），並肯定黃宗羲對於此書的批評“皆切中其病”，不過與對待鍾惺與譚元春不同的是，四庫館臣寬容地指出：“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學之門徑。”（《總目》一百八十九《唐宋八大家文鈔》提要）而且還把此書列在正選之中。四庫館臣在對待唐宋派與竟陵派評點著作上，似乎持著兩重的價值標準。其中的原因就是四庫館臣把竟陵派當作晚明文風的代表，任情貶抑。

三、《四庫全書》對於評點的觀點與立場

除了對鍾、孫評點的批評外，四庫館臣的學術立場與觀點同時表現在對明清其它評點學著作的批評上。

四庫館臣對於評點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它與時文的密切關係上，大多批評是因為它們以時文之法評點。如評（明）沈爾嘉《讀易鏡》“是書悉依今本次序，每一卦一節，列《經》文於前，列講義於後，而講義高《經》文一格，全為繕寫時文之式。其說皆循文敷衍，別無發揮。《經》文旁加圈點，講義上綴評語，亦全以時文法行之，即其書可知矣”（《總目》卷八）。批評（明）沈國元《二十一史論贊》“是書摘錄二十一史《論贊》，加以圈點評識，全如批選時文之式”（《總目》卷六十五）。評（清）蔣家駒《尚書義疏》“是編亦高頭講章之類，鈔本綴以圈點，其體段皆類時文。”（《總目》卷十四）評（清）黃叔琳《史通訓故補》 “其圈點批語，不出時文之式……”（《總目》卷八十九）評（明）李嵩《白雪堂詩》“凡古律體詩一百餘首，有萊陽董嗣樸等四人評點，皆如時文之式”（《總目》卷一百八十）批評。（明）閔齊華《文選瀹注》：“是書以六臣注本刪削舊文，分系於各段之下。復採孫鑛評語，列於上格。蓋以批點制藝之法施之於古人著作也。”（《總目》卷一百九十一）評（清）徐文駒《明文遠》“是編輯有明一代之文。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其圈點批語，皆用八比之法”（《總目》卷一百九十四）。明清時文多由坊刻，所以四庫館臣往往以“如坊刻時文之式”來批評評點著作。如評（明）慎蒙《天下名山諸勝一覽記》“其記文之末，各加評語，亦不出坊刻積習”（《總目》卷七十八）。評（清）劉餘祐《燕香齋文集》“每篇之末，皆有評語，如坊刻時文之式”（《總目》卷一八一）。

另外，四庫館臣認為評點還反映出明人佻纖之習。如評（明）閔於忱《枕函小史》：“各加評點，總不出明季佻纖之習。”（《總目》卷一三二）評（清）張競光《寵壽堂詩集》提要：“其詩每首之後評語雜遢，殆於喧客奪主，蓋猶明季詩社之餘習也。”（《總目》卷一八三）評點除了佻巧之外，就是近俗惡道。評（明）程一枝《史詮》“是編專釋《史記》字句，校考諸本，頗有發明。惟參雜時人評語，頗近鄉塾陋本”（《總目》卷四十六）。評（明）葉向高《說類》 “其上細書評語，體例尤為近俗”（《總目》卷一三二）。評（清）孫默《十五家詞》“至其每篇之末，必附以評語，有類選刻時文，殊為惡道。今並刪除，不使穢亂簡牘焉”（《總目》卷一九九）。這幾種情況總的來說，就是對其評點時俗功利的批評。

除了《總目》對於評點著作的直接評價外，《四庫全書》的編纂與處理同樣表達出明確的學術立場。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看：

第一、四庫館臣對評點著作的缺陷談了許多，但沒有正面肯定過評點著作和評點形態的優長之處。在《四庫全書》中，明清兩代被特別指出為評點書籍的，多數被列入“存目”而不在正選之列。除了孫鑛與鍾、譚的評點著作之外，如上述《總目》所批評的評點著作：舊題謝枋得《批點檀弓》（四庫館臣推定為明人之作）、（明）林兆珂《考工記述注》、林兆珂《檀弓述注》、（明）沈爾嘉《讀易鏡》、（明）凌濛初《言詩翼》、（明）程明哲。《考工記纂注》、（明）萬時華《詩經偶箋》、（清）蔣家駒《尚書義疏》、（明）沈國元《二十一史論贊》、（清）黃叔琳《史通訓故補》、（明）程一枝《史詮》、（明）葉向高《說類》、（明）慎蒙《天下名山諸勝一覽記》、（明）閔齊華《文選瀹注》、（明）郭正域《韓文杜律》、（明）李嵩《白雪堂詩》、（明）閔於忱《枕函小史》、（清）徐文駒《明文遠》、（清）劉餘祐《燕香齋文集》、（清）張競光《寵壽堂詩集》等全都被排斥在正選之外，列到“存目”之中。可見在四庫館臣那裡，明清的“評點”幾乎成為一種惡諡(17)。評（清）孫默所編的《十五家詞》：“至於每篇之末，必附以評語，有類選刻時文，殊為惡道。今並

第二、列入正選的書籍，只錄評語而不錄圈點標誌。如宋人《文章軌範》各有批註圈點，四庫館臣認為在《文章軌範》一書中，圈點的運用非常重要，甚至是評點者“有所寓意”的（《總目》卷一百八十七）。儘管如此，在《四庫全書》中，《文章軌範》只有保存批註，其圈點也被刊落。同樣呂祖謙之《古文關鍵》、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樓昉之《迂齋古文標註》、《古文集成》等書原本都有圈點、標抹，但在《四庫全書》中也沒有保存下來。《欽定四書文》是《四庫全書》中僅有的八股文總集，所選之文，大多前人都有過評點。而在《四庫全書》之中，也保持其評語，“每篇皆抉其精要評騭於後”而不錄圈點（《總目》卷一百九十）。《總目》也有過對於評點著作的褒揚，那就是謂《御選古文淵鑑》：“每篇各有評點，用樓昉《古文標註》例，而批導窽要，闡發精微，不同昉之簡略。”（《總目》卷一百九十）此書既稱“御選”，其評點受到推尊是可以理解的。儘管如此，《御選古文淵鑑》實際上只有評，而沒有圈點(18)。總之，整個《四庫全書》對於評點書籍的處理方式是，保留評語而刪略圈點標抹。我們難以斷定這種處理方式是出於書籍抄錄上的技術性的原因，還是出於對於圈點的鄙視態度。我們所面對的事實就是：《四庫全書》所收錄的評點書籍，都是沒有圈點的。

四、《四庫全書》學術立場分析

四庫館臣對於評點學的批評，大體上缺少令人信服的學理性的分析，更多的是一些不容爭辯的判斷與模式化、格套化的批判。嚴格說來，這裡表達的不是理論，而是一種觀念與立場。這種學理分析的缺乏，固然與《總目》的撰寫體例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四庫館臣把這種批評視為無須辨析、理所當然的常識或共識。這種鄙視評點的非理論化的學術立場，恰恰在文學與文化上具有獨特而複雜的內涵。

反評點的學術風氣始於明代。如明代吳應箕說：“大抵古人精神不見於世者，皆評選者之過也。弟嘗謂張侗初之評時義，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嘆也。彼一字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為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19)這是《四庫全書》編纂之前學者的聲音，而在《四庫全書》編纂的同時或稍前後，反評點的聲音也相當尖銳，且已不再侷限於對某一評點對象的批評，而是對整個評點方式的反思。王元啟(1714-1786)《祗平居士集》卷十四《示學者書》：

自周漢以迄唐宋，讀書者要在求其義訓而已。姬公之《爾雅》，孔子之《翼傳》，卜子夏之《小序》，以及漢、唐、宋諸儒傳、注、箋、疏之文皆是也。惟其志在求解，故雖有所得，各有淺深，要皆循循然不敢放言高論。至南宋而乃有圈點評贊之文，引學者之心思於浮誇馳競之場。以至有明中葉以後，坊選濫行，雌黃雜出，黃口小兒，學語未成輒復放神高遠，妄肆品題。其所為文，必求句句可以著圈而加贊。其實有識者觀之，知其文理不通而已。(20)

他認為評點對讀者和作者兩方面都產生不良影響。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為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祗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21)章學誠《校讎通義》卷四《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古人讀書不憚委曲繁重，初不近取耳目之便，故傳注訓故，其先皆離經而別自為書，至馬、鄭諸儒，以傳附經，就經作注，觀覽雖便而古法乃漸亡矣。評論文字，抑揚工拙，雖為道之末務，然如摯氏《文章志論》、劉氏《文心雕龍》，亦離文而別自為書。至真、謝諸公，就文加評，因評而加圈點識別，雖便誦習，而體例乃漸褻矣。”(22)認為評論本身就是“末務”，而發展到圈點，就更是每況愈下了。

明清以來，攻擊評點之學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它與時文的關係，這也是四庫館臣批評評點的套語。科舉對於評點之學起了重要的刺激作用確是事實。如元代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二在為生員所開列的六日為一週期的《讀看文日程》中，有三日的功課包括了“夜鈔點抹截文”(23)；在卷二《讀作舉業日程》中，也多要求“批點”、“抹截”(24)。可見“批點抹截”本來就是舉業的重要功課。評點之學與時文有密切關係，這是可以肯定的。不過，評點之學的淵源乃至其所涵攝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評點既不始於時文，其所評也並非都是時文，評點之學，尤其是詩文評點早在南宋就非常發達，遠早於八股之學。評點之學是自成體系的，並非受到八股文的影響才興盛，倒是八股之學利用評點之學的形式。然而在四庫館臣話語系統中，評點之學差不多等於時文之學，這就不免以偏概全。這種學術觀念產生的影響很大。比如，曾國藩乾脆把評點之學的產生歸為明代中期的制藝：“竊嘗謂古人讀書之方，其大要有二：有註疏之學，有校正之學。……逮前明中葉，乃別有所謂評點之學。蓋明代以制藝取士，每鄉、會試，文卷浩繁，主司覽其佳者，則圍點其旁以為標識，又加評語其上以褒貶，所以別妍媸、定去取也。濡染既久，而書肆所刻四書文莫不有批評圍點。其後則學士文人競執此法以讀古人之書，若茅坤、董份、陳仁錫、張溥、凌稚隆之徒，往往以時文之機軸，循《史》、《漢》、韓、歐之文。雖震川之於《莊子》、《史記》，猶不免循此故轍。又其甚則孫鑛、林雲銘之讀《左傳》，割裂其成幅，而粉傅其字句，且為之標目，如《鄭伯克段》、《周鄭交質》云云，強三代之人以就坊行制藝之範圍，何其陋與！我朝右文崇道，巨儒輩出，當世所號為能文之士，如方望溪、劉才甫之集，與姚姬傳氏所選之古文詞，亦復綴以批點。賢者苟同，他復何望？蓋習俗之入人深矣。”(25)又認為“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26)。曾國藩把評點之學的產生完全歸之於明代時文，雖然立場更為明確，但所述可以說離事實就更遠了。四庫館臣所代表的把評點與時文捆綁到一起的觀念，給當時評點家以巨大的壓力。這裡可舉一例。姚鼐(1732-1815)本身是推崇評點的，他在《答徐季雅書》中說：“震川閱本《史記》，於學文最為有益。圈點啟發人意，有愈於解說者矣。可借一部臨之，熟讀必覺有大勝處。”(27)他的《古文辭類纂》原先也有圈點(28)。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敘》：“道光初興縣康撫軍刻姚氏《古文辭類纂》，本有畫段圈點。後數年，吳啟昌重刻於江寧，以為近乎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29)姚氏讚賞評點，而且親自評點《古文辭類纂》，但後人最終還是以“用姚先生命”的理由捨棄圈點，這種舉動，正反映出當時人們的一種認識，那就是圈點“近乎時藝”。

本文最後一個問題也是本文的核心問題是：為何在評點問題上，四庫館臣的立場頗為“曖昧”？他們沒有否定過評點之學，但在具體的評論上又採取了偏向反評點的立場。 《四庫全書》的編纂正值乾隆盛世，目的是要確立一種主流的正宗的思想意識。而評點之學起源較晚，盛極於明代，又廣泛流行，屬於後起的流行文化的組成部分。四庫館臣出於建設雅正文化的需要，所以對大量具體評點著作的態度，基本是批評或者蔑視的。《總目》對宋人評點比較寬容，對明清人比較嚴厲，其中批評最為激烈的是針對竟陵派的評點著作。四庫館臣強烈貶斥以文法評點儒家經典和以時文之法評點文章的著作，以評點學為時俗之體，把評點之學與晚明文風、時文俗體捆綁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評點”成為惡諡。《總目》所反映出來的立場，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與官方文化反對時俗、流行大眾文化以及對於功利色彩太強的文化形式的鄙夷，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清人對於明代尤其是晚明文風與士風的蔑視。

當然，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問題還有另一面是：在具體書籍的評點上，四庫館臣站在偏向批評的立場，但他們又從未在基本理論上完全地、公開地否定評點之學。對於眾多評點著作的蔑視，並不等同於對評點之學的整體否定。對此，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樣的事實——從清代最高統治者到四庫館臣以及一些激烈反對評點之學的批評家自身並沒有完全拋棄評點這一形式。比如康熙“御選”的《古文淵鑑》“每篇各有評點”，《四庫全書總目》主撰者紀昀也評點過《李義山詩集》、《後山集鈔》，《蘇文忠公詩集》、《瀛奎律髓刊誤》等書，他在《史通削繁序》中說對該書“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硃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

註釋：

①以下簡稱《總目》，所據版本為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

②參考拙作《論〈四庫全書總目〉在詩文評研究學術史上的貢獻》，載《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③《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訓門人三，2783頁。

④《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朱子十七，訓門人八，中華書局1986年版，2877頁。另外《朱子語類》卷一百四也說：“某自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硃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⑤參考拙作《評點之興》，載《文學評論》1995年第1期。

⑥《朱子語類》卷十，學四，讀書法上，175頁。

⑦《總目》卷二十三明林兆珂《考工記述注》提要中，又說：“此編因《考工記》一書文句古奧，乃取漢唐註疏參訂訓詁以疏通其大意，於《記》文皆旁加圈點，綴以評語。蓋仿謝枋得批《檀弓》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蒙誦習，以當古文選本，於名物制度絕無所發明。”認為該書旁加圈點與評點，是模仿謝枋得“批《檀弓》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似乎‘沒有強調謝書為假託之作。

⑧劉辰翁評點著作甚多，明人匯刻《劉須溪批評九種》，包括《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老子》、《莊子》、《列子》上下卷、《世說新語》三卷、《李長吉歌詩》四卷、《王摩詰詩》四卷、《杜工部詩集》二十卷、《蘇東坡詩》二十五卷。另外今存評本有《放翁詩選集》八卷、《別集》一卷、《王荊公詩文》五十卷。

⑨對劉辰翁的評點雖然有批評，但語氣並不嚴厲，而且劉辰翁評點《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羅椅、劉辰翁評點《放翁詩選》仍列在正選之中。

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50冊，第213頁。

(11)該書現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50冊。

(12)中華書局1995年點校本，第26頁。

(13)參見拙作《對“文本於經”說的文體學考察》，載《學術研究》2006年第1期。

(14)《牧齋初學集》卷二九《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389冊，第514頁。

(15)《南雷文定》前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397冊283頁。

(16)王夫之著、戴鴻森箋註《姜齋詩話箋註》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頁。

(17)《總目》對於那些列入“存目”的書籍大都要列出其弊病，有趣的是，《總目》所羅列往往是以那些看似堂皇實是格套的理由。像晚明之風、評點習氣都是四庫館臣批評書籍的最佳藉口，在這裡理論分析已被批評套語所代替。文學批評套語本身雖然不具理論價值，但其中仍包含有豐富的內涵。

(18)《四庫全書》個別書籍也採用了五色標註法。《御選唐宋文醇》提要：“此集其文有經聖祖仁皇帝御評者，以黃色恭書篇首。皇上御評則朱書篇後。至前人評跋有所發明及姓名事蹟有資考證者，亦各以紫色、綠色分系於末。”（《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不過，這是特殊的處理方式，並無普遍性。

(19)《樓山堂集》卷十五《答陳定生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冊，第443頁。

(20)(21)(22)《續修四庫全書》第1430冊，第579頁；第448冊，第174頁；第930冊，第808頁。

(23)(2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09冊，第496頁；第709冊，第497頁。

(25)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二〈文學下〉引曾國藩語。《續修四庫全書》551冊，第530頁。

(26)《曾文公文集》卷二《謝子湘文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537冊，第594頁。

(27)《惜抱尺牘》卷二，《叢書集成續編》第130冊，第905頁。

(28)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古文辭類纂》其啟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714冊，第469頁。

(29)《拙尊園叢稿》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561冊，第290頁。姚鼐的受業門人吳啟昌道光五年所作《刻古文辭類纂序》說：“舊本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見嶽麓書社1988年版《古文辭類纂》第985頁附錄。李承淵《校刊〈古文辭類篡〉後序》也說：“吳氏刊本，系先生晚年主講鐘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見嶽麓書社1988年版《古文辭類纂》第979頁。

(30)《續修四庫全書》第448冊，《史通削繁》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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