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經濟數據塵埃落定。
重慶逼近廣州、寧波反超無錫、天津青島失速……
縱觀1979年至2019年的經濟數據，上海GDP頭名的地位從不曾旁落，北京也始終把持著第二名的位置，而“中國GDP第三城”的競爭卻異常激烈。
1979-2019年，天津、重慶、廣州、深圳都曾登上“中國GDP第三城”的位置/搜狐城市制圖
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40年時間裡，天津、重慶、廣州、深圳都曾“追名逐利”，坐上“中國GDP第三城”的位次，但時過境遷，如今有的後勁十足，有的卻逐步落寞。
01、工業經濟支撐下的天津
1978年，天津市汽車製造廠，紅極一時的“雁牌輕卡”於此誕生，這款雙排座輕型載貨車，榮獲了由國家經委頒發的“優秀新產品金龍獎”。
1984年，天津汽車工業再進一步，從日本引進微型兩廂轎車Charade1.0（直譯“夏瑞特”）全套製造技術。彼時，中國大陸合資或合作生產汽車的僅有北京吉普生產的切諾基，以及上海大眾生產的桑塔納。
兩年後，紅色的兩廂小轎車夏利在天津汽車製造廠下線，起名成了一個難題。時任天津市長的李瑞環給了個建議：“自己生產轎車，華夏得利，中國人得利，就叫夏利吧”。
“打個夏利”曾是“打的”、“打出租車”的代名詞/網絡
夏利問世後，一度被稱之為“國民轎車”，全國29個省區市曾將其列為出租車使用，穿梭於城市街頭的紅色夏利是那個時代的專屬記憶。
自此，夏利成了當時天津工業經濟的一張名片。
其實，天津工業經濟的實力自近代以來就十分強勁，只不過時代的註腳從曾經的麵粉、紡織，變成了80年代的兩廂轎車。
據1949年11月3日發表的《天津日報》介紹，1947年天津市合乎工廠法的工廠數為1211家，佔20個主要沿海城市工廠總數的近9%，天津工人數為57658人，佔20個城市工人總數的8%，僅少於上海，均位列全國第二位。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將恢復經濟和推進工業化視為自己的使命，並以政權的力量集全國之力進行工業化建設。在此背景下，天津的工業經濟藉著戰略東風，一同成長。
到1957年，天津工業總產值達37.94億元，比1949年增長4.8倍。天津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24.6%，“經濟效益與上海同列全國之冠”。
但好景不長，在全面實行計劃經濟的20年間（1958-1978），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被壓抑，社會生產效率低下，天津工業經濟的發展自然也十分緩慢。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進行改革開放，一場廣泛深刻的改革大幕就此拉開。
在改革如火如荼的80年代，天津工業經濟開始重拾活力。
1978至1981年，天津全市工業總產值增長26.85%，利稅總額增長72.18%,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遞增4.6%，超過了1957年至1978年平均遞增2.2%的速度。
經濟體制的改革逐步打破了過去僵化低效的格局，但天津開放的紅利，卻稍稍遲來一步。
1980年，中央和廣東省一些領導幹部間的多次互動，促成了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的創立，深圳也自此加入了“中國GDP第三城”的征途。
但直至4年後，中央才把一部分特區政策擴大到天津、廣州等14個沿海開放城市，天津終於趕上了開放的浪潮，並趁勢興辦起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1986年8月，鄧小平視察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並揮毫題辭“開發區大有希望”。此後，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港保稅區基礎上建成的濱海新區，也成了日後天津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章節。
在1979至1987年的9年間，天津憑藉雄厚的工業經濟基礎以及沿海地區開放大潮下的機遇，始終佔據著中國GDP第三城的位置。與此同時，蟄伏於西南一隅的重慶，憑藉著大三線建設運動中積累下的重工業以及軍工業優勢，GDP排名一直位居全國第四，時刻等待著反超的時機。
02、重慶的政策驚喜
1983年2月下旬，地處重慶近郊、總透著幾分莊重和神秘的潘家坪招待所，一下子住進了中央、四川省及重慶市三級，共計230名官員。
終於，重慶等來了日後衝擊“中國GDP第三城”的良機。
潘家坪招待所建立之初，主要接待對象是來渝視察工作的中央領導，以及來渝指導工業建設的前蘇聯專家/網絡
其實，自從劃歸四川省後，重慶已很少舉辦這樣大規模、高規格的會議了，而此次會議的契機，就是半月前《關於在重慶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意見的報告》的獲批。
其中，一大強有力的措施就是同意重慶市計劃單列戶頭，即把重慶市作為一個相當於省一級的計劃單位，在國家計劃中單列戶頭，在制定和執行計劃、管理經濟上，賦予重慶相當於省一級的權力。
置身於全國火辣辣羨慕目光中的重慶，自此成了中國首個計劃單列市。那些日子裡，重慶人談的最多的是“副省級”，熱衷於強調新被賦予的經濟管理權限，語氣裡滿是那種孩子長大終於掙脫了爹媽約束的爽氣感覺。
畢竟在四川省行政管理體制的掣肘下，重慶的重工業基礎沒能大展拳腳，經濟發展總是差口氣。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電力分配。那時重慶在四川總網中用電，而四川電力緊缺，一旦吃緊，四川就拉重慶的閘，現代工業一旦無電，還談何發展？
1980年代初，在全國15個重要城市中，重慶固定資產排第5位，工業總產值和職工人數排第7位，但勞動生產效率卻排名最末位。而同期的深圳已喊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
那時，四川所有地市州中，重慶最富，財政收入每年上10億，但每年需上交省裡6個億，補貼省裡嗷嗷待哺的貧困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因而當時的重慶維持簡單再生產就已捉襟見肘，更別提技術改造、擴大生產規模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了。
而此番體制上的鬆綁，版圖面積增大，審批權限放開，重慶經濟開始與四川省漸行漸遠，變得更加自主。蓄勢已久的重慶也爆發出了前所未有的潛力和創造力。
首先，計劃單列一方面使重慶市可以選擇直接向中央申請立項，另一方面也讓重慶手裡有了更多的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1982年重慶城市建設投資2,969萬元，到了1988年，這一數據就變為11,918萬元，增長了301.4%。並且，第一個基礎設施建設決策就是大手筆，重慶決定在當時的江北縣新建國際機場，規模為當時西南之最，一期工程預算達2.6個億。
此外，經濟體制改革輔助重慶衝破了商品流通體制與外貿體制的藩籬。1983年，重慶出臺了《重慶市改革物資流通體制實施意見》，在朝天門碼頭附近建立了第一個“重慶工業品貿易中心”，加速物資與資金的週轉。同年，國務院批准重慶為直接對外貿易的內陸口岸，打通了重慶通往國際市場的通道。
1988年，重慶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從1982年的327,676萬元增長至938,980萬元，同年底，重慶同國外簽訂的勞務合同共有68項，總金額高達9,236萬美元。此外，重慶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也在逐步優化，以農副產品和機電產品的出口比重為例，1986-1988年，重慶的農副產品出口比重由10.6%降到8.6%，而機電產品的出口比重則由6.4%提高到17.4%。
體制改革釋放出的經濟活力，推動了重慶市生產力迅速發展，改革啟動後的五年內，即1984-1988年，重慶市GDP年均增速達到16.95%，超過天津。
終於在1988年，重慶實現了夙願，一舉頂替了天津，躍上了“中國GDP第三城”的位置。而就在重慶頂替天津的第二年，天津再次丟了老四的位置，被“千年商都”廣州超越。對於“中國GDP第三城”，廣州同樣虎視眈眈。
03、廣州的“外向”性格
1989年，廣州火車站附近，倒賣香港時裝的“倒爺”們忙於搭棚、擺攤銷貨。
同年，廣州站對面的白馬山項目動工，四年後，建築面積6萬平方米、有2000 間店鋪的白馬市場開門迎客，成為中國大陸首個室內商場式服裝批發市場，銷售各種版式的外貿服裝。
在廣州商貿緊俏的年代，白馬山成了一座金山。
“羊毛衫還沒到店鋪，就已經被搶光了。只要有領有袖，衣服做成了衣服，不管你做成了什麼版型，都好賣。”一名服裝經營者曾如此回憶當年的盛景。
當時，廣州商界還流傳著一種說法：廣州租金最貴的地產不是豪宅、酒店或中信大廈，而是專業批發市場。
1993年白馬市場開業現場/紡織服裝週刊
白馬市場的火爆，得益於當時廣州服裝加工貿易的繁榮，而廣州也憑藉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走出了短缺經濟的惡性循環陷阱。
改革開放初始，廣州和全國一樣，都處於供給約束型經濟態勢之下，各類商品幾乎都短缺到了憑票證供應的地步。出現這種短缺狀態的原因在於，國內儲蓄嚴重不足，社會資本存量太少，即便全部產業裝備“三班倒”運轉也無法彌補需求缺口。
在此背景下，引進外資和通過外貿渠道促進高水平裝備投資，無疑是快速而有效的手段。
於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基本確定後，作為中國傳統的對外窗口城市，廣州在引進外資和發展外貿方面迅速走在了全國前列，並最終促成了廣州經濟態勢的轉變。
1980年5月， 廣州提出“全黨動員，大辦外貿，儘快把廣州建設成為一個外貿出口基地”的口號。
1984年12月，《國務院關於廣州市對外開放工作報告的批覆》下發。批覆支持廣州引進先進技術，同意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同意廣州實行計劃單列，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這一批覆對促進廣州改革開放與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1986年，廣州市制定的《廣州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再次強調了對外經貿對廣州市發展的重要意義。《戰略》提出，從1986年到20世紀末，廣州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是以對外經貿為導向，以科技、教育為依靠，以工農業為基礎，以輕紡工業和第三產業為重點，大力發展能源、交通運輸業。
有了明確的發展目標、特殊政策紅利，再加上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廣州大力引進外資，對外外貿迎來了跨越性發展。
1980年至1990年，廣州市外資投資額從4,190萬元，迅速增長至73,942萬元，翻了近18倍。廣州市外貿出口商品總額也從24,302萬美元，一路增長至57,723萬美元。
在外資外貿因素的促進下，廣州市GDP隨之水漲船高，一路超越瀋陽、天津、重慶，在1991年，正式登上“中國GDP第三城”的位置，並開啟了長達25年的統治時期。
在此期間，重慶直轄、天津重金打造濱海新區，都沒能擾了廣州的美夢，直至攪局者深圳的衝擊。
04、創新驅動下的深圳經濟
2004年，深圳華強北，每天會有3-5款新手機在這裡誕生。
依靠當時深圳的元器件產業，華強北的老闆只需要選配不同的元器件、電池和外殼，就能組裝出成品手機，成本也低到了幾百元一臺。
那是一個山寨機瘋狂的時代，當年市面上熱銷機型幾乎都慘遭複製，像諾基亞N73、N95等熱門機型，市面上最多時有數十款複製機在熱賣。
當時，平均每天有50萬人次的客流彙集到華強北，懷揣發財夢的淘金者摩肩接踵，眼睛裡散發著的都是對金錢的渴望。
而華強北，正是深圳“從模仿開始，到自主創新”發展思路下的時代產物。
華強北商城/視覺中國
其實，在特區初創時期，“沒資金、沒技術、沒設備”的深圳選擇了類似廣州的發展模式，即憑藉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土地、廠房、人工等綜合成本優勢，迅速攫取“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產業帶來的紅利，成功殺出了一條血路。
但隨著1995年特區優惠政策取消，深圳經濟開始顯現頹勢，當時深圳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調整產業結構，更多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但產業結構的升級，難以一蹴而就，2002年，在艱難轉型中，深圳露出幾絲疲態。當年11月，一篇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在人民網強國論壇發佈，引發了深圳市政府、市民對深圳未來的審視與反思。
據時任深圳市政府辦公廳主任的唐傑介紹，“必須承認那一階段深圳有往重化工業發展方向上轉的念頭，比如希望做強做大汽車製造業。但後來因為缺乏重化工業的基礎，索性放棄了。”
那時廣州向重化工業轉型成功，成為中國第三大汽車製造基地。深圳沒有選擇跟進，依舊把希望寄託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上，加大研發投入。
2016年，深圳全年用於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達到了800億元，僅次於北京、上海，位居第三。研發強度方面（研發投入/GDP）方面，深圳達到了4.1%，僅次於北京，位居全國第二。
而同期廣州的研發投入僅為451億元，位居北上深和天津之後，排名全國第五。研發強度方面，廣州僅為2.3%。
也就在這一年，深圳首次超越廣州成為“中國GDP第三城”，並一直維持至今。
往事悠悠，“中國GDP第三城”的競逐下，天津、重慶、廣州都已是過客。如今，天津深陷經濟降速的泥淖，GDP排名被擠到前10邊緣，重慶穩紮穩打，緊追廣州；廣州則處於“標兵已遠、追兵已至”尷尬境地，險守GDP第四名的位置。
而這一次，深圳又能在位多久？
[1] 70年經濟歷程：數據與啟示，財新週刊
[2]夏利之死：跌落神壇只需二十年，財經雜誌.
[3]近代工業在天津的興起和工業城市地位的形成，天津經濟
[4]從京津關係演變看天津在中國北方的經濟定位，中國經濟史研究
[5] 1980年代，天津城市再現新崛起，界面新聞
[6] 20世紀80年代重慶計劃單列對渝西地區的影響研究(1983-1988)，重慶大學
[7]重慶計劃單列始末，紅巖春秋
[8]站南路16號：一座服裝城裡的廣州故事，虎嗅
[9]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歷程與經驗，廣州經驗
[10]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廣州外貿與外資利用研究，國際經貿探索
[11] 中國電子第一街“華強北”：曾經有多輝煌 如今就有多失落，36氪
[12]深圳“不惑”:從“改革之都”到“創新之城”，中國發展觀察
[13]深圳2016年修訂後GDP破2萬億 首次超越廣州成第三城，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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