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她有一个诗样的名字：樊锦诗。
与她名字挨着紧紧的还有三个字叫莫高窟。
她本是出生优渥的上海娇小姐、北大高材生。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一待就是将近60年。
她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她说，“每一个洞都是一个博物馆。”
今年已经82岁的樊锦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
但是她还是留了下来。
对于莫高窟，她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功德无量。
82年前，樊锦诗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十分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并写得一手好字。他希望自己的双胞胎女儿以后可以饱读诗书，便给孩子起名叫“樊锦书”、“樊锦诗”。
樊际麟原本在北平的工部局工作，当北平沦陷后，因为拒绝与侵略者合作，他便决定带着全家到南方谋生。
小的时候，樊锦诗的身体不是很好，在读小学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但是这种病并没有什么药，医生给樊际麟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输入同样得了小儿麻痹小孩子的血液，从而获得抗体。
这也是当时救樊锦诗最好的办法。
但是家里人找遍了这些孩子，没有一家愿意给她输血。
无奈下，医生说只能让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输血，因为家人和她住在一起，实际可能也感染上了，只是抵抗力好，没有犯病而已。
就这样，双胞胎姐姐的血救了樊锦诗一命，而且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她也一直觉得腿脚怪怪的。
“但也是这样的腿，从上海走到了北京，又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
高中毕业后，樊锦诗自作主张的填报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刚刚20岁的樊锦诗独自乘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4年后，在北大毕业前的考古实习中，24 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
踏入敦煌的那一刻，樊锦诗被眼前的景色震撼到了。
她说， “在那里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喜悦。”
1年后，樊锦诗毕业了，因为实习的时候表现突出，文物研究所所长点名要求她来敦煌，学校却想让她留校。
在荒远的敦煌和北京之间，樊锦诗选择了前者。
当这个消息传到樊际麟耳朵里时，却把这个当爸爸的吓坏了。
他担心女儿的身体在荒漠中吃不消，就直接给学校写了信希望可以将女儿留在北京。
但是樊锦诗直接把信件扣下了，义无反顾的奔向了敦煌。
她还说“我去敦煌是服从国家分配。”
在去敦煌前，还有一个人让她牵挂，那就是他的男朋友彭金章。
毕业后，彭金章分配到了武汉大学，两人在北大分别的时候，樊锦诗跟他说就去两三年，回去后就去武汉相聚。
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一分别是19年。
在敦煌，樊锦诗过得日子是真的苦。
她住在一个破庙里，喝的是盐碱水，住的是土炕，晚上点的是油灯和蜡烛，在晚上的时候有时还会有老鼠掉下来。
因为敦煌的水碱性很大，樊锦诗洗完一头长发后总是黏黏的，为了方便打理，她干脆剪了特别短的运动员头，从那时起，她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
白天的时候进石洞的工作要爬用树枝做成的蜈蚣梯，因为太过害怕反复上下，樊锦诗便改掉了之前早上喝水的习惯，这样便可忍着一上午不上厕所。
3年后，樊锦诗和彭金章约定的期限到了，看着樊锦诗没有一点回来的意思，彭金章马上就奔向了敦煌。
见到樊锦诗后，彭金章觉得她已经变得“土”连他都不认识了，便劝她赶紧回到城里去。
但等樊锦诗带他看了莫高窟后，那种历史的感觉同样让彭金章震撼不已。
但是彭金章还是选择回到了武汉。
1967年，两人结婚了。在第二年便有了第一个孩子。
樊锦诗说，那时候她也动过离开的想法，“我就是个普通人，其实我是想走的，但是当时政治情况特殊，没人管调度我走不了。”
既然走不了，就要当好它的守护人。
此后，两人便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这样的分别一直持续了19年。
“再不团聚的话，都快退休了。”
1986年，彭金章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自己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成为“敦煌女婿”，同时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研究商周考古改为研究佛教考古。
在这位“女婿”的努力下，也让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
樊锦诗说：“这样的丈夫，我想了想，是提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家安稳了。
樊锦诗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石窟的研究中，在她的带领下我国的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领域都有了新进展。
其中一本《敦煌石窟考古全集》更是让学界泰斗饶宗颐连连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这本书更是填补了敦煌历史上没有一部科学、完整、系统地著述敦煌石窟全面资料的出版物的空白。
1998年，当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
因为莫高窟的名声越来越大，所以当地政府打算将敦煌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进行商业开发。
得知这一消息后，她便寝食难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她说，一旦上市，莫高窟就变成了一个摇钱树，必定人满为患，敦煌是人类的财产是不可以拿来做交易的。
为了让大家了解保护的重要性，她走遍了所有相关的部门，她不辞辛苦的像人讲解这个石窟脆弱的现状。
“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为了省钱，她北京、兰州两地跑却只住在20块钱的招待所里。
在这样的努力下，她让莫高窟上市的计划彻底泡了汤。
但为了让大家了解莫高窟，她选择继续在国际中奔走，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对莫高窟率先实现人员限流。
但即便限流，每天的游客数量也让她忧心忡忡。
“1979年开放，也就一万多人次；1984年是10万人次；1999年2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15年已达到115万人次。我想，这么看下去洞窟不就看坏了吗？”
为了留住莫高窟，她带领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建立数字中心，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
但这个工程投资巨大，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樊锦诗却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实现全景漫游。
她说，“作为守护人，不保护好莫高窟，就是罪人。”
2017年，彭金章被查出患有晚期的胰腺癌。几个月后，彭金章离开了人世。
樊锦诗含着泪说：“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寒；长大以后娶了我两地分居，家不像个家；他自己开创的考古专业为了我中途放弃；还没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晚年又得了重病。”
料理完彭金章的后事后，仅过了一个月樊锦诗便又回到了敦煌。
“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在彭金章得病的那年，一向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樊锦诗上了一次《朗读者》。
上节目的原因是因为“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此后，樊锦诗的双胞胎姐姐见到了妹妹。
问她：“心里可有心酸不平？”
她说：“无怨无悔。”
一个樊锦诗，半部敦煌史。
她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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